材料一：
人类文明史上最早的超新星记录发生在公元前14世纪，以当时的甲骨文刻划，该甲骨文记录的意思是有新的大星出现于大蝎座旁。我国古人习惯于把这类突然极明亮地在天空出现一段时间然后又慢慢消失的星体形象地称为“客星”。
超新星爆发是银河系里最壮观的天象，是恒星演化到晚期所发生的最后一次爆发。近二十多年来，在多次的国际会议中，各国学者相当频繁地提到了著名的中国超新星AD1054以及它的遗迹——蟹状星云，AD1054就是我国史籍中所记载出现于宋代的“天关客星”：
至和元年五月己丑(1054年7月4日)，(客星)出天关东南，可数寸，岁余稍没。《宋史•天文志》
嘉佑元年三月辛未(1056年4月11日)，司天监言“自至和元年五月客星晨出东方，守天关，至是没”。《宋史•仁宗本纪》
天关客星可见期共达22个月。1731年，英国贝维斯在金牛座发现了一个云状物，后被命名为“蟹状星云”，因为其外形象蟹。1921年，瑞典天文学家注意到蟹状星云的位置与1054年天关客星的位置相近，估计它们可能有联系。之后，邓肯和哈勃等测出蟹状星云的膨胀速度。根据蟹状星云的大小和已知的膨胀速度，1942年，荷兰天文学家奥尔特证认蟹状星云就是1054年超新星爆发的遗迹。1968年蟹状星云脉冲星的发现，进一步加强了这一论证，因为利用该脉冲星的自转周期和自转周期变化率的测定值，根据快速自转中子星的磁偶极模型，可以成功地解释蟹状星云和蟹状星云脉冲星的能量来源，同时算出该脉冲星的年龄与天关客星爆发至今的时间间隔相近，有力地说明蟹状星云是公元1054年爆发的超新星的遗迹。因此，1054年我国天关客星的发现，为超新星遗迹和中子星的起源与演化提供了有力的历史证据和宝贵资料。
(摘编自汪珍如《中国的古客星记录与现代天文学》
材料二：
利用古代天象记录解决现代天文学问题这一方法有其必要性，是由现代天文学学科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这种特点主要体现在这样两个方面：其一，现代天文学是一门对天体进行观测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研究的学科；其二，现代天文学的观测与研究对象大都经过漫长的演化过程，要更精确地了解天体运行的规律，或者提出一种理论往往要在长时段的观测积累的基础上，而理论之正确与否也有赖于观测资料来加以验证。人类的观测能力是有限的，而对古代天象记录进行现代天文学意义下的研究，则尽可能地化解这一矛盾。
古代留下了非常丰富的天象记录，这构成了应用这一方法的可行性。由于天象的重要星占价值，历代官修史书均有专门的部分(“天文志”“五行志”“灾异志”等)来记载象征着天命转移的天象，尤其是特殊天象更是受到历代史官的重视。客星记录也不例外。
欧洲、阿拉伯等文明中世纪乃至之前时期的天文记录的缺失，使得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古代记录具有唯一性。对此，英国天文学家克拉克与斯梯芬森曾专门讨论过。正像中国古代拥有大量丰富的天象记录在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于文化的原因，其他文明天象记录的缺失之原因也大抵如是。
上述必要性、可行性与唯一性使得古代东亚(尤其是中国)的天象记录在现代天文学视野下具有特殊的应用价值，也使得古代天象记录作为观测数据而成为现代天文学的一部分。
(摘编自吴燕《中国的古客星记录的现代研究》)
材料三：
古代的科学思想方法或理论能被用为现今理论形成的一部分时，也可以把它看作是“现代的”。我国汉代的数学著作《九章算术》创造了一种有别于古希腊逻辑演绎体系的算法，这种算法比较机械，却正符合计算机的程序化。吴文俊先生利用增乘开方法与正负开方法在HP25型袖珍计算器上编制程序，竟可以解高达5次的方程，而且可以达到任意预定的精度。他说：“继续发扬中国古代传统数学的机械化特色，建立机械化的数学，是本世纪以至绵亘整个21世纪才能大体趋于完善的事。”
科学史研究还可以为现代科学提供研究资料。1955年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看到我关于中国历史上的超新星纪录和射电源关系的论证之后，兴奋地说：“建立在无线电物理学、电子学、天体物理学的‘超时代’的最新科学——无线电天文学——的成就，和伟大中国古代天文学家的观测纪录联系起来了。”王元等3位院士指出：“通过我国古天文资料的整理和分析，现代所得的一些天文现象的研究得以大幅度‘向后’延伸。这种‘古为今用’的方法应受到广泛重视。”近几十年来，利用中国古代的天象纪录来研究超新星遗迹、太阳黑子活动的周期等问题，已成为各国的热门课题。
