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盛唐气象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朝气蓬勃，而这也是盛唐时代的性格。它是思想感情，也是艺术形象，在这里思想性与艺术性获得了高度统一。有人认为只有揭露黑暗才是有思想性的作品，这是不全面的，应该说属于人民的作品才是有思想性的作品，而属于人民的作品不一定总是描述黑暗的。如屈原最有代表性的作品《离骚》，给我们最深刻的印象是强烈追求理想、追求光明的性格形象，很少具体描述黑暗面。当然追求光明就会与黑暗面形成敌对，这原是矛盾的两面；作者究竟是带着更多黑暗的重压，还是带着更多光明的展望来歌唱，这在形象上是不同的，这事实上正是一个时代精神面貌的反映。盛唐气象正是歌唱了人民喜爱的正面的东西，反映了时代中人民力量的高涨，这是盛唐气象所具有的时代性格特征。它是属于人民的，是与黑暗力量、保守势力相敌对的，这就是它的思想性。

盛唐时代是一个统一的时代，是一个和平生活繁荣发展的时代，它不同于战国时代生活中那么多的惊险变化，因此在性格上也就更为平易开朗。《楚辞》比《国风》复杂得多、曲折得多，而唐诗则与《国风》更为接近。这一深入浅出而饱满蓬勃的风格，正是盛唐诗歌所独有的。李白的《将进酒》：“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五花马，千金袭，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如果单从字面上看，已经是“万古愁”了，感情还不沉重吗？然而正是这“万古愁”才够得上盛唐气象，才能说明它与“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的气象可以匹敌，有着联系；才能说明盛唐的诗歌高潮比陈子昂的时代更为气象万千。我们如果以为“白发三千丈”“同销万古愁”仅仅是说愁之多，愁之长，也还是停留在字面之上，更深入理解，会发现这个形象的充沛饱满，这才是盛唐气象真正的造诣。

李煜的《虞美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也是说愁多、愁长，也是形象的名句；然而这个形象绝不是盛唐气象，它说愁多、愁长，却说得那么可怜相；它的“一江春水向东流”与“黄河之水天上来”，在形象上简直是无法比拟的全然不同的性格。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这也是典型的盛唐气象。盛唐气象是饱满的、蓬勃的，正因其生活的每个角落都是充沛的，它夸大到“白发三千丈”时不觉得夸大，它细小到“一片冰心在玉壶”时不觉得细小；正如一朵小小的蒲公英，也耀眼地说明了整个春天的世界。它玲珑透彻而仍然浑厚，千愁万绪而仍然开朗这是基于对饱满的生活热情、新鲜的事物的敏感，与时代的发展中人民力量的解放而相伴成长起来的。它带来了如太阳一般丰富而健康的美学上的造诣，这就是历代向往的属于人民的盛唐气象。

盛唐气象是中国古典诗歌造诣的理想，因为它鲜明、开朗、深入浅出；那形象的飞动、想象的丰富、情绪的饱满，使得思想性与艺术性在这里统一为丰富无尽的言说。这也就是传统上誉为“浑厚”的盛唐气象的风格。

（摘编自林庚《盛唐气象》）

材料二：

唐朝继隋之后，经过太宗贞观之治，文化交融的过程大大地加速了。南朝的“文”妆点了北朝的“质”，北朝的“质”充实了南朝的“文”，“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一种融合了南北文化之长、与唐帝国的政治经济形势相适应的新文化达到了成熟的地步。盛唐气象正是这种富有深厚内涵的新文化的升华。

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都会，居住着许多外国的王侯、供职于唐朝的外国人、留学生、求法僧，外国的音乐家、舞蹈家、美术家，以及大量外来的商贾，至于外国的使臣更是络绎不绝。在宗教方面，佛教之外，伊斯兰教、袄教、景教和摩尼教也都得以流行。音乐、舞蹈、美术等方面的交流也给盛唐社会注入新的气息。中外文化的交流，打开了盛唐人的眼界，开阔了他们的胸襟，这对气象的形成无疑起了积极作用。

关于盛唐经济繁荣的局面，文献中不乏记载。“人家粮储，皆及数岁。”（元结《问进士》）“四方丰稔，百姓殷富……路不拾遗，行者不囊粮。”（郑崇《开天传信记》）从中宗神龙元年到玄宗天宝十四年，短短五十年间，唐朝人口增幅达40%。天宝年间人均粮食达到了700斤。无法想象，在一个民生凋敝、战乱频仍、国家分裂的时代会有什么气象可言。

在安定的局面下，儒、释、道三教得以并用，思想界出现比较自由的气氛。在这样的气氛中，诗人们可以从各方面汲取营养。李白信道，杜甫尊儒，王维崇佛。他们的不同信仰，对形成各自的诗歌风格起了重要的作用。

