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1】杜甫之所以能有集大成之成就，是因为他有可以集大成之容量。而其所以能有集大成之容量，最重要的因素，乃在于他生而禀有一种极为难得的健全才性——那就是他的博大、均衡与正常。杜甫是一位感性与理性兼长并美的诗人，他一方面具有极大极强的感性，可以深入到他接触的任何事物，把握住他所欲攫取的事物之精华；另一方面又有着极清明周至的理性，足以脱出于一切事物的蒙蔽与局限，做到博观兼美而无所偏失。

这种优越的禀赋表现于他的诗中，第一点最可注意的成就，便是其汲取之博与途径之正。就诗歌体式风格方面而言，古今长短各种诗歌他都能深入撷取尽得其长，而且不为一体所限，更能融会运用，开创变化，千汇万状而无所不工。我们看他《戏为六绝句》之论诗，以及与当时诸大诗人，如李白、高适、岑参、王维、孟浩然等，酬赠怀念的诗篇中论诗的话，都可看到杜甫采择与欣赏的方面之广；而自其《饮中八仙歌》《曲江三章》《同谷七歌》等作中，则可见到他对各种诗体运用变化之神奇工妙；又如从《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及“三吏”“三别”等五古之作中，可看到杜甫自汉魏五言古诗变化而出的一种新面貌。就诗歌内容方面而言，杜甫更是无论妍媸巨细，悲欢忧喜，宇宙的一切人物情态，都能随物赋形，淋漓尽致地收罗笔下而无所不包，如写青莲居士之“飘然思不群”，写空谷佳人之“日暮倚修竹”；写丑拙则“袖露两肘”，写工丽则“燕子风斜”；写玉华宫之荒寂，予人以一片沉哀悲响；写洗兵马之欢忭，写出一片欣奋祝愿之情、其涵蕴之博与变化之多，都足以为其禀赋之博大、均衡与正常的证明。

其次值得注意的，则是杜甫严肃中之幽默与担荷中之欣赏，我以为每一位诗人对于其所面临的悲哀与艰苦，都各有其不同的反应态度，如渊明之任化，太白之腾跃，摩诘之禅解，子厚之抑敛。东坡之旷观，六一之遣玩，都各因其才气性情而有所不同，然大别之，不过为对悲苦之消融与逃避。其不然者，则如灵均之怀沙自沉，乃完全为悲苦所击败而毁命丧生，然而杜甫却独能以其健全的才性，表现为面对悲苦的正视与担荷。所以天宝的乱离，在当时诗人中，唯杜甫反映者为独多，这正因杜甫独具一份担荷的力量，所以才能使大时代的血泪，都成为了他天才培育的浇灌，而使其有如此强大的担荷之力量的，则端赖他所有的一份幽默与欣赏的余裕。他一方面有极主观的深入的感情，一方面又有极客观的从容的观赏，如著名的《北征》诗，于饱写沿途之人烟萧瑟、所遇被伤、呻吟流血之余，却忽然笔锋一转，竟而写起青云之高兴，幽事之可悦，山果之红如丹砂，黑如点漆，而于归家后，又复于饥寒凛冽之中，大写其幼女晓妆一片娇痴之态。此外，杜甫虽终生过着艰苦的生活，而其诗体中却往往有“戏为”“戏赠”“戏作”等字样，凡此种种，都说明杜甫才性之健全，所以才能有严肃中之幽默与担荷中之欣赏，相反而相成的两方面的表现。这种复杂的综合，足以为其禀赋之博大、均衡与正常的又一证明。

（摘编自叶嘉莹《论杜甫七律之演进及其承先启后之成就》）

材料一：

3月20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工作进展会通报了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重要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1986年，考古工作者在此发现1、2号“祭祀坑”，出土珍贵文物1700余件。此次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位于1、2号“祭祀坑”旁，目前已出土500余件重要文物。

如今的发掘现场被大跨度钢结构大棚覆盖，这个装满各类设备的考古“发掘舱”可以控制温度、湿度，让人惊叹不已。多家科研机构和高校纷纷加入，在现场忙碌的，是一个包括文物保护技术、环境学、冶金学、地质学等在内的多学科交叉创新研究团队。正是这样的齐心聚力，大家有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发现，比如古丝绸的“身影”。

三星堆遗址历次发掘出土的文物有利于中华文明的探源。之前出土的三星堆典型的鸟头把勺等陶器以及铜神树、金面具等，带有浓郁的地方文化特色；而玉琮、高柄豆等则体现了三星堆与中原文明和其他区域性文明的交流。“此次发现的铜罍、玉琮以及铜器纹饰都在中原地区能够找到祖型，是古蜀文明与中原地区频繁交流的有力物证。铜尊与长江流域其他地区同时期的铜尊特征相似，是长江文化的生动体现。”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冉宏林说。

