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之交，神州大地掀起了一场社会大变革的风暴。

在这场摧枯拉朽、势不可挡的大变革中，旧的奴隶主阶级没落了，新的地主阶级兴起了；旧的奴隶制度和道德伦理观念，被新的封建制度和意识形态取代了；一部分农民获得较多的自由，社会的生产关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阶级矛盾尖锐激烈，兼并战争连年不断，整个社会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大动荡大改组局面。

在这个时期，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应运而生，这就是士。他们来自社会的各个方面，虽然地位较低，但很多是有学问有才能的人。他们有的是通晓天文、历算、地理等方面知识的学者，有的是杰出的政治、军事人才。其代表人物如孟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以及商鞅、申不害、许行、陈相、苏秦、张仪等，都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或科学家。至于一般的出谋划策、谈天雕龙之流，以及击剑扛鼎、鸡鸣狗盗之徒，更是人数众多。

由于士的出身不同，立场不同，因而在解决或回答现实问题时，提出的政治主张和要求也不同。他们著书立说，争辩不休，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形成了儒家、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名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等许多学派。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是儒、墨、道、法四家，而《论语》《孟子》《墨子》《老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则是这四家的代表著作。其中《论语》《孟子》《老子》和《庄子》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公元前2世纪中叶，汉武帝认识到孔子学说有利于形成中央集权大一统的社会格局，因而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从此中国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时期，一直尊奉孔子为圣人，尊称孟子为亚圣。上至皇帝，下至黎民百姓，以及孔子后裔和孟子后裔，都自觉或不自觉地相信或认为孟子的学术思想与孔子一脉相承或完全一致，简言之，即所谓的孔孟一家。其实，这是一个天大的误会，或许也是一个持续两千年的政治阴谋。因为，实际情况是，孟子的学术思想一部分继承于孔子的思想，另一部分则是孟子自己的创造，而这后一部分内容已经大大地超越了孔子。

孔子倡导的社会结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致命的问题在于，当君王不尽君王的责任时，或君王胡作非为时，人们没有正当合法的途径去纠正君王的错误或更换君王。对这个难题，孔子心里是明白的，但是他没有找到或不敢（不愿）提出解决的办法。对比之下，孟子则鲜明地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中国的历史中，他是第一个明确主张民众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朝廷的利益要服从民众的利益，君王的利益要服从民众的利益和朝廷的利益。

为了约束君王的行为，孟子主张在任命或罢免官员的问题上，不能由君王一个人说了算，也不能由少数几个大臣说了算，而是必须要征求国人的意见；在定罪量刑上，也不能由君王一个人说了算，也不允许君王的亲信左右或大臣私自说了算，同样必须征求国人的意见。对于不称职的君王，孟子以大无畏的精神提出：“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孟子·万章下》）”在君臣关系上，孟子坚持人格的尊严与平等，他曾当面对齐宣王说：“君之视臣为土芥，则臣视君如寇做。（《孟子·离娄下》）”

事实上，孟子的上述主张，都是孔子未曾提出过的，这表明孟子的学术思想、政治理念与孔子有着相当大的差异，严格说来他们并不是一个学派，孔孟并非一家。其实，孟子思想与孔子思想存在着本质不同，封建帝王及其御用文人心里都是明白的。朱元璋当上皇帝后，对《孟子》一书的许多主张都大为恼火，一怒之下要把孟子像从孔庙里迁出，但是他冷静下来后却发现把孟子像放在孔庙中实在是太有必要了。这是因为，只要宣扬孔孟一家，那么孟子便永运屈居亚圣地位，孟子思想主张的正确与否，也就必须以孔子思想为准，这样便可以用正圣压制亚圣,用孔子的思想埋没孟子的思想,从而扼杀了孟子倡导的民主思想的传播。

（节选自《中华早期国家与社会变革》，有删改）

①文化复兴是一种文化自信，它意味着文化的绵延不断。何为文化？马林诺夫斯基将文化分为三个层次：器物层次，即生产、生活工具；组织层次，包括社会、经济、政治组织；精神层次，即伦理、价值取向。五千年来，器物层次和组织层次的中国文化都在发生变化，但以“仁”为核心的传统伦理价值体系始终绵延不断。从孔子的“仁者爱人”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都是中华文化核心价值延续的体现。

②伴随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潜力不断释放，以儒家文化为重要传统之一的中华文化，能否与经济基础发展相适应并不断演进，进而形成一个完整的器物、组织、精神三个层次自洽的文化体系？答案是肯定的。

③当西方还是封建社会的时候，中国就已是一个市场经济体系的社会。在欧洲中世纪，农民是半农奴，依附于土地，而中国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就已经有相当活跃的劳动力市场，商品市场也颇为活跃。可以说，中华文化以及以“仁”为核心的传统伦理价值跟市场经济体系是共容的。

④从文化自我更新的角度来看，中华文化既能适应经济基础的不断提升、政治组织与经济组织的不断变化，又能保持其精神实质，并以相应形式与变化相呼应。以儒家为例，孔子之所以被称为“圣之时者”，是因为他总是能够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他的“述而不作”是有选择的，他把过去的经典按照时代需要给予了创新性整理和诠释，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以儒家文化为重要传承内容的中华文化有能力随着时代而调整、创新，这一点也可以从“亚洲四小龙”有能力在儒家文化基础上实现现代化得到证明。

⑤当一个文化体跟另外一个文化体碰撞时，就会有强势弱势的差别，其决定因素在于经济基础。理论和实践都证明中国的经济基础，也就是中国文化的经济基础完全有可能不断提高。而且，只要有意识地实践、倡导，中国文化也有能力保持其核心伦理价值取向，根据时代的需要不断地进行上层建筑的创新。

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不仅会继续保持经济的稳步发展，而且会将中华文化发展为当今世界的先进文化之一。除中国以外，世界上还有65%的人口生活在发展中国家，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有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梦想和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的不仅是中国梦的实现，还因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条件相似，由中国复兴经验总结出来的理论，很有可能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为人类不断贡献其理论创新与文化自信的力量。

（摘编自林毅夫《从经济学视角看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