除以思想方法和资料运用与现代科学相交叉外，科学史还以本身的研究工作为现代科学与社会的相互影响提供借鉴。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可以有很具体的应用科学史是20世纪才建立起来的一门现代学科，与数理化地生相比，只是一个后生小辈，但它发展很快，研究领域在不断扩充，研究方法在不断地现代化，如计算机手段、量化分析等只要我们思想清楚，方向正确，不懈努力，相信我国的科学史事业的发展一定会更快更好。
(摘编自席泽宗《科学史与现代科学》)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宋史中关于“天关客星”的记载，因罕见而引起中外学者关注，对现代天文学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
| B．尽管中国古人对“天关客星”的观测目的与现代天文学家并不相同，但古今观测的结果大体相同。 |
| C．古代天象记录是现代天文学学科建立的基础，可以帮助人们了解天体运行的规律，验证相关理论。 |
| D．阿拉伯等文明中世纪乃至之前时期的天文记录之所以缺失，很大程度上是受文化因素影响。 |
| A．材料一引述“天关客星”的史料时，在古代纪年日期后标注公元纪年日期，体现了作者严谨细致的写作态度。 |
| B．材料一附上关于客星记录的甲骨文图片，既佐证了文本相关内容，又让专业性很强的学术文章更加通俗易懂。 |
| C．在阐述中国古代天象记录的应用价值时，材料一具有从古到今的纵向视野，材料二则进行了中西方的横向比较。 |
| D．我国古代天文、算术等诸多领域有丰富成果，但在现代仍未得到充分发掘利用，说明我国科学史研究大有可为。 |
| A．李约瑟认为，不能轻视中国从汉到元、明制作星图的传统，欧洲文艺复兴以前没有能与中国星图传统相提并论的东西。 |
| B．中国保留了世界上最悠久完整的地震记录，既为工业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历史材料，也为地震预报研究提供了详实的材料。 |
| C．中国古代丰富的太阳黑子记录，填补了世界相关领域的空白，成为现代天文学太阳黑子活动11年周期规律的有力佐证。 |
| D．《左传》中对月食有系统的记载始于公元前720年，这一时间与古希腊著名天文学家托勒密首次记录月食的时间相一致。 |
5．学校开展“学史增信”系列活动，若以“我看中国古代科学史料”为题发言，请结合材料列出发言要点。
相似题推荐
材料一：
文化反哺是我们这个社会急剧变迁的时代独有的现象，它的产生一方面同亲子两代人各自的身心特点有关，另一方面更是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所造就的。就前一个因素而言，由于亲代受到传统和经验的束缚，加之文化程度和理解力的限制，其价值观和社会行为模式难以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相比之下，子代对新事物却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和吸收能力，他们不会受制于既有知识的掣肘。如此，对年长的一代来说，当出现与旧有的经验不一致的新知识时，新知识可能被视为是怪异的；但对脑袋里根本没有旧框框的年轻一代来说，新知识则是天经地义的。
要想解释文化反哺的产生动因必须回到社会的维度上来，回到与社会变迁及因变迁而带来的大众传播媒介的普及和同辈群体的重要性凸显等结构性因素上来。只有在这样的因变迁而发生改变的结构性因素下，我们才能够说明文化反哺产生的真实原因。
造就文化反哺这一代际颠覆景观的首要动因是1978年的改革开放启动的以转型为标志的大规模的社会变迁。社会的急速变迁，或者说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大转型，导致了在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旧习惯和扑面而来的新规则的并存于世，而它带来的两个相互依存的结果是：一方面使亲代原有的知识、经验甚至价值判断丧失了解释力和传承价值，另一方面使子代第一次获得了“指点”父母的机会。这其实就是社会变迁引发“文化反哺”现象出现的外在的宏观背景。
中国社会最近40年来的变化是举世瞩目的。它在以极快的速度将年长的一代从传统带入现代，使他们以往近乎奢望的理想变成现实的同时，也废弃了他们在前半生中获得的许多知识和经验，在孩子面前他们感到自己成了无法留下精神“遗产”的第一代人。许多父母都感到孩子们遇到了改革开放的大好时代，因此他们超过自己是必然的。进一步说，正是这场延宕40年至今仍然没有结束的社会转型，加之中国融入世界之后迎来的同样巨大的全球化浪潮，在使形形色色的新旧传统都渐渐变成不适应社会进步的旧习惯之时，也为各种各样新规则的诞生奠定了基础。而成千上万当年饱受旧习惯之苦的年长一代，今天又开始面临新规则的无情挑战。
