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1918年底，学者梁济问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其后整个20世纪，中国与世界几乎都在动荡巨变中度过。

百余年后的今天，世纪疫情叠加百年变局，乌克兰危机更将亚欧大陆拖入动荡边缘。“这个世界会好吗？”再次成为时代之问。

“在中华文明的现代进步与道德影响力下，这个世界可以变得越来越好。”年近九秩的国际著名哲学家、“第三代新儒家”代表人物、夏威夷大学哲学系终身教授成中英先生日前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时指出，中国既有儒家的“仁心”，又有道家的“道心”以及法家的“信心”，能够对世界繁荣发展产生可观的影响力和转化力。这样的世界显然会更好的。

现将访谈实录的一个问题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您怎么看百余年前的“梁漱溟之问”？在国际局势复杂多变的今天，您认为这个世界会好吗？为什么？

成中英：梁漱溟在五四时期接触到西方文化。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他认为人的生活态度有三种，构成三种人类文化，即西洋文化、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第一种生活态度是把人生的意欲投向未来，尽量求其满足，因此建立了科学与民主。两者可以通向未来的开放社会，这就是西方文化的意欲。中国文化则致力于调整自我的意欲，改变自我以适应环境，以达到平和的生活目标，安于现状，不思改变。印度文化是人类“最后的出路”，目的是根本消除人的意欲。因此不必设计未来，也无需刻意适应环境，而是取消自己的意欲，回归到一个根本的寂静生活，以至永远。基于这一理论，梁漱溟对父亲梁济的回答显然是：中国人不能走印度的路，但却需要向西方学习，面对未来生活。他说“世界会逐渐变好”，是有理论基础的。

这个世界会变好吗？我认为，本质上可以变好。因为世界本身的存在和人类的存在是一体的，人和人之间的彼此关联也是自然和真实的，问题来自于人自身的缺陷。由于不能知己也不能知彼，更由于不理性的“恐他”心理，以及历史上一些错误认知所形成的习惯，人们制造了自身的问题。这个世界因此不可能自动变好，而在于人和人之间的共同努力。

我们也不能把变坏的责任完全归之于一个方向。的确，西方人喜欢战争，自私逞强，这是历史事实。就中国人而言，我们该有一种能力，来消解西方人的逞强态度和自私心理。一旦这种理解建立起来，世界就会变好。一旦这种理解消除，西方也可能变色不认人，不但破坏环境，也将以对方为敌，戕贼生命。因此，即使是较好的发展，也要注意其可持续性，从一个长远的眼光来防止突变。

当然就当前情况来看，21世纪从开始到现在20多年并不太平。首先这是中国复兴的时代，也是西方对中国不满的时代。中国的成功激化了西方人的怀疑和敌意，造成对中国统一的威胁。其实中国统一对他们并不一定带来害处，反而有很多可以想象的好处。可是由于西方人本身的不自信，产生了对中国的负面态度。这是西方人的不幸，也是世界的不幸，当然也是中国人的不幸。因为这种态度也影响到中国人的生存、和平与发展，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剥夺了中国对世界作出贡献的机会。只有中国不断强盛，民众文化心理不断变强，才能安顿西方人的焦虑和疑心，进而共同实现对世界的积极建设，对宇宙空间的积极探求，为人类长久的幸福作出贡献。

作为一个站在时代前沿的古老国家，我们应该相信，中国能够自给自足，更有余力维护弱小的民族。中国既有儒家的“仁心”，又有道家的“道心”以及法家的“信心”，能够对世界繁荣发展产生可观的影响力和转化力，这样，这个世界显然会变得更好的。但由于20世纪的痛苦教训，中国也必须警觉这是一个危险的世界，随时面对它的突变，发挥强大的平衡作用，这是人们可以期待和依靠的。在中华文明的现代进步与道德影响力下，这个世界可以变得越来越好。

【参考资料】中国在疫情初期就与世界卫生组织保持了密切合作，及时发布了疫情信息并与其他国家分享了防控经验：中国向多个国家提供医疗援助和防护物资支持，包括口罩、防护服、呼吸机等；中国呼吁全球加强合作，共同抗击疫情，支持世界卫生组织领导的全球抗疫行动：中国还主办了一系列国际疫情应对研讨会和视频会议，促进国际社会分享经验和协调行动。

材料一：

面对当下社会文化，媒介批评应该涉及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甚至经济学的一些范畴，其中对文化市场化运作的关注，是媒介批评无法忽略的一个重要方面。这里的经济因素和心理因素是交织在一起的，不是物质与精神的绝然二分。而传统的文化批评只是善于揭示艺术背后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动因，勾勒各种文化思潮的多副面孔，往往有意无意掩盖了艺术和经济之间的关系。

