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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儒家文化既是一门修身立德之学，又是一门治学求道之学。孔子更是视学习为“修己安人”之根本，并形成了“乐学弘道”的学习观。孔子从“十有五而志于学”，始终秉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论语·述而》）的好学、乐学之学习态度，坚守求道、弘道的学习目标，最终达到了知行合一、成人成己的理想学习境界。孔子的学习观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孔子认为学习要秉持乐学情感，注重愉悦的学习情感体验。乐学不仅被莘莘学子奉为治学圭臬，更是孔子所推崇的最佳学习境界。《论语》开篇即言：“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论语·学而》）孔子十分注重学习所带来的内心的愉悦感，并且将学习本身看作一件快乐无比的事，认为经常温习所学知识能让学习者发自内心地感到快乐。孔子还进一步阐释了学习的三个不同层次：“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在孔子看来，乐学的前提是勤奋好学，“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孔子认为自己在学习天赋方面和普通人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做到了勤学、好学、乐学，因而才有了博学多识的美誉。

其次，学习要坚守“道”、志于“道”，致力于达“道”和弘“道”。孔子认为乐学、善学，终其一生，要对“道”这一正确学习方向执着追求。在孔子看来，学习的过程亦是致力于求道的过程，是追求真理、明确目标、坚定方向和信念的过程。在学习中，只有内心坚守正确的方向，秉持仁义道德，立志于对“道”的追寻，才会最终学有所成，享受精神的富足。孔子特别强调学习以“闻道”，认为“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论语·子张》），只有内心坚定正确的学习方向，加之日积月累的勤奋学习，才有可能“闻道”。闻道之后就应努力“达道”“弘道”，“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论语·季氏》）。

最后，学习的最终归宿是知行合一、学以致用，将学习践行于现实生活中。孔子不仅强调好学、乐学以丰富学识，充盈精神世界，而且还特别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在孔子看来，“言”是“知”的一部分，言行统一即是要求知行合一。“知”是“行”的前提和基础，“行”是“知”的最初目的和最终归宿，只有做到知中彰显行、行中体现知，心怀正确的“知”，践行实际的“知”，才会达到实践观的理想学习境界。

（摘编自刘萌、王琇清《论孔子的乐学弘道学习观》）

材料二：

《论语》最打动笔者的，不是孔子超乎常人的好学之心，而是孔子的治学格局。无志不成学，治学的格局决定了“学”的范围与成绩。孔子以天下之学为志，志向高远，却非好高骛远，他将“好学”做到了极致，“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便是对孔子治学的生动诠释。

在做学问时，孔子敏而好学，精益求精，面对不翔实的知识，他始终坚持“阙如”的态度。所谓“阙如”，是指空缺而不言。在孔子看来，治学严谨、实事求是、直面自我才是做学问该有的态度。一直以来，我们都强调要清除疑难，总是以欣赏的眼光看待那些敢于补“阙”、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人，但孔子告诉我们，保持“阙如”的态度更为难得。“阙如”并非放弃求证，而是对于一些无法求证、确乎不知的问题要保持真实空缺的态度，也就是孔子所说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李商隐五律诗《街西池馆》第三联“太守三刀梦，将军一箭歌”，前句化用西晋王濬“三刀梦”的典故，按照律诗格律，后句也当用典，但“将军一箭歌”所化用的典故，至今无人知晓。在注解此句时，清人朱鹤龄、冯浩均注“未详”，姚培谦却将此句联系到薛仁贵“三箭定天山”的典故。朱、冯二人的治学态度受到推崇，姚氏则深为后人诟病。孔子还将“阙如”的治学态度延伸到为人处世中，孔子从不避讳自己之“阙”，而是正确面对错误并积极改正，他说“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可以说，孔子“过与更”的思想展现了他直面自己过错，不文过饰非的勇气。

孔子的“博学”理念是十分先进的，“学无常师”“万物皆可学”，孔子的“博”显示出其思想的先进性和超越性：“博”是“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尽美矣，又尽善矣”“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孔子不仅在立志向学方面践行“博”，还在教育弟子方面践行“博”。这种“博”体现在“有教无类”“因材施教”，还体现在“一以贯之”“吾无隐乎尔”。作为我国历史上创立私塾第一人的孔子，他用他的“博育”打破了当时官府贵族垄断文化教育的局面，而“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无疑是孔子“博育”的最好成果。

（摘编自王赣萍、徐梦婷《论〈论语〉中“志与学”的建构》）

材料一：

从夏商直到春秋时期，文学传播以口头传播为主。那时虽然有了甲骨、金石、竹木简及帛丝等文字载体，但是由于受到各种限制，它们在文学传播方式中还不能居于主导地位。《汉书》中有“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全在竹名故也”。也就是说，《诗经》虽然在秦代被焚毁，但是汉代还能完整保留下来，就是因为人们口口相传，不完全是依靠竹帛的记录。