（摘编自惠小勇等《三星堆新发现”再惊天下”》，新华社2021年3月20日）

材料二：

我们断定某一个文化和其他的文化有联系，要从年代、距离、路线、中间环节等方面整体上考察两种文化之间发生关联的可能性。

三星堆和埃及之间相隔如此遥远，如果真存在某种关联关系，两者之间应该存在中间传播环节。我们注意到，在三星堆考古发现中，大家所关注较少的器物比如说青铜尊、青铜罍等，其风格和中原商文化的器物风格非常相似。玉琮原来是5000年到4300年前长江中下游地区文明的代表器物，后来被中原的夏商王朝所吸纳，成为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然后又传到了三星堆。夏商王朝后期的大型玉石器，如玉戈、牙璋等仪仗用具在三星堆有发现。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镶嵌的铜牌饰在三星堆也有出土。器物的传播带有一定的滞后性。所以，我们认为古蜀文明最早可能跟夏王朝后期有所联系，但是三星堆文化的主体还是接受了商王朝的文明，至于是主动地吸纳还是商王朝的输出还有待研究。商王朝建立了政权（王朝）之后，在长江中游建立一个重要的基地－湖北黄陂的盘龙城，我们最近在那里发现了大规模的冶铸遗址，那里出土的铜器跟中原地区完全一样，显然是一部分商人在那里建立的军事据点，那一带密集的铜矿（包括大冶铜矿、铜绿山铜矿等）带来了盘龙城冶铸技术的发达以及向长江流域的有力传播。长江中游和成都平原一些道址出土的器物都带有明显的商文化特点，很可能商王朝的一些因素是经过该地区向周边传播的例证。商王朝的青铜容器、礼器种类很多，但长江中上游的社会上层似乎对铜尊、铜罍这两类铜器情有独钟，这些器物和玉器、仅仗用具共同表明等级身份与地位，三星堆文明在铜尊、铜罍、玉器、仪仗用具等方面与中原王朝的相似性器物表明三星堆上层社会对中原王朝礼制文明的认同。

三星堆文明与中原王朝文明的诸多联系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总体构成格局。

（摘自王巍《三星堆考古助力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建设》）

材料三：

关于三星堆遗址（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成都金沙遗址）所代表的古蜀文化，主流的解释是商周时期的西南方国属于古书中有片段记载的蚕丛或者鱼凫王朝。不过，历来也有一些吸引眼球的奇怪说法流传，比如说，有人猜测古蜀人来自埃及或者巴比伦之类的古近东文明，也许是古老文明覆灭后的难民，来到东方定居。

这样的想象当故事听也许会比较有趣，但经不起进一步的推敲。从整体来说，迄今没有任何实在证据表明古蜀文明源自西亚或地中海地区的更古老文明。根本理由也非常简单：如果有整体、全面、大规模的文明移植，不论是西方族群的移民还是本土族群主动的学习，都会留下清晰不可磨灭的痕迹。但三星堆和西方世界没有任何明显的联系。比如常说的金面具，这次还出土了一个更加巨大的残片，固然和古埃及和迈锡尼文明的金面具可以相类比，但具体的工艺和形式又相差很远，除了都是两个眼睛一个鼻子的人脸模样之外，毫无“遗传基因”上的相似。其用途也是用于祭祀而非丧葬，相去甚远。

相反，无论是当年还是目前这次，三星堆中出土的中原风格的器物很不少，比如尊、罍等日用的青铜器，又如玉璋、玉琮等祭祀“法器”，都在黄河和长江流域的文明中有自己的悠久传承。表明古蜀国要么是中原文明的支流，要么是与中原文明相互平行但又有密切学习交流的关系，又或者是几种古文化的汇聚和创造性发展，都可以在东亚文明区系的内部予以解释。最新的发掘更加证实了这一点，比如发现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几乎一模一样的商代圆口方尊——说不定是同一个窑里浇铸出来的——充分说明二者之间的往来相当频密。

《尚书》中记载，“蜀国”曾参与了武王伐纣等商周史事，有人认为二者相距太远，应当是另一个同名的方国，但上述考古发现表明，即使在上古时代，蜀山也未必是不可跨越的天堑。甲骨文专家孟世凯还从殷墟甲骨中解读出了蜀国贵族曾到访商都的信息，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传统史学认为中国文明自中原兴起而惠及四方，是一种较单一的起源关系，但现在我们知道，中国文明的初期恰恰是“满天星斗”，四方星辉交映，捧出了黄河流域的“太阳”。中国、中原的“中”，实则蕴含了对四方上古文化的古老记忆。恰是“居间”的有利位置，孕育了吸收东西南北各方文明国子（包括遥远西方的一些先进技术）而加以创造性转化的夏商文明。各方从这个“文明交流中枢”中获得信息而反哺自身，又反过来“问鼎”这一中枢，比如稍后的周人、秦人、楚人……古蜀与之的关系较为疏远，在千年中“另立门户”，但最终仍然百川归海。比如古蜀人神秘的青铜神树，在汉代烧转变为后来中国人家喻户晓的“摇钱树”……