美可以无功利，但批评必须保持清醒认识。面对当下的社会文化完全不同于在闲暇时间里面对一朵玫瑰花，复杂的社会文化语境不能用简单的批评模式来应对。文化的经济化和经济的文化化改变了传统语境，各种新媒介新手段的崛起，已拓展了艺术与欲望之间的表现领域，使得资本有了呼风唤雨的空间。同时，新媒介新手段的崛起也打破了原有的文化形态和文化格局，让传统文化的艺术表现倍感失落。在当代艺术领域，特别是影视领域，大资金的介入和运作有时是赤裸裸的，更多的时候是模拟或再造文化和艺术评价体系，如专家评论、学术研讨会、权威媒体的采访和专访等等，通过艺术评价体系来改变媒介环境楔入社会的心理。

在当代文艺界，经常的情形不是先有创作，后有批评，而常常是艺术行为和艺术评价互相影响同时出现，有时艺术评价甚至前置。这里不仅仅是指广告，也指大资本精心谋划下的大型文化活动和文化事件，即便对文化资本的运作需要保持警惕，但当今社会文化也离不开媒介批评。

媒介批评不是包罗万象的批评，它对当下社会文化的阐释，更多从新兴媒体功能和路径分析着手，并不取代以往的一切批评，只是提醒人们，在观念的艺术向技术的艺术演变过程中必须开拓新的批评范畴。

（摘编自蒋原伦《媒介批评与当代文化》）

材料二：

非遗文化是一定地域内的民众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一种文化形态，包括习惯、信仰和情感等。经过漫长的演变，非遗文化形成了独特且完整的文化系统。随着环境与民众生活方式的转变，非遗文化需要不断地调适自身，并寻找到新的传播方式，以适应文化发展的需要。当前，非遗文化开始通过短视频平台这种覆盖面大、传播面广、且有很强用户基础的新兴媒介进行传播与传承，体现了非遗文化与新媒介文化的融合。这样的融合使得非遗文化在主体结构、形态样式与社区模式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主体结构方面，非遗传承人、社区成员等原生主体的权力开始弱化，再加上部分原生主体文化自觉的缺乏，最终导致其主导地位的丧失，取而代之的是拥有资源、技术等方面优势的短视频平台。形态样式方面，原生语境与实践土壤逐渐虚化，历史与环境赋予非遗文化的功能、价值及意义逐渐失去；而短视频平台为了追求美，不断加剧向视听觉化转变，将大量具有装饰性和表演性的元素混入非遗文化，甚至为了功利过度包装，强化唯美娱乐功能，往往造成其所建构的非遗文化只是部分或片面的结果。社区模式方面，文化原生环境要求以“在场”接触体验的方式去获取非遗文化，强调仪式感与庄严感，而短视频平台说到底只是一种线上的展示，弱化了大众的“在场”体验感。

我们不反对非遗文化与新媒介文化融合，也不反对短视频平台在展现非遗文化时展示商业价值，但也应该警惕新媒介文化对非遗文化的主体结构、形态样式及社区模式干预与重排所带来的问题。非遗文化因为对新媒介平台技术、资源及受众的依赖，只能不断调适自身来迎合新媒介文化。最终，非遗文化不断被变异、被解体、被丧失，甚至被同化入新媒介文化体系之中。而非遗文化逝去的部分如果没有新的文化因素来接替其功能，极有可能造成一个民族传统文化的缺失或没落。

所以在主体结构方面，短视频平台需要确立明确的非核心主体角色意识，即认识到自身仅为非遗文化在现代社会中传播与传承的后援力量，自身的价值应该是非遗传播的辅助者，帮助非遗传承人及非遗社区成员更好地进行非遗实践。在形态样式方面，应该从一开始就杜绝非遗在短视频平台视听觉化转向的发生，要求短视频作品在策划与制作中禁止过分包装、极致渲染的视听觉追求，而尽量真实、整体地展示非遗，或者由专业研究机构联合非遗传承人讲述非遗文化内在的价值、意义，从而使非遗文化体系得到完整且原真的维系、传承和弘扬。在社区模式方面，可以开展相对应的非遗线下活动，从而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完成非遗社区这一系统性的文化保护与传承工程的建设。总之，只有两种文化以平等且相互尊重的姿态进行融合，才有可能让非遗文化从虚拟性重回现实性。

（摘编自杨帆《新媒介文化与非遗文化的互动与调适：基于短视频平台上非物质文化遗产异变现象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