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W·C·丹皮尔的著作《科学史》中有这样一句话：“科学解释按其本质来说，一般也就是用我们的心灵比较熟悉的现象来说明新的现象。”实际上科普大抵也是一样，我们需要用公众日常生活中所熟悉的来解释他们未必熟悉的，或者可以这样说，科普要从受众已经知道了什么开始。

但是对于某些参与到科普之中的科学家来说，他们会觉得这是在浪费时间，因为我们是来讨论科学的，所以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单刀直入，直奔正题。这其实存在一些问题，因为如果在开始之前不能达成共识，或者说不知道目标受众处于什么样的水平和层次，那就很难达到预期效果，因为有时候你叙述的是他们完全不懂的，或者是他们完全不感兴趣的，往小了说这是在浪费彼此的时间，往大了说这无异于“鸡同鸭讲”“对牛弹琴”。这也就是说，在正式开始之前，双方要达成共识，寻找共同点，并以此为基础开始交流和沟通，实际上这也是为了后续的交流能够“共情”。

不可否认的是，科学已经融入到我们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但是这种“融入”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公众难以察觉的，他们消费科学和技术产品，但是往往并不知道这背后所蕴含的科学和技术，所以就此而论，科学实际上在某些“消费者”看来跟他们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当然这种距离往往是心理距离或者认知距离，而非物理意义上的距离。同时，得到公众的理解和赏识的东西，都容易得到公众的支持，所以有必要从公众理解的角度来探讨科学，传播科学，但是理解的前提就是需要他们知晓科学。至于如何知晓，那就需要从他们日常生活中所接触到的东西入手。

为什么我们主张科普需要从公众的身边之事开始呢？我想原因大概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对于非科学从业者来说，走出校园之后他们就很少会系统性地接受科学方面的信息了，他们的大部分精力也放在了解决“吃穿住用行”和“柴米油盐酱醋茶”等方面。因而从他们关注的方面着手也能获得传播科学的最大公约数。第二，公众的身边之事往往是他们沉溺其中而没有真正体会到这里蕴含着大量科学的“琐事”，从这些地方出发，更能激发出他们的好奇心和探索欲，也能够引领他们更多地关注科学。

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科学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受到经济、文化等众多因素的影响，因而科学文化也不仅仅是科学共同体的文化，而是为广大公众所接纳的大众文化的一部分，或者说应该成为一种精神气质，那么公众的身边之事往往会成为普及科学，建设科学文化的“变压器”。就目前来说，让所有人都像科学家一样思考实现起来还有难度，但是科研人员也是生活在社会之中的，他们对生活的理解要比非科学专业人士对科学的理解更深入，因而从“就低不就高”的角度来说，让科普“放低身段”从受众的身边之事做起更容易达到效果。

（摘编自王大鹏《科普不妨从公众的身边之事做起》）

材料二：

通常来说，我们说某个人不说“人话”带有某种侮辱的意思，但是在科普这个问题上，“说人话”可能是科普人员需要掌握的一种技能。当然这里的“说人话”意指说普通公众能理解的话，或者说就是要用大家耳熟能详的词语来解释一些复杂的科学道理。毕竟科研人员经过“十年苦修”而习得的对科学本质的理解不太可能期望普通人能够“一夕顿悟”。那么这就需要我们采用“就低不就高”的原则，从受众的视角去思考和看待问题；不过也有人并不认同这一点，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只满足了某些特定的受众，也就是具有很多“前置知识”的受众，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的是，也许某些消费科学内容的人本身就是对科学感兴趣的人呢。而如果我们想获得更多的受众，或者说让更多的人理解科学，那么“说人话”依然是必须的。

在谈到科学家与媒体关系的很多文献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记者会抱怨说科研人员不“说人话”，不会讲故事。实际上，他们这里谈到的是受访人员无法将专业术语进行转化，这会使得访谈人员和受众“如坠云雾”，继而不得要领，我们也丧失掉了一次开展科普的机会。