文化反哺究竟有什么样的社会意义？从表层意义上说，文化反哺的意义起码有二：其一，它提高了年轻一代在家庭及社会中的代际地位；其二，它提高了年长一代适应变迁社会的能力。从深层意义上说，文化反哺最重要的社会意义在于它改变了文化传承的方向，或者说造就了一种全新的文化传承方式。
（摘编自周晓虹《文化反哺：生发动因与社会意义》）
材料二：
中国目前正在发生的文化反哺是社会的急剧变迁给中国人带来的独特心理体验，是学术界不能忽视的研究命题。通过对200个家庭亲代（传统世代）和子代（E世代）共计400个样本的问卷调查与配对比较发现：亲子两代中不但存在显著的新媒体采纳代沟，也存在显著的新媒体使用代沟；在此基础上，亲子两代所掌握的新媒体知识差距显著，导致家庭内的文化反哺显著多于文化哺育。
年龄、教育和收入等人口特征对数字代沟与文化反哺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新媒体采纳和使用的代沟在父母为50后、子女为80后的家庭中最大，在父母为70后、子女为00后的家庭中最小。或许是因为50后父母已经放弃学习新媒体知识，缺乏接受文化反哺、弥补数字代沟的主观意愿。数字代沟最大的家庭内文化反哺并不是最多，而在父母为60后、子女为80后的家庭中文化反哺程度最高。调查发现，子女教育程度和收入不但能影响数字代沟，而且能影响文化反哺，但父母教育程度和收入仅能影响数字代沟。
学者们早就认识到数字鸿沟其实是人们社会经济地位差距在新媒体领域的延伸，本调查结果证明，亲子两代的教育差距是造成数字代沟的最主要因素。近年来中国大学持续扩招，在我们调查的200个家庭中，由50后、60后和70后组成的亲代中，受过大学教育的仅23.1%；而子代中，受过大学教育的高达56.0%，其他人则多在中小学阶段，将来也极有可能进入大学。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家庭内亲子两代教育程度的差距还将增大，这将继续拉大数字代沟，并诱发更多的文化反哺。
诚然，不断加剧的数字代沟对于许多中国家庭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但研究显示，文化反哺有可能成为缓和亲子冲突、改革家庭结构的难得机遇。在子代对亲代日益频繁的文化反哺过程中，施教与受教角色的互换非但没有对家庭产生破坏性的影响，反而富有建设性地改造了被“三纲五常”固化异化的亲子关系。我们很高兴地看到，文化反哺程度越深的家庭，亲子双方所感知到的亲子关系越和谐，而且父母也越能够尊重子女。传统世代如果能以更开放的心态来看待这场家庭内“静悄悄的革命”，那么就会发现，“E世代”借助新媒体所发起的挑战，不是为了夺权，而是为了赢得本应属于他们的平等与尊重。
（摘编自周裕琼《数字代沟与文化反哺：对家庭内“静悄悄的革命”的量化考察》）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亲子两代身心特点不同，受既有知识制约程度不同，对新事物的敏感性和吸收能力也不同。 |
| B．文化反哺最重要的社会意义，不是改变文化传承的方向，就是造就一种全新的文化传承方式。 |
| C．50后父母的教育程度和收入情况影响着数字代沟，但并不影响新媒体采纳和使用的代沟。 |
| D．子女教育程度越高，数字代沟可能就越大，亲子两代的教育差距是影响文化反哺的首要因素。 |
| A．当旧传统逐渐不再适应社会进步时，已获知识和经验被废弃的众多年长一代，便会面对新规则的挑战。 |
| B．调查发现，数字代沟的大小与文化反哺的多少不构成比例关系，数字代沟适中的家庭文化反哺最多。 |
| C．中国改革开放年代里发生的文化反哺现象，作为一场“革命”将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存在并滋长着。 |
| D．如果亲子两代不存在明显的新媒体采纳与使用代沟，就不会产生数字代沟，也就不会产生文化反哺。 |
| A．1985年春节，爸爸不允许我买西装；今年夏天，父亲在他75岁生日家宴上对叔叔说，在我指导下他自己学会并习惯了打领带。 |
| B．用公鸡、太阳、月亮图案代表早、中、晚的服药时间，用圆圈数量代表服药数量：自去年女儿手绘漫画，明示父母按时服药。 |
| C．60后的张师傅说，小时候跟同学辩论常用的语言是“我爸爸说”，而今天与同事们交流时“我儿子说”成了自己的口头禅。 |
| D．大一学生小丁在疫情期间，教会了外婆上网、发微信、QQ聊天和玩游戏，现在外婆时常在网上与邻居分享她代购的商品。 |
