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越来越多的信息显示，集东方美学与现代时尚为一体的国潮正成为连接中国和世界的新的文化桥梁。根据有关数据，国潮在过去十年的关注度不断上涨，并且海外市场正在不断升温。从2018年“李宁”在纽约时装周完成以“悟道”为主题的时尚走秀开始，中国元素的服饰设计、电视电影、动漫游戏等国潮产品逐渐走出国门，得到越来越多海外青年人的认可。TikTok等互联网平台的全球普及也正在加速这种趋势。以游戏为例，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发布的《2020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自主研发游戏的海外市场销售收入达155亿美元，同比增长33％，过去10年间增长约100倍。由此可见，国潮已经从单纯的中国产品和品牌象征，发展为以青年力量为支撑的中国美学时尚风潮，从而构成中华民族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符号。

国潮可以说是顺应青年群体的审美品位和个性特征，对传统文化进行的再创作和再表达。比如故宫、三星堆等博物馆基于中国经典文物元素设计开发文创产品，河南电视台用视听语言重新复原唐朝风貌，央视春晚通过高科技将传统山水意境融入现代舞台等。因此，国潮在深层代表了一种民族文化的再生产，表现为时间维度促进文化传承和空间维度扩大传播影响力的双重过程。当传统文化以国货为载体实现符号转译和意义再造，就逐渐形成新的、被广泛认同的融合性社会思潮，进而在一定程度上脱离原本的商品属性获得建制性的文化影响力。

这种新的文化现象依托青年群体发展壮大。根据以往的实践经验，以韩流、动漫、美剧等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在中国拥有广阔的受众市场，而中国的流行文化却很难突破中西方的文化壁垒。从这个角度来说，国潮立足青年群体尤其是Z世代（指1995年至2009年间出生的人群）的审美取向和文化旨趣，不仅为未来的国际传播创造了新的中国特色的符号中介，同时切中全世界青年人共同的“潮”“酷”等个性化诉求，为超越国家层面的文化再生产开辟出潜在空间，比如中国本土的设计师和时尚品牌已经引起海外市场的广泛关注。同时国潮在操作层面也通过激活青年群体的自主性和创造性为青年主导的国际传播模式探索了可行的路径。

（摘自人民日报《国潮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

材料二：

在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研究员刘黎明看来，国潮不仅是消费潮流，也是一种价值观、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国潮的兴起，正是中华传统文化价值观和中国美学广为传播的契机。“国潮成为一种席卷年轻人的流行浪潮，当然不只是靠卖产品，它必然引领了生活风尚。”刘黎明说，“有些所谓的国潮产品可能更迭很快，一个品牌没火多久就销声匿迹了。但这没关系，因为国潮产品也是商品，商品是可以被替代的。”在她看来，国潮文化作为年轻人文化认同感的一部分，一旦产生就不会因某些品牌被淘汰而轻易消逝。

“国潮是中国产品、中国品牌、中国美学、中国文化的综合呈现。”王昕总结说。他认为，国潮是多种符号的统一和再现，其中包含中华传统文化认同层面的符号，比如民族图腾式标记的民族符号；还有中华传统文化和现代时尚融合的符号；以及代表中国国家形象的符号，比如中国、中华字样等激发中华民族群体性认同的符号。“冰墩墩和雪容融就是中国形象的情感对应物，消费者的购买热情如此高，正是看重它们丰富的情感内涵和象征价值。”王昕说。

（摘自光明日报《年轻人为何热衷国潮》）

材料三：

在王昕看来，国潮这几年的发展，在商业文化的升级、社会文化氛围的营造方面，已经有了一个不错的开局，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国潮设计元素表面化、泛娱乐化、符号空洞化等。”王昕分析说，“在国潮席卷而来的大背景下，我们要保持高度的理性，既要看到其中折射的文化认同、民族情感，以及对于整个文化发展带来的利好，也不能忽视其中裹挟着的一些文化隐患。”

如何用好国潮文化符号？国潮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在哪里？“要有计划地进行集群化、规模化、系列化的开发。”王昕认为，目前国潮文化中的文化形象和符号还较为分散，其开发也呈现一种散点多发状态，围绕某一个文化元素成体系、成规模的开发还比较少。“国潮之后的发展需要更好的顶层设计，而不只是自下而上、自发生成的潮流。”王昕解释说，文化产业的发展在各个国家都有共性的发展轨迹，就是从自发地聚集，到政府有效规划和顶层设计的规范引导。政府有效介入和规范化引导是潮流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促进因素。“现在国潮的发展已经到了通过顶层设计实现更好发展的历史时机。这可以让国潮文化产业实现进一步的升级。”王昕说，目前国潮文化中浮于表面的设计元素和文化形象居多，中国元素的内核还可以进一步挖掘。

（摘自光明日报《年轻人为何热衷国潮》）

材料一:

“地摊经济”的“三低”特质，让它具有一些独特优势。创业门槛低，没有店铺租金的压力，没有太高的学历、技能要求，很多人支个小摊、打开私家车后备厢就能卖货；失败风险低，船小好调头，从业者即便失利也能迅速“满血复活”；商品价格低，能让居民拥有更多选择，享受更多实惠。

