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民通过微博、跟帖等介入公共事务、关注政府决策、跟踪名人举动，显示了网络舆论的力量，也使公权部门和名人感到无处不在的约束和监督。但是也要看到，网络也是谣言、谎言、辱骂等不良话语和负面情绪蔓延的地方。

网民在讨论社会热点时，往往会过度解释、宣泄情绪，这无益于自由讨论的氛围和理性平和心境的构建。网络传播者动辄刻意追求集中火力的哄骂效应。一些社会现象在获得真相之前便迅即在网络上引起一片讨伐之声，落井之石铺天盖地。在炮轰与起哄之后，还原话语真相和语境真实的努力已经变得脆弱无力。事情缘何发生，在怎样的条件下进展的，矛盾是如何升级的；这话是谁说的，在什么情况下说的，是怎么说的，是怎样传播和扭曲的，这些看似细枝末节的问题实质上关系到批判的意义和价值。媒体和网络的兴师问罪，放大了负面效应，激化了矛盾冲突。

网络媒体对各种怪现象、各种雷人事件有一种潜在的需求。苍蝇总是要叮有缝的蛋。即使稀松平常的事件，媒体也会想办法用哗众取宠的雷人标题吸引眼球。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一些急于出名（包括出恶名）的人瞅准了这一点，故意制造雷人话语，以此来吸引公众注意力。对惊人之语的过度消费是当下媒体和网络之病，也是舆论让乌合之众为之疯狂的圈套和陷阱。事实上，一些雷人话语确实出自一些素质不高的人之口，但也确实有一些雷人话语有其特定的语境和情绪背景，也有一些雷人话语则是网络推手空穴来风凭空炮制的。我们如果整日周旋在这些雷人话语之中，势必会影响思想的深刻和社会的宽容，也会白白消耗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资源和情感资源。

有人认为，虽然一些网络事件是人为推动的，但所体现的社会心理却是真实的，譬如对腐败愤怒、对教育现状不满、对贫富差距拉大担忧等等。问题是，真实的社会问题要想得到真正解决，必须建立在全面的调查、确凿的数字、具体的解决方案之中，决不会在商业目的的掺杂下亦真亦假的话语事件中得到解决。由若干无名的网民所表达的“民愤”，其建设性毕竟是有限的。我们无法要求跟贴者也像鲁迅先生那样有戳破“瞒和骗”的勇气和担当，但是，我们有必要从趋之若鹜的话语游戏中脱身。

网络上的围观与起哄，并不必然代表社会正义。网络占领了当下的生活，也解放了人们的欲望和才华，使各种怀才不遇的人们都有了发泄排遣的渠道。但是，网络有时也淹没了经典、稀释了真诚、放大了谣言、降低了智力、瓦解了记忆、消解了原创。网络不仅令人在阅读上浅尝辄止，而且也使得思考和表达变得飘忽不定。互联网不仅有黑客病毒侵袭的危险，而且也有遭受心灵病毒侵袭的危险。人们把大量时间花在了互联网上，叫骂、调情、偷窥、起哄……

互联网时代的人心和风气不仅仅是虚拟空间的事情，也势必会影响到社会秩序与道德文化健康。无论是政治与法治进步，还是教育与文化的发展都是靠一点点努力实现的。因此，对于每一点点改变和进步，都要抱着“同情之理解”的态度，正确看待其存在的合理性，给予其不断发展完善的空间。一些网络发言者拒绝对现实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更不愿意耐心考察客观条件和语境。他们悬置了一个翘起脚也够不着的价值标准，以此来衍生出一系列的时评和议论。他们的话语姿态是高高在上的，不合现实，也不接地气。

（节选自丁国强《网络时代的理性》）

近年来，随着精准扶贫方略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乡村面貌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成就。新时代召唤作家聚焦于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一系列反映精准扶贫的作品脱颖而出，丰富了乡土文学的内涵和表达。

书写大时代，需要具备足够的思想穿透力，如何穿透繁杂的现实，在零碎的细节中把握时代的总体性特征、理解时代的精神内涵，对作家而言有相当的难度。善于将精准扶贫给当下农村、农民和农业生产带来的变化置于丰厚的历史土壤中进行表达，是新时代扶贫文学的一个特征。贺享雍的十卷本《乡村志》本着“为时代立传，为乡村写志，替农民发言”的宗旨，以贺家湾为中心，探讨半个多世纪以来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最后一卷《天大地大》尤其将重点放在精准扶贫上。当精准扶贫被置于阔大的历史背景下，贺家湾也成为当代中国乡村变迁的一个缩影。赵德发的《经山海》每一章开头都有一个小引“历史上的今天”，将当下置于更加悠远的历史时空，把乡村扶贫工作中的每一点变化都纳入正在进行的历史进程，在宽阔的历史视野中映照出新时代的生机与力量。这些创作将精准扶贫工作置于较为宏大的历史背景中，有利于在更深广的意义上理解新时代乡村的特征，建构乡村审美经验。