当然，我们这并不是说术语不好，而是说术语应该用在适当的场合，比如学术交流过程中。这就好比足球运动员与球鞋的关系，不是说他们不能穿球鞋，而是说最好不要在室内穿球鞋，球鞋最适合的场所是球场上的草坪。术语在学术交流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甚至是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一方面节省了人们沟通交流的时间，另外一方面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共同体的集体认知。“隔行如隔山”，如果你不是某个领域的专业人士，那么你可能真就不明白某些术语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当我们从学术交流撰写大众传播的时候，就需要警惕对专业术语的使用。实际上，这也是某种意义上的“知识的诅咒”。

（摘编自王大鹏《科普要尽量用公众能够理解的语言》）

材料一：

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坚持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发挥中医药治未病、辨证施治、多靶点干预的独特优势，全程参与深度介入疫情防控，从中医角度研究确定病因病基、治则治法，形成了覆盖医学观察期、轻型、普通型、重型、危重型、恢复期发病全过程的中医诊疗规范和技术方案，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广使用。中医医院、中医团队参与救治，中医医疗队整建制接管定点医院若干重症病区和方舱医院，其他方舱医院派驻中医专家。中医药早期介入、全程参与、分类救治，对轻症患者实施中医药早介入早使用；对重症和危重症患者实行中西医结合；对医学观察发热病人和密切接触者服用中药提高免疫力；对出院患者实施中医康复方案，建立全国新冠肺炎康复协作网络，提供康复指导。据统计，中医药参与救治确诊病例的占比达到92％。湖北省确诊病例中医药使用率和总有效率超过90％。筛选金花清感颗粒、连花清瘟胶囊／颗粒、血必净注射液和清肺排毒汤、化湿败毒方、宣肺败毒方等“三药三方”为代表的针对不同类型新冠肺炎的治疗中成药和方药，临床疗效确切，有效降低了发病率、转重率、病亡率，促进了核酸转阴，提高了治愈率，加快了恢复期康复．

（摘编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

材料二：

不同年龄层次人群的中医药使用情况（％）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医药战略研究课题组调查数据显示，民国初年，我国有中医80万人，1949年为50万人，现在只有近30万人。而与此相反，西医则从1949年的约8.7万人发展到今天的175万人，增长近20倍。另外，中药药材储备不足，中医药调配方式单一，很多医院只能提供中药配方，无法满足患者所急所需，也无法满足长期预防的需要。对此，人大代表张荣珍建议，要提升中医院中药服务能力，提供多元化临方制剂。鼓励应用现代制药技术开展超微末、胶囊剂、浸剂、中药提取颗粒剂等新剂型的临方制剂，为病人提供个性化中药用药服务，进一步解决中医药发展中的瓶颈问题。

（摘编自雷威《疫情时代中医药发展的现实困境及创新路径探讨》）

材料三：

通过中医药抗击新冠肺炎，加强了国内外对中医药文化的认知和认同，增强了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中医药的治疗作用和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模式受到了海内外广泛的认可和赞同，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向中国寻求中医药抗疫经验，此时正是大力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的一次历史性机遇。中国的中医药界愿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强合作交流，分享防疫和救治经验；愿通过国家层面向有需要的国家和地区派送中医药专家，提供中成药、中药饮片等援助；愿通过互联网，向海外提供远程中医药诊疗等力所能及的援助。另外，海外各国，特别是匈牙利、澳大利亚等为中医药立法的国家以及103个认可使用中医针灸的国家，可以积极地让当地的中医师、针灸师参与到新冠肺炎治疗中去，发挥中医药在新冠肺炎防治中的作用。

当前，中医药出征海外抗疫仍有一定的阻力。一是海外大部分国家在法律上尚未认可中医药，使中医药的运用受到了限制；二是中医药缺乏国际化标准，阻碍了中医药国际化的进程；三是虽然中医药的海外传播具有一定的基础，但是传播力量和传播渠道仍然有限，海外各国民众对中医药的了解较少，短时间内让海外民众认可并使用中医药难度较大，随着疫情的不断升级，上述阻力正在不断克服，有报道显示，意大利托斯卡纳卡雷吉大学综合医院下属科研机构计划对中草药治疗新冠肺炎的有效性进行试验，各国民众也陆续开始尝试接受中医药。通过此次疫情，各国民众对中医药的认可度必然有所提升，这将成为日后中医药海外传播的重要基础。

（摘自陆跃、邵晓龙等《在助力全球抗击疫情中推动中医药文化海外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