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城市要有便利的设施、靓丽的外表，更要有寒冬里的庇护、黑夜中的光亮。“琴棋书画诗酒花”固然重要，“柴米油盐酱醋茶”本是最基本的民生考量。特别是在当前统等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中，各地都在狠抓“六稳”“六保”落实，更不应让—些管理方面的顾虑拖累“保民生”的步伐。

成都前段时间就因有序放开“地摊经济”收获点赞。3月15日，成都市城管委发布新规，允许商户摆地摊、临时占道经营。成都总府路每到晚上10点，各种美食开始“接管”街道，开启“夜宵”模式。饮食男女们一拨接一拨，试图在餐桌上把2020年被疫情占据的春天“吃回来”。两个月来，不仅保障了近8万人就业，更让餐饮业复工率达到98%。

事实上，国际范儿与烟火气本来就是并行不悖的。放眼全球，从泰国清迈的周末集市，到美国百老汇跳蚤市场，再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大巴扎，世界各地都有“地摊经济”。原汁原味的市井生活不仅让本地居民直接受益，也让外地游客流连忘返，有些集市还成了世界著名的打卡“地标”。

当然，放开“地摊经济”不意味着一放了之，城市管理也不可缺位。成都去年就开始实行街头艺人“持证上岗”，允许占道经营；同时也明确了安全前提，如不占用盲道、消防通道，不侵害他人利益，做好疫情防控和清洁卫生工作等，并规定了占道时间。这些细化的举措都值得其他城市借鉴。

随着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让每个人的小期盼与城市的大情怀交融，让微观的民愿汇入宏观的民生，才能让每个人在城市中体会到更多的归属感，在人间烟火中拥有属于自己的“小确幸”。

（摘编自《“地摊经济”让城市更有活力》）

材料二:

地摊经济指通过摆地摊获得生活收入来源的一种经济形势，以前，流动商贩占道经营一直受城市有关行政部门严监管，因其常存在影响城市市容等问题。2020年，为适应常态化的疫情防控形势，中央文明办在今年全国文明城市测评指示中，明确要求不将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商贩列为文明城市测评考核内容。

据有关新动态，目前全国各地区针对地摊经济已经陆续出台相关政策引导与规范。随着地摊经济有序发展，同时零售巨头纷纷加入，共同促进地摊经济的转型升级。电商巨头纷纷加入，先后推出了地摊经济扶持计划。

6月2日京东发布了“星星之火”地摊经济扶持计划，组织超500亿的货源，并提供数亿元进货补贴。新路通还联合京东数科为每个小店提供最高10万元的无息赊购，预计该计划将服务百万个便利店和百万家地摊。5月26日美团宣布启动“春风行动”百万小店计划，与地方政府联合推出消费券通过引流为小店增收。美团到店综合业务联合本地生活服务商家开展“安心消费月”计划，为复工复产小店提供流量扶持，美团联合金融机构提供了累计209个额度的优惠利率扶持贷款，外卖新开的用户还可获得一个月免息贷款。5月29日，阿里巴巴发地摊经济扶持计划，将在1688网站推出“地摊批发专区”，并提供超过700亿元免息赊购。阿里1688将全部通过工程直供的“新批发”模式触达“摊主”。

（摘编自《京东苏宁美团等企业助力地摊经济扶持计划》）

材料三:

当前“地摊经济”在一些地方热闹起来，这固然有其生存发展的价值，但并非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定位，也有不同的发展阶段，一旦脱离实际，一哄而起、盲目跟风，就会适得其反，“蚕食”来之不易的治理成果，

城市治理也如同烹小鲜，必须精准施策，用心用情。特别是对于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特大型城市而言，精细化管理方是正道。目前，各大一线城市均未盲目跟风，也没有发布所谓“地摊地图”，一些城市更明确对乱摆摊说不。这是清醒的。

“提高城市管理水平，要在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上下功夫。”无论摆摊设点还是社区环境，都关乎市民生活品质，关乎市民良好体验。无论扰民现象还是交通拥堵……看似不是大事，却都与民众生活休戚相关。因此，城市治理须下足绣花针般的功夫。当城市治理像绣花一样精细，让城市的“主动脉”通畅、“毛细血管”发达，各个“器官组织”都能听“脑”指挥，这样的城市显然更宜居、更有舒适度。

“地摊经济”如果一哄而起，各个城市多年积累的精细化管理成效就会功亏一篑。其利弊得失，须细加研判。在新冠疫情冲击下，如何保民生保就业，最根本的，恐怕还是要在推动复工复产、复商复市等方面加大力度。近日，北京市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消费季”，将一直延续到年底，且每个月都有各类消费节，这是值得各地借鉴的。

梁思成先生说过，城市是一门科学，它像人体一样有经络、脉搏、肌理，如果你不科学对待它，它会生病的。显然，惟有构建科学高效的治理之道，城市才能更健康。简单的一哄而起，必然导致一哄而散，这是需要避免的。

（摘编自《央视热评：“地摊经济”不能哄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