由于唐朝实行抑制门阀士族的政策，以科举取士，打破了门阀士族垄断政治的局面，使大批中下层庶族文人登上政治舞台。与此同时，文化也从少数士族文人手中转移到中下层庶族文人手中。这批在唐朝建国后成长起来的新人，有丰富的生活阅历，比较了解社会的实际、政治的利弊和民生的疾苦。他们有抱负、有见识、有能力，敢于冲破旧的藩篱开拓新的局面。盛唐文化实际上主要是这批新人创造出来的，盛唐气象也就是这批新人的气象。

（摘编自袁行霈《盛唐诗歌与盛唐气象》）

【推荐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①意境是指诗人的主观情意与客观物境互相交融而形成的、足以使读者沉浸其中的想象世界。但是，所谓主观情意与客观物境的交融，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情景交融或意境相加。意与境交融之后所生成的这个“意境”是一个新的生命，不明白这一点，就很难讨论关于意境的其他问题了。

②若论境与象的关系，首先应当承认境生于象，没有象就没有境。刘禹锡所谓“境生于象外”常被人引用和发挥。刘禹锡虽然说“境生于象外”，但也不否认这一点。细读其《董氏武陵集纪》全文，其中有一段话称赞董铤的诗：“心源为炉，笔端为炭，锻炼元本，雕砻群形，纠纷舛错，逐意奔走。”可见刘禹锡也十分重视象的摄取与加工。境生于象只说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还有另一个方面就是境超乎象。由象生成的境，并不是一个个象的和，而是一种新的质。意境超出于具体的象之上，也就超越了具体的时间与空间，而有了更大的自由，更多的想象余地。杜甫登上高高的慈恩寺塔，“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借用这两句诗可以说明超乎象而进入境的情况。没有大地就没有飞升的起点，但不飞离地面也不能进入意境。

③所谓境超乎象，并不意味着意境的形成必须借助意象的比喻、象征、暗示作用。的确，英美意象派所讲的意象多指那些具有比喻、象征、暗示作用的艺术形象，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松、菊、香草、美人，庶几近之。但中国一向对意象的理解却不限于此，那种具有比喻、象征、暗示作用的意象也不很普遍。只要是熟悉中国诗歌的人都知道，意境的形成不一定要靠比喻、象征和暗示。诸如：“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楼船夜雪瓜州渡，铁马秋风大散关。”以上这些最见意境的诗句都不是靠比喻、象征、暗示形成的，把英美意象派所讲的意象硬搬过来套在中国传统诗歌的意境上，总显得不那么合身。

④总之，境与象的关系全面而确切的表述应该是：境生于象而超乎象。意象是形成意境的材料，意境是意象组合之后的升华。

（选自袁行霈《境与象》）

材料二：

①诗歌意境，从表现对象分，有“物意境”“事意境”“情意境”“理意境”。

②所谓“物意境”，也叫“物境”，就是以“物”为表现对象的审美意境。山水诗、咏物诗、山水画、花鸟画中多有此类意境。“物境”具有令人身临其境的“形似”的审美特点。如：“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桃花春水渌，水上鸳鸯浴。”这些都是“物境”名句，一个个逼真如画，历历在目，令人有“处身于境”、目悦神怡之美感。

③所谓“事意境”，也叫“事境”，就是以事为表现对象的审美意境。叙事诗、咏史诗和写人诗中多有此类意境，此外古典戏曲、小说和散文中也往往有此类佳作。事境有大有小，有时一句诗就是一个事境，如“少小离家老大回”“风雪夜归人”“落花时节又逢君”；有时一首诗是一个事境，如《孔雀东南飞》《长恨歌》和《卖炭翁》。事境的审美特点是“近”，贴近生活，真实可信，所以才能获得“亲切不泛”的美感享受。

④所谓“情意境”，也叫“情境”，就是以“情”为表现对象的审美意境。抒情诗、抒情小赋、抒情散文和音乐、戏曲中多有此类意境。在古典诗歌中，有直抒其情成境者。如赵嘏《忆山阳》：“折柳城边起暮愁，可怜春色独怀忧，伤心正叹人间事，回首多惭江上鸥。”金圣叹评云：“看他四七二十八字，中间杂用‘愁’字、‘怜’字、‘忧’字、‘伤’字、‘叹’字、‘惭’字， 凡若干悲苦字成诗，知先生怀忧，真有甚深者也？”但更多的是借景抒情而成境者。如汉乐府《西洲曲》：“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洲。”又如苏轼《水龙吟》：“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李白是写情境的圣手，他有许多这方面的名句，诸如：“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在李白笔下，风、水、月皆成为情的化身，而又是那样亲切自然，尽情尽理，真是大家风范。

⑤所谓“理意境”，也叫“理境”，就是以“理”为表现对象的审美意境。如果说“情境”的审美特点是求“美”的话，那么“理境”的审美特点则是求“真”。玄言诗、哲理诗、议论散文、寓言、写意画中多有此类意境。如：“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些都是直言其理的名句，还有借景言理的，如崔颢《黄鹤楼》一诗，金圣叹评云：“他何曾是作诗，真是直上直下放眼恣看，看见道理却是如此。”什么“道理”呢？就是“黄鹤” 飞了，“昔人”去了，甚至他们早都死了，而“楼”还存在着。生命是有限的，空的，只有“楼”是无限的，实的。所以，感叹生命无常、人生短暂，便是这首诗的道理。这些道理是通过昔人、黄鹤、楼、白云、此地、千载等时空意象表现出来的。前者所举名句，或理，或意，都浸泡在浓郁的感情里；后者所举的“道理”则隐含在意象之中。所以朱光潜先生说：“诗有说理的，但是它的“理”融化在赤热的情感和灿烂的意象之中，它绝不说抽象地未受情感饱和的理。”

