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社会心态作为社会存在的公众意识反映，在重大社会变革背景下发生演化，并呈现出整体性、大众性等特征。理性看待社会变革下公众心态的不同方面，并予以合理调适，是以健康社会心态涵养现代化精神力量的题中应有之义。

现代社会中，自然秩序为理性新秩序所取代，人的创造性和主体性不断放大，却也带来了一系列现代性困境。在“远方的世界”里，全球气候变暖、冰川融化、恶劣自然灾害等成为伴随人类改造自然活动过程中出现的严重后果。在个体精神层面，个人主义的转向又给人带来孤独感和漂泊感。伴随互联网时代电子文化影响的持续深入，当代社会人际关系对技术严重依赖，加深了虚拟世界里的群体性孤独。另外，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口从农村进入城市，通过便利的交通工具流动到陌生的地方工作和生活。这使得他们中的一部分成为悬停在城乡之间的“蜂鸟”，挤压在快节奏、超负荷的现代生活中。《“长三角”青年民生民意》调查显示，约70%的新市民、大学毕业生与青年人在租房居住，一线城市则更加普遍，这种社会和个体的经济压力，已经使青年群体消费行为趋于守成。

社会的变迁导致了人类心理内部的转化，现代性焦虑成为日常生活的常态和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内卷”“躺平”或者较早流行的“佛系青年”，揭示出社会变化下的公众心态的不同类型：努力自我投资提高竞争力、主动降欲寻求躲避竞争出口或者合理宣泄在顺从中迂回反抗等。这些网络热词以符号化的话语编码流行和传播，用戏谑化的方式映射了社会情绪和公众心理，直观呈现了在现代社会压力下，外在现实之困和内在个体困境的矛盾冲突。

网络信息“放大镜”的信任危机时有闪现。新闻作为客观世界的现实建构，现实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不确定事件是新闻报道必须面对的客观现实，也是新闻报道传播与沟通的重要内容。一方面，不确定事件有时具有突发性、重要性和危害性特征，容易受到社会高度关注，具有无法忽视的新闻价值和社会影响力。尤其是在当下的信息环境中，一些自媒体为了吸引眼球，对信息真伪的不加甄别更增加了传播影响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新媒介技术赋权，人们拥有了更为自由地表达途径和表达空间，网络传播中信息流通速度空前加快，传播的匿名化与高自由度，进一步扩大了公众意见表达的可能。一条热点新闻评论区内，时有以激进观点引导整个话题的态度倾向，群体暗示的传播机制不断诱导激进盲从的社会心态，容易导致非常态集合行为，助推社会谣言扩散和负面情绪已发酵。

由于有的地方政府与民众之间缺乏有效互动以及信息透明化机制还有待完善，民众对政府存在认知偏差。在涉及不确定事件或热点问题时，政府即使持续发布真实信息陈或困国落仍然受到群众质疑。

（摘自《时代重大变革中公众心态调适的国家策略》）

材料二：

从整体来看，当代请年的社会心态整体上阳光乐观，积极向上，对国家发展完满希望，对个人生活充满信心。但与此同时，当前青年心态也星现出一些新的特点，需要引起重视。

愿意拼搏奋斗，但要知道“努力的意义”当代青年具有奋斗精神，对自己的未来有着美好的规划，也愿意为之付出努力。但在“奋斗”和“内卷”的区别上，部分青年认为：“有意义的努力是奋斗，没有意义的努力是内卷。”进而他们将“有意义”界定为：能看到自己在工作链条中的角色，能找到自己在工作链条中的价值。人们通过工作，感觉到自己被需要，体会到劳动的价值，工作给人们提供了一个“确证自我”的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讲，工作的内在价值必须超越生存目的，指向人之为人的本质实现。

认同主流价值，但也关注“个体的表达”。近年来，教育公平、动物保护、环境保护、劳动救济等议题成为一些网络新生代积极推动的权利主张。青年人对某些权利的强调，正是现代社会中个体独立意识和权利意识彰显的体现，是青年追求个性、渴望自由的情感表达。在个人与社会的相互作用中，一些青年对某些权利的“在意”，反映出社会转型期社会心态的转变。