虽然我们不能苟同中国文明是全盘或根本上的外来移植，但也无需过度鼓吹其纯粹一元，自根自生。毋宁说，它在源头中就蕴含多元与综合，“中国”之“中”，恰恰意味着源头的包容、开放与谦卑。

（摘编自新垣平《三星堆与中国文明多源性》）

材料一：

一株小草造福世界，中国之蒿举世瞩目。在屠呦呦手中，青蒿素这一抗疟药物，成功治愈了无数疟疾患者，但青蒿素的发现，并不意味人类对付疟疾可以一劳永逸。在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的新闻发布会上，屠呦呦不无担忧地说，疟原虫一旦对青蒿素产生抗药性，“就需要再花十年时间研究新药”。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2018年世界疟疾报告》也指出，全球疟疾防治进展陷入停滞，疟疾仍是世界上最主要的致死病因之一。

2019年4月25日，国际权威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了屠呦呦团队的研究成果。短时间内，很难研制出药效、安全性、抗药风险及药品价格等方面优于青蒿素的下一代抗疟药。目前青蒿素抗药性仅表现为寄生虫清除延迟，而没有完全抗药的证据。所以屠呦呦团队提出了新的用药方案：一是适当延长用药时间；二是更换青蒿素联合疗法中已产生抗药性的辅助药物。

（摘编自王君平《与病毒赛跑，科研不能减速》）

材料二：

迄今为止，青蒿素类药物在临床上大量的抗疟治疗中未见明显的严重不良反应，具有非常高的安全性。常见的一般不良反应包括头疼、恶心、呕吐和腹泻等。如有报道称，当采用直肠给予青蒿琥酯栓剂的时候，有约6%的患者出现里急后重，但粒细胞减少等中等或严重的不良反应罕见。但是，对免疫炎性疾病的治疗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患者长时间服用药物，因此对药物长期使用的安全性需要更多关注。

在现有的大部分研究中，青蒿素类药物在治疗期间，患者肝肾功能、血液常规中均未观察到明显的影响。尽管既往有研究指出青蒿素类药物可能具有明显的神经毒性，表现为听力损伤、共济失调和震颤，但后来Ramos等总结了大量的研究结果，得出的结论是：现在缺乏青蒿素类药物具有神经安全性风险的高质量的证据。这意味着青蒿素类药物具有神经毒性的结论尚不能确认。而血液毒性方面，部分报道显示青蒿素类药物可以导致患者网织红细胞减少，但这是可逆的过程：在一个开放的一期研究中发现，在青蒿琥酯治疗转移性乳腺癌患者身上看到，尽管在较长时间治疗时患者网织红细胞减少，在停药2周后网织红细胞数量又恢复了正常。此外，对于青蒿素类药物的妊娠毒性，通过总结大量研究发现仍然不能得出结论。

（摘编自蒋为薇、钱妍《青蒿素类药物的抗炎免疫作用机制及其安全性研究进展》）

材料三：

研究显示，疟疾可能早在50万年前就存在于早期人类当中。法国科学家在非洲的研究确切表明，至少2万年前，现代智人在撒哈拉以南的祖先就已经产生疟疾抗体。考虑到智人的历史也不过两三万年，可以说，从一开始，疟疾就与人类文明如影随形。

古希腊将疟疾称为“沼泽热”，因为多在沼泽水源密集之处发病；罗马帝国时期疟疾也曾多次流行，特别是公元前1世纪的疟疾大流行对罗马帝国国力造成沉重打击。2011年，西方考古学家从一处古罗马坟墓发掘出来的婴儿骸骨中，发现了曾遭疟疾感染的基因证据，这显示罗马帝国可能因疟疾猖獗而衰败。

同一时期的中国，在殷商时代也已出现对疟疾的记载，甲骨文中已有“疟”字的存在。东汉时期成书的中国现存首部字典《说文解字》中，对“疟”是这样解释的：“疟，热寒休作。”可见“疟”这个字是专门为疟疾所发明的。中国古代气候较为炎热，长江以南地区丛林和水网密集，疟疾多发，特别是岭南和云贵地区尤为严重。当时的医疗条件不足，疟疾长期无法得到有效遏制，致使对长江以南地区的开发也迟迟无法起步。直到东晋时期，由于南北朝的对立，军事和经济压力的存在，南方各王朝才不得不顶着疟疾的威胁，对长江以南进行大规模开发。饶是如此，岭南地区的开发也要迟到宋代了，而云贵地区直到明清才得到有效的开发，疟疾可谓“功不可没”。

（摘编自宋海博《疟疾，人类50万年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