5．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说：“在变迁中，习惯是适应的阻碍，经验等于顽固和落伍。顽固和落伍并非是口头上的讥笑，而是生存机会上的威胁。”请结合材料对文化反哺现象的阐述，谈谈这句话揭示的问题并提出解决的办法。
【推荐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易卜生有个著名剧本《娜拉》在近代中国很受重视，写的是女主人公不甘心做“丈夫的奴隶”而离家出走。它被人热烈地赞誉为“女性的自觉”。
娜拉的离家出走，是有反抗性的，但它是不是就表明了妇女的解放？鲁迅比许多人清醒得多。他在《娜拉走后怎样》的讲演中，以更宽广的视野尖锐地指出：“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一只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以走。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如果经济制度改革了，那上文当然完全是废话。”
鲁迅的观察是深刻的。他所谈的不只是一个妇女解放问题，而且引导人们思考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小我”和“大我”的关系。
在当时的中国，对绝大多数人来说，离开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离开社会的改造，连生存都没有保障，哪能有什么个性解放和个人前途可言？国家好，民族好，个人才会好。于是，“改造社会”“建设新社会”的呼声越来越高，代替“个性解放”，成为更多先进青年关心的焦点。
（摘编自金冲及《五四运动百年祭》）
材料二：
中国封建社会抑制人性的自由发展，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中女性处于失语的状态，女性自由意识的觉醒是在“五四”时期。
萧红出生于一个封建地主家庭，倍受歧视与冷眼、束缚与压抑。父亲将她许配给富商与小官僚之子、小学教员汪恩甲，期间她经历逃婚、纠缠不清、对簿公堂、遭人遗弃等痛苦挣扎过程，是萧军将萧红挽救于水火之中。两个文学青年一见钟情，尽管他们仍旧为生计而奔走，但萧军宽广的肩膀成为她漂泊途中的依靠。但时间一长，性格差异导致摩擦渐多。萧军跟友人们讨论起萧红的文章，口气中常含着不屑，并且在感情上逐渐旁逸斜出。这使萧红觉得人格受到欺辱，二人经常为此争吵。看似柔弱的萧红以“娜拉式出走”的方式逃出“围城”。
写作的道路让她看到了黑暗中的一抹亮色，不用攀附男人，找寻到自身的价值和尊严。萧红从1933年开始创作到1941年病逝，在不到10年中，她以小说《王阿嫂的死》开始，以小说《小城三月》终结，《生死场》《呼兰河传》奠定了她在文学中的地位。萧红用作品书写女性面对屈辱生活的觉醒，在四处碰壁、头破血流的挣脱过程中，也证明了女性追求自我解放、获得自由道路的漫长和艰辛。为了真正获得自由，女性必须摆脱几千年封建积习，必须有摆脱对男性依赖的勇气，经济独立和政治地位的提升是女性获得自由的前提。
（摘编自《从“娜拉式出走”透视萧红的女性意识》）
材料三：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女性在继承五四新女性精神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地从女性的角度去重新审视自己、认识自己，开始执着于对不甘受人摆布的中国妇女命运的探索，执着于对女性人的价值与尊严的成长之路的探求。
林道静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她单纯天真，怀着个性解放、婚姻自由、做一个“自己养活自己的有尊严的人”的理想，毅然离家出走，经历种种磨难，终于由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功地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作为一名女性，林道静在社会的大熔炉中，在各种艰难、困苦和挫折中，一步步成长起来。在这个成长过程中，有至关重要的三次决裂。