成就预期较高，但易伴生“相对剥夺感”。青年时期处于人生的爬坡过坎阶段；在“明天会更好”“一代更比一代强”的家庭和社会期待之下；他们面临着超越父辈获得更好生活的压力，对自己未来社会地位的预期持续上升，且预期上升的速度较快。我国经济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快速增长后开始逐渐放缓，特别是受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的影响，经济下行压力逐渐传导到个人的就业和收入，使得青年感受到生活的困难与艰亲。叠加国际局势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部分青年感到忧虑。尽管在经济下行压力下产生某些悲观情绪是人之常情，但有的青年将人生中的“不如意”归结为时代红利的减少，甚至认为时代对自己“不公平”。与上一代人相比，自己“得的少了”“没赶上好时候”进而对当前经济形势产生极端负面心理。

（摘自《当前青年社会心态的新特点和引导策略》）

“本来只想看个花絮，却被不断推送过来的短视频‘强迫’着刷完一整部剧。”近段时间以来，“热搜式追剧”成为不少观众看剧的“新姿势”。这背后，实际上是社交媒体、片方和播出方利用智能算法与观众口味达成的一种“共谋”。这种方式看上去两全其美，殊不知既破坏了影视作品本身的艺术美感和价值功能，也败坏了观众的“观剧胃口”。

算法对于影视作品的“介入”早就有迹可循。电影《后会无期》对目标观众进行数据画像，利用分析结果辅助剧本创作。如今，智能算法对影视行业的“入侵”也远不止于营销和传播层面，而是以一种所谓中立的“理性工具”面孔深度渗透到内容拍摄乃至后期制作等多个环节，这在具有天然技术优势的网络视听平台上尤盛。智能算法背后的大数据运算为影视创作提供了看似更为合理的参考指标，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观众的喜恶和市场的走势，能有效地帮助影视创作者掌握潜在的话题热点，实现更好的经济效益。因此，智能算法规则下诞生的影视作品往往有着“吸金体质”。

算法显示，影视作品要想上热搜，引发舆论讨论，设置具有话题度的“热搜工具人”角色是比较稳妥的方法。于是，家庭剧里总要有个重男轻女、一味索取的长辈；情感剧里一般都会出现看似楚楚可怜却工于心计的第三者等。作品虽然题材各异，却都在算法的指导下，为脸谱化的人物设置程式化的剧情，打造一系列吸引眼球的话题标签，甚至将智能算法奉为圭臬。

这不禁让人质疑，难道仅凭智能算法就能计算一切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影视剧应当是有思想的艺术产品。而在算法规则里兜兜转转的“热搜定制爽剧”却千人一面，套路雷同。长此以往，势必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局面。在利益的驱动下，越来越多的影视创作者会仿之效之，一味地通过智能算法来编织影视作品的骨架和肌理，无条件地迎合和满足大众的喜好，不仅将会使影视创作走入机械重复甚至倒退的“死循环”，而且将带着观众在“娱乐至上”的歧途中走入钳制自主思想的泥淖。

实际上，这种“唯算法论”的创作态度就是“唯数据论”的“换汤不换药”。作为一种新兴技术存在的智能算法，本身是没有任何价值取向的。让其产生“异化”的是那些妄想用算法走创作捷径、迅速在市场中捞一笔热钱的浮躁心态。当然，每一种事物的出现和发展都有其合理性，智能算法在影视创作领域的广泛应用也带来了诸多裨益。它不仅提升了作品的生产效率，还拉近了内容创作与观众需求之间的距离，在一定程度上有益于影视作品实现“为人民而作”的根本宗旨。因此，对于创作者而言，应当在充分发挥创作主动性的基础上，真正让智能算法为影视创作锦上添花。所谓，“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在“智能”中走向“无能”，是影视创作在智能算法时代下必须警惕的悲哀；而如何凭借智能算法的“大数据”深刻洞悉影视创作的“大智慧”，则应当成为实践和探索的永恒命题。

（摘编自李政《靠大数据揣度观众心理，“算法”定能“胜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