驻村干部大都是从城市到农村开展扶贫工作的，“外来者”视角就成为当下扶贫文学的主导性叙事模式。但是，外来者如何才能真正进入乡村内部，关涉到文学呈现出怎样的乡村经验，如果仅仅停留在无关痛痒的外来者视角或者机械的政策解读层面，就会影响写作的有效性。不少扶贫文学坚定人民性立场，采取平视视角，致力于表现扶贫干部的成长、帮扶对象物质生活和精神面貌的改善，成为新时代扶贫文学的一个特征。譬如《经山海》《天大地大》《酒是个鬼》等小说在外来者视角中加入成长小说的元素，将基层驻村干部的成长与乡村面貌和村民命运的改变结合在一起，反映出扶贫工作既是帮扶他人的过程，也是自我成长的机遇，体现出为人民服务的时代内涵。同时，扶贫文学并未停留在对国家帮扶政策的解读上，而是试图表明，政策的外在力量与农民内生力量的结合才是实现脱贫的必由之路。

火热的现实和身临其境的生活体验提供了大量崭新的文学素材，扶贫文学中不少故事都直接源于作者的扶贫日记或访谈等第一手资料，这是时代与生活的馈赠。在充分把握时代精神的前提下坚持个性化表达是新时代扶贫文学的一个特征。韩永明的《酒是个鬼》延续了他一向关注转型期普通人精神状况的写作特点。晓苏在《撒谎记》中以不无反讽的笔法续写他的油菜坡故事，陈应松在《火烧云》不无残酷但也不乏温情的故事中丰富着他的神农架系列。这些作品既具强烈的时代特征，又有作家鲜明的个人烙印。

扶贫文学在艺术形式上的创新与探索也丰富了乡土文学的美学特质。扶贫工作有严格的组织程序和工作流程，有明确的工作任务和考核目标，如果没有独特的艺术眼光和感悟力，很难讲出好故事。同时，减贫工作具有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应当注意的是，简单化的乐观想象也会远离乡村现实。当作家以在场的姿态进入乡村的精准扶贫现场时，如何跳出繁复庞杂的表象，冲破僵化的思维定势，在更阔大的时空里建构新时代乡村叙事的坐标，是每一个写作者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摘编自李雪梅《扶贫文学：叙写新时代乡村传奇》）

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中国主流电视媒体作为意识形态的重要窗口，必然要立足于本土文化，坚守文化自信，争取国际话语权，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范式，传播中国传统东方美学理念。

在全球化语境下，文化传播的全球化仍然要面对诸多文化审美困境。首先，文化传播的全球化意味着强势国家或民族的文化可以超越时空，被其他群体认知甚至认同，极端者甚至会导致文化霸权；弱势国家或民族的文化可能主动或被动地向强势文化迁移，成为强势文化的追随者，由此也会催生文化焦虑。其次，经济的全球化也可能引发人类社会审美情感的普遍钝化。在消费社会，人的官能被持续刺激，感情被交换，情感生态出现失衡。在信息社会，人们的时间越发碎片化，心态浮躁不安，灵魂无处安放，急需审美救赎。

从审美经验来看，文化艺术只有表达本土审美观念，才能激发群体成员的共情共鸣，唤起民族文化记忆，强化群体文化认同。近年来，国家积极推动广播电视节目创新创优，强调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传播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时代气息的中国故事。基于此，广播电视机构的电视文化类节目充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从内容和形式两个维度进行创新，抒写国人情感，构建集体认同。

在此，《中国诗词大会》用绚丽的视听手段、精彩的环节设计让观众回味唐诗宋词的豪放与婉约，感受东方诗意人生，重塑中华审美情趣；《经典咏流传》用现代音乐形式对古典诗词进行重新演绎，捕捉细腻的人情人性，使观众在曼妙的国风旋律中找到情感皈依；《朗读者》用温暖的古音传递文学与情感之美，浸润观众的心灵，唤起全民朗读的热情：《国家宝藏》以“馆藏国宝文物为立足点，利用情景再现方式讲述文物的前世今生，赋予文物鲜活的生命力；《衣尚中国》则聚焦中华传统服饰艺术，探寻服饰背后的美学精神，通过“历史空间”“匠心空间”创演空间”多重演绎，唤醒观者的文化记忆、激活受众的情感认同，让美融入生活。

这些电视文化类节目借助民族文化符号，综合运用舞台艺术的多重手段，调动了戏剧、绘画、舞蹁、书法、武术等艺术元素，塑造了符合当代中国人欣赏习惯的审美意象。在这些具有“中国意象”的符号背后是鲜活生动的历史人物、丰富厚重的民族文化和别具一格的审美情趣。节目基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审美意象的整体观照，既凝聚了观众的民族集体认同。同时也展现了主流媒体的文化自觉和责任担当。

中国电视文化节目应该担负起文化自觉的责任，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肥沃土壤，重塑中国本土美学的审美自信，加快实现文化审美自主转型能力，为构建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特色语言体系起到重要作用，使中国传统东方美学走向世界，进而实现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想境界。

——（摘编自《电视文化类节目传播中国传统东方美学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