第一次是与封建家庭的决裂。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的林道静自幼深受后母的虐待，养成了孤独倔强的脾性，中学教育培养了她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所以当养母为她包办婚姻时，她毅然离家出走。第二次是与余永泽的决裂。林道静在走投无路中被北大学生余永泽搭救，并与他相爱而同居。余永泽温存体贴，但她追求个性解放的思想和倔强的性格，使她不甘成为“温暖淡雅”的小屋里丈夫的附庸，她对下层劳动人民的同情与余永泽的自私冷酷，又使他们在感情上出现了严重的裂痕。如果没有外界新的因素的加入，这种种不和谐的因素即使激化起来，至多导致她“娜拉式的出走”，并不能解决出走后的出路问题。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影响越来越大，吸引了许多仁人志士投入革命的洪流，因此当苦闷于小家庭琐碎生活的林道静一接触到卢嘉川等共产党人和革命青年，她便深深地被他们所从事的革命活动吸引，这次决裂是林道静摆脱个人的狭小天地，把自己的理想、出路、要求同民族解放事业联系在一起的关键一步。
林道静的第三次决裂是与小资产阶级自我的决裂。这种自我的表现形式主要指她投身革命后狂热的个性和个人英雄主义，以及脱离实际的幻想。在卢嘉川等人对她因势利导的批评教育之下，她在饥寒交迫中忠实地为党工作，在宣传和动员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革命实践中，顽强历练，一步步与小资产阶级自我决裂，最终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摘编自刘娜《从莎菲到林道静——论中国女性的成长之路》）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梳理，正确的一项是（ ）A． |
B． |
C． |
D． |
| A．鲁迅视野宽广、目光清醒，他站在个人和社会关系的层面，既不认同娜拉离家出走的反抗性，更不认同出走就意味着妇女的解放。 |
| B．人们保障生存、解放个性、发展个人前途是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社会改造的前提，所以青年们关心的焦点发生了转变。 |
| C．女性自由意识无法觉醒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封建社会抑制人性的自由发展，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中女性处于失语的状态。 |
| D．萧红用作品书写女性的觉醒，也用自己的人生经历证明了女性自我解放、获得自由的可能性，她的自身经历为创作提供了动力。 |
| A．材料一介绍了鲁迅对娜拉出走的深刻见解，鲁迅以小鸟为喻，生动形象地描述了娜拉出走后可能面临的命运。 |
| B．材料二结合女作家萧红的经历谈女性解放的出路，意在强调女性自由意识的觉醒出现在“五四”时期。 |
| C．材料三认为林道静如果没有至关重要的三次决裂，就很难由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成长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
| D．材料二、三中萧红和林道静都出身于地主家庭，都反抗包办婚姻，都曾与爱人情感不和，都实现了自我成长。 |
5．光明中学举办语文学科文化节，王丽同学想写一篇小论文，内容是：女性要想获得真正的解放，需要哪些因素共同促成？请你结合材料观点，帮助她拟写几条分论点。
材料一：
叙事的概念本是从文学研究的领域产生的。法国文学批评家热拉尔•热奈特指出“叙事”是“某人讲述某事（从叙述行为本身考虑）的事件”。叙事是叙述者通过讲述故事的方式让受述者感受故事背后的深刻内涵和人文思想。教育叙事则是叙事学概念的发展和延伸，是叙事学运用到教育领域的一个范例。20世纪80年代，教育界掀起了一股教育叙事的热潮，这股热潮于90年代传入中国，并对中国现有教育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丁钢认为“以叙事的方式回归教育时空中各种具体的人物、机构及事件，叙事本身所揭示的各种教育存在方式或行为关系，以及当事人在此行为关系中的处境与感受，便成了教育学文本所要表达的‘意义’”。邱瑜指出“教育叙事研究的基本特点是研究者以叙事、讲故事的方式表达对教育的理解和解释。它不直接定义教育是什么，也不直接规定教育应该怎么做，它只是给读者讲一个或多个教育故事，让读者从故事中体验教育是什么或应该怎么做”。
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教育叙事一直存在，《论语》就是教育叙事的典型文本。从传统的学术认知看，《论语》是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儒家经典，其中记载了大量孔子及其弟子之间的教学活动，可以说《论语》是关于孔子的教育叙事。在师者孔子与弟子的互动事例叙述中，孔子的教学思想、教学方法与教学原则鲜明生动地印刻于故事诠释中，简短浅显的教育叙事之下却蕴含着诸多深刻的教育思想。
