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思想家瓦尔特·本雅明在一篇小品文《摄影小史》中曾经为我们讲述了早期摄影作品的独特属性：由于达盖尔摄影术需要长时间的曝光，使得照片产生了如同古典绘画一般富有“灵韵”的艺术性。被拍摄的人，因为“在经受了长时间的曝光后，好像走入了影像”。本雅明这样说。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化，拍照不再是一种艺术创造，它是对我们生活瞬间的随时捕捉。相比于此前达盖尔摄影术中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底版，如今的拍照恰恰陷入到了一切皆为复制品的任意狂欢。人的生存方式也因为这种数字摄影技术的发展而产生了一种新的生存方式：镜像化生存。

也就是说，如果你愿意，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可随时被记录在镜头之下。人们已经失去了本雅明所描述的面对镜头时候的恐惧感，在经历了无数次镜头体验之后，已经懂得如何以独属于其个人的标志性的表情展现自身：严肃的人在镜头前一贯严肃，搞怪的人在镜头前一贯搞怪。原因很简单。因为镜头已经变成了社会中他人的眼光，它的存在约束着我们，它让我们在镜头前不能放纵自我，相反，我们要呈现一个我们想让他人如何来看待我的那个面向。

智能手机的迅速发展贼予这种镜像式生存更多的丰富性。它一方面通过不断提高像素，让照片的清晰度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却豢养出各色美颜的APP，给原本极度清晰的照片加上滤镜，从而让原本照出的细部纹理再一次变得柔和与模糊，降低了的清晰度，让照片生长出了本雅明式的“灵韵”光泽，这原本也算是现代人用技术来抵抗技术的一种手段：用技术来弥合那些因技术而被毁掉的“灵韵”。但由于拍照已经成为了一个他者的眼光，无处不在，这种滤镜化的存在所赋予照片的灵韵失去了自然性，多了诸多人为性。经过滤镜的照片不再真实地记录人物与世界，而是为了按照拍摄者的意图来展现被拍摄者。

如果仅仅如此，事情还不算太糟糕，更为糟糕的是，对于今天早已习惯于镜像化生存的拍摄者们而言，拍照的目的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绝非为了艺术创造，当然也不仅是为了记录自己和生活，而是要“照出”一个经过他者的眼光过滤之后的自己和生活。网络红人的面孔正在成为一个个面孔的范本，左右着深陷滤镜化存在的人们。各种美颜APP让我们的肤色亮白，让我们的下巴变尖，让我们的眼睛变大，每一张被滤镜美颜修饰过了的照片，都有着千篇一律的五官和笑容，其所显示出的与其说是现实中的自己，倒不如说是被社会审美趋向所扭曲了的肤浅的表象，这一表象与被拍摄者可以毫无关系。滤镜化自拍正在让我们逐渐不敢直视镜子中真实的自己。

本雅明说，第一次见到自己的照片的人都曾感到惊愕，因为不敢直视照片中人那犀利的眼光，我将这视为是第一次有能力反观他人眼光中的自己的人应有的一种抵抗，而今天，在习惯了滤镜化生存的我们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我们也近乎不愿看到没有滤镜化的照片中的自己，而更愿意将自己转变为他者眼光中的那个虚假的我，并在那个虚假的我中找子到一种不该有的自信。

这能说明什么呢？我们只能叹于现代技术将我们的生活不断推向表层所带来的一种肤浅。当我们只能在滤镜化的照片当中辨识自己的时候，我们早已失去了追问我们自己究竟是谁的冲动，而乐此不疲地活在他人的眼光之下，在其中获得一种自欺又欺人的假面舞会般的狂欢。

（摘编自《滤镜下生存：我是谁？》）

材料一

“追求卓越”“创造新鲜事物”，是“工匠精神”的核心。中国有一个词可以与“工匠精神”匹配——匠心。“匠心”意思是精巧的心思，技艺上的创造性。有个成语叫“匠心独运”，就是“独创性地运用精巧的心思”。唐人王士源的《孟浩然集序》说：“文不按古，匠心独妙。”这就是创新。

“匠人”有了初心，不断提升技艺，就有了“匠心”。这就是创新，就是总理说的“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能够“匠心独运”了，“匠人”就开始成长为“巨匠”。“匠人”成为“巨匠”的过程，就是几十年如一日，下苦功追求卓越的过程；“匠人”成为“巨匠”的那一刻，也就是吉姆·柯林斯说的，完成了从优秀到卓越的转变。