西汉以后，直至唐代，随着统治者对文学典籍的重视，特别是造纸技术的不断提高，萌芽于先秦时期的抄写才真正成为文学传播的主要方式。魏晋时期甚至出现了“佣书”，即专职抄写员。“佣书”的出现大大加快了文字的传播速度。当时著名诗人谢灵运的作品为世人追捧，出现过“每有一诗到都下，贵贱莫不竞写，宿昔之间，士庶皆遍”的场面。

至于雕版印刷，有史可考的说法是源自唐初。进入五代时期，雕版印刷得到了统治者的鼓励。到了宋代，雕版印刷技术取得了空前的发展，清人编著的《书林清话》记载：“书籍自唐时镂版以来，至天水一朝，号为极盛。而其间分三类：曰官刻本，曰私宅本，曰坊行本。”描述了宋代雕版印刷呈现的特征——宫府、私人和民间集体共同参与，刻书地域分布广泛，书籍种类和数量众多。

《宋史·邢禺传》载：景德二年（1005年）夏，宋真宗到国子监视察，问及书籍刊刻情况，邢禺回答说：“国初不及四千，今十余万，经传正义皆备。”这当中就包括为宋朝统治阶层所推崇的韩愈作品集。

（摘编自郭平《宋代印刷术繁荣放大韩愈影响力》）

材料二：

北宋初期到中期，是印刷术逐渐成熟并渗入日常生活的阶段。这一时期的士人敏锐感受到了印刷术发展对传统阅读方式的冲击。急遽增多的书籍对阅读速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士人不得不放弃抄本时代字斟句酌的反复咀嚼。获取书籍的便捷，在缓解记诵压力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士人读书的粗疏。

尽管如此，时代确实在以不可逆转的趋势向前发展。士人的阅读方式和知识结构持续改变。曾让杜甫沾沾自喜的“读书破万卷”，对宋人而言不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王安石自称“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欧阳修不但读书多，而且以读书为人生第一乐事，“至哉天下乐，终日在书案”。宋人的阅读量空前增长，知识面迅速拓宽，因而建立起淹通经史、学兼四部的新型知识体系。新型知识体系又促使他们的思考方式发生转变。新兴的文艺思想即在此基础上得以生长。

北宋中后期，宋代文艺思想迈入全面繁盛的阶段。印刷术发展对宋代文艺思想的潜移默化，于此时收获了累累硕果。首先，对学识积累的高度重视，成为此时期士人的共同追求。宋人以博学相尚。基于印本的易得和阅读速度的提升，士人们读书之多、学问之博，一般远超前代文人。据记载，有人对宋神宗说，苏轼文才可与李白相比，宋神宗回答：“不然，白有轼之才，无轼之学。”在他的眼中，论诗歌的天才，李白、苏轼或可比肩；而论学识的渊博，则李白一定不如苏轼。神宗的说法虽只是一己之见，但也反映了宋人对学识的重视程度之高。

其次，宋人不仅追求学识的积累，还追求学识的创造性转化。伴随知识增长而来的，是理性的判断和积极的思索。宋人不满足于知识的组合与叠加，而追求博学基础上的超越和探索属于自己的特色。这一倾向在诗学领域的体现尤为突出，“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哲理性、议论性的增强，是宋诗区别于唐诗的重要特征。智性思维和思辨色彩，也成为宋代文学及文艺思想的突出特色。

再次，知识面的大幅拓展与新型知识体系的建立，推进了文学内部各文体以及文学艺术各门类之间的交汇与整合，促生了集大成式的文艺思想观念。大量的阅读与坚实的储备，不但有助于宋人遍考前作，而且激励他们触类旁通、举一反三。就文学内部而言，各文体之间的相互勾连、相互影响极为突出，形成“破体为文”的重要观念。破体为文的现象在宋代文学中大量存在，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文为词、以文为赋、以赋为文……各文体之间的界限被频繁打破，作者不断吸收其他文体的特长，充分发掘各文体的表现潜能，丰富了文学的面貌。与此同时，文学又与书法、绘画、音乐等艺术门类交汇，碰撞出耀眼的火花。在音乐基础上，词的独特形制与艺术专长得以成型，进而成为宋代文学之突出代表。

从技术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南宋印刷术达到极盛。随着印刷业的持续扩大，专门性的文艺批评著作得以迅速增多。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宋人在“知识爆炸”之后的反思。知识的大幅增多，固然拓展了眼界，但也带来了许多困惑——面对众多庞杂的信息该如何取舍？对知识的依赖可以达到怎样的程度？知识积累是否是提升文学艺术境界的唯一途径？正是在这类反思中，主张“铺张学问”“点化陈腐”的江西诗风遭到反拨，闭门觅句的做法受到否定。

（摘编自周剑之《印刷术与宋代文艺思想之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