（摘编自苏婷婷《孔子教育叙事研究一以＜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篇为例》）
材料二：
《论语》是对孔子教育活动的再现，也是对孔子教育思想的概述，故而我们可以说《论语》是关于孔子的教育叙事，其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以下简称《论语•侍坐》章）堪称孔门教育叙事的典范，集中体现了孔子诸多优秀的教育思想，为我们今天的课堂教学提供许多借鉴之处。《论语•侍坐》章是一次比较完整的教学活动，整场教学从孔子“问志”切入，以众学生各自“言志”为展开，最后以孔子“评志”答疑为结束。
在教育目的上，孔子强调经邦济世，即希望培养德才兼备的君子拯救人世，治理国家。《论语•侍坐》章秉承培养德才兼备的君子的目的观，在孔子询问其弟子理想时，教学目的清晰明确，使学生各言其志。“言志”，即学生的理想教育课。讨论由孔子“问志”引出。在整场讨论活动中，孔子让学生各言其志、畅谈理想，认真听取每个学生的见解，在“评志”中态度明晰，肯定曾点，其实也是将孔子的道德观传播给学生，最后完成一堂以“各言其志”为教育目的的高效课堂。
“侍坐”指学生陪坐在老师近旁，这种教学方式是对传统课堂的突破，师生平等，氛围轻松。孔子在讨论开始之前用“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轻松导入，鼓励众人打消身份顾虑，大胆言说。师生平等的课堂环境是有效课堂教学的基础，师生平等能够调动学生课堂参与度，营造轻松和谐的课堂氛围，让学生敢于倾诉、辩论、质疑，养成思辨思维。
孔门弟子三千，性格、资质各有不同，《论语•侍坐》章所记载的孔子的四个学生就是志趣不同、性情各异的典型代表。子路轻率急躁，冉有谦虚谨慎，公西华委婉曲致，曾皙高雅宁静，孔子都坚持以学生为本，因材施教。针对四人的“言志”，孔子充分尊重学生的理想，“亦各言其志也已矣”，并不失分寸地赞扬、鼓励。对于学生丰富多彩的个性特征，孔子的教育也不是千篇一律，空洞说教，而是因人而异，因材施教。子路才华超群，志向远大，自信满满，可是莽撞冲动，孔子回以一个意味深长的表情“哂之”，既肯定学生的才能和实力，又含蓄地批评了他说话冲动、毫不谦让的态度。
教师是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和引导者。《论语•侍坐》章中，孔子秉承组织、引导的原则，巧妙提问，循循善诱。讨论开始前，将问题以简洁明了的形式抛给学生，并且创设问题情境，给学生提供明确的思考角度与立足点。在子路回答后，孔子没有急于评价，干扰其他学生思维，而是引导、组织其余学生各言其志。在讨论中，孔子根据学生回答，及时抓住时机，循循善诱，既对课堂节奏充分把控，又能调动学生的思维，激发学生独立思考。
（摘编自张静《〈论语侍坐）章教育叙事特点及启示》）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教育叙事中的叙事概念与文学研究领域中的叙事概念，最大的区别在于是否具有具体的教育目的。 |
| B．教育叙事是叙事学在教育领域的运用，尽管这股潮流源于国外，但在中国早就存在教育叙事的文本。 |
| C．教育叙事研究不涉及教育“是什么”“怎么做”等问题，对教育的理解需要读者自己从故事中体验。 |
| D．孔子是教学活动的引导者而非主导者，因此在提出问题后，就把课堂完全交给了学生，让他们独立思考。 |
| A．从叙事到教育叙事，再到教育叙事研究的特点，材料一第一段中对概念的解释层层深入，让读者更容易理解。 |
| B．《论语·侍坐》章呈现了一次较为完整的教学活动，以“问志”为问题导人、“言志”为讨论内容、“评志”为活动小结。 |
| C．《论语侍坐》章可看作一次理想教育课，课上学生曾点的看法符合孔子经邦济世的思想，因此得到肯定。 |
| D．孔子充分尊重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四人的理想，每听完一个人的见解，就会认真地进行评价。 |
| A．某教师课堂上讲述司马迁《史记》中“孔子问礼于老聃”的故事。 |
| B．某教师坚持写教育日记，记录日常教育、生活和管理的故事。 |
| C．韩愈在《师说》中用“古之圣人”与“今之众人”的对比教导李氏子蟠。 |
| D．邹忌用自己“吾与徐公孰美”的故事讽谏，劝齐王纳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