所以，从现实来说，工匠精神不是让大家只做一个工匠，而是在工作中提升自我，在工艺、技术、创新、生产和品质等方面完善自己，做大做强。同样，在新时期的市场环境下，我们的企业也要提升竞争力，赶超国际差距。

（节选自迟宇宙《什么是真正的“工匠精神”？》）

材料二

今天，我们迎来了一个更加注重精细品质和独特体验的时代。

一位作家说过，能将胡辣汤做得顾客盈门、生意红火，和能让火箭上天没有本质的区别。职业与职业没有高低贵贱的差别，但人与人却从来都有职业品质、专业精神的分殊。工匠精神厚植的企业，一定是一个气质雍容、活力涌流的企业。崇尚工匠精神的国家，一定是一个拥有健康市场环境和稳健人文素养的国家。“将产品当成艺术，将质量视为生命”，正是这样的极致追求，将我们带往一个更为不凡的世界。

一盏枯灯一刻刀，一把标尺一把锉，构成一个匠人的全部世界。别人可能觉得他们同世界脱节，但方寸之间他们实实在在地改变着世界：不仅赋予器物以生命，更刷新着社会的审美追求、扩充着人类文明的边疆。工匠精神从来都不是什么雕虫小技，而是一种改变世界的现实力量。坚守工匠精神，并不是把“拜手工教”推上神坛，也不是鼓励离群索居、“躲进小楼成一统”，而是为了擦亮爱岗敬业，劳动光荣的价值原色，高树质量至上、品质取胜的市场风尚，展现创新引领、追求卓越的时代精神，为中国制造强筋健骨，为中国文化立根固本，为中国力量凝神铸魂。

将一门技术掌握到炉火纯青，这固然是工匠精神，但工匠精神的内涵又远不限于此。有人说，“没有一流的心性，就没有一流的技术”。的确，倘若没有发自肺腑、专心如一的热爱，怎能有废寝忘食、尽心竭力的付出；没有臻于至善、超今冠古的追求，怎能有出类拔萃、巧夺天工的卓越；没有冰心一片、物我两忘的境界，怎能有雷打不动、脚踏实地的笃实。工匠精神中所深藏的，有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的的生命哲学，也有技进乎道、超然达观的人生信念。从赞叹工匠继而推崇工匠精神，见证社会对浮躁风气、短视心态的自我疗治，对美好器物，超凡品质的主动探寻。我们不必人人成为工匠，却可以人人成为工匠精神的践行者。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气质，我们的时代将以怎样的面貌被历史书写，取决于我们每个人的表现。工匠精神是手艺人的安身之本，亦是我们的生命尊严所在；是企业的金色名片，亦是社会品格、国家形象的荣耀写照。工匠精神并不以成功为旨归，却足以为成功铺就通天大道。

（节选自《人民日报》2016年4月30日，李斌《以工匠精神雕琢时代品质》）

材料三

从电影的制作规模来说，《长津湖》绝对称得上“史诗级”的，单就剧本来说，军事专家兰晓龙打磨了整整五年，初稿多达13万字，在导演的建议下反复修改删减到了6万字。为了拍好这部“纪念碑”一样的电影，军事专家和历史顾问在拍摄过程中全程坐镇。从筹备到拍摄，整个剧组用了两年多的时间，7万多名群众演员参与了拍摄过程，演出《长津湖》的人几乎都是剧组特别邀请的退役老兵。志愿军身上的棉服、胸章、绑腿全都一比一还原，枪、炮、子弹甚至连“坦克”都是剧组在国防部的帮助下造出来的，能开能走，外形一模一样，耗资巨大却仍然摆脱不了因为戏份被炸毁的命运。就连《长津湖》中出现的每一次行军和战争场面，都是由导演、编剧还有军事专家一起精心设计的，绝对让人挑不出错来。

看过《长津湖》的观众反馈，影片在塑造人物形象上下足了功夫，使这部战争片看起来有血有肉。每位主演进组之后都要和导演、编剧一起写角色的人物小传，不把人物的性格琢磨透，谁都别想开机!对此，导演陈凯歌说：“战争电影倘若不能塑造出让观众印象深刻的人物，是很难成功的。因为在不知道为何而战、与谁作战的情况下，创作者和观众都是没有情感寄托的。如果没有鲜活的人物，战争场面拍得再多，观众可能都不太在意。只有当观众觉得电影中的人物值得追随，战争电影才有了意义。”这部电影是为了中国人那份伟大的精神而拍摄的。

（摘编自《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