（选自古风《意境探微》）

诗歌的继承与创新

袁行霈

①诗歌的继承与创新，这是中国诗歌史上一个老话题。更早的不说，至晚在南朝梁代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已经提出来了，他叫做“通变”或者“因革”。“通”和“因”就是继承的意思；“变”和“革”就是创新的意思。初唐的陈子昂在《修竹篇序》中反对齐梁诗风，高倡汉魏风骨。高举以复古为革新的旗帜，为此后盛唐诗歌的繁荣发展开辟了道路。盛唐李、杜、王、孟、高、岑等人，立足于现实生活，上追《诗》《骚》、汉魏，摒弃齐梁，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在杜甫的《戏为六绝句》中有明确的表示：“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到了宋代，面临唐代盛极难继的局面，于是宋人走出一条新变之路，“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到了明代，“宗唐”成为主流，但毕竟因为缺少创新的力度，成就反而不如宋诗。五四以来的新诗取得不少成绩，但是未能在人民群众中扎根。其中的原因很多，我没能力分析，其中一个原因是新诗过分地学习西方的诗歌，甚至简单地移植形式，而几乎割断了中国诗歌几千年的传统。

②简单地回顾诗歌的这段历史，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就是诗歌要在继承中创新，继承和创新两者不可偏废。不继承就没有源头，不创新就没有活力。只有在继承中创新，才能为群众喜闻乐见，也才能体现时代特色，这是两个最基本的要求。当前的诗歌创作，旧体也好，新体也好；文言也好，白话也好，只要朝着这个方向努力，都会实现其价值。

③中国传统诗歌的形式是建立在汉语特点之上的，是许多年来在人民群众传唱吟诵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汉语是单音节语，所以才能形成四、五、七言这样整齐的句式（诗行），也才能形成对仗。汉语有四声的区别，所以才能讲究平仄。继承传统，就诗歌形式这一个方面而言，就要继承传统诗歌与汉语的特点密切结合这一优点。至于创新，主要是运用传统的形式表现新生活、新意境、新的时代气息。摒弃陈词滥调，贴近人民大众。在这方面的许多诗人作了有益的尝试。我相信，通过大家的努力，会找到一条道路，把诗歌提到一个新的高度。我呼唤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陆游这样领一代风骚的大诗人。有人说现在不是诗的时代，我不赞成。放眼历史的长河，辛亥革命以来，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以来，整个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时代的进步，正是酝酿伟大诗歌的机会，应该有时代的黄钟大吕。我殷切地期待着。

——节选自《诗人论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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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从东汉末年到魏晋，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新思潮即所谓新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反映在文艺、美学上的同一思潮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呢？

简单说来，这就是人的觉醒。它恰好成为从两汉时代逐渐脱身出来的一种历史前进的音响。在人的活动和观念完全屈从于神学目的论和谶纬宿命论支配控制下的两汉时代，是不可能有这种觉醒的。文艺和审美心理比起其他领域，反映得更为敏感、直接和清晰一些。

《古诗十九首》以及风格与之极为接近的苏李诗（东汉无名氏文人假托李陵所作的三首抒情诗，及假托苏武所作的四首诗，被人们合称为苏李诗），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开一代先声。它们在对日常时世、人事、节候、名利、享乐等等咏叹中，直抒胸臆，深发感喟。在这种感叹抒发中，突出的是一种性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悲伤。

这种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喟叹，从建安直到晋宋，从中下层直到皇家贵族，在相当一段时间中和空间内弥漫开来，成为整个时代的典型音调。他们唱出的都是同一哀伤，同一感叹，同一种思绪，同一种音调。可见这个问题在当时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上具有重要的位置，是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的一个核心部分。

这个核心便是在怀疑论哲学思潮下对人生的执着。在表面看来似乎是如此颓废、悲观、消极的感叹中，深藏着的恰恰是它的反面，是对人生、生命、命运、生活的强烈的欲求和留恋。而它们正是在对原来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从经术到宿命，从鬼神迷信到道德节操的怀疑和否定基础上产生出来的。正是对外在权威的怀疑和否定，才有内在人格的觉醒和追求。也就是说，以前所宣传和相信的那套伦理道德、鬼神迷信、谶纬宿命、烦琐经术等等规范、标准、价值，都是虚假的或值得怀疑的，它们并不可信或无价值。只有人必然要死才是真的，只有短促的人生中总充满那么多的生离死别哀伤不幸才是真的。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不抓紧生活，尽情享受呢？为什么不珍重自己生命呢？表面看来似乎是无耻地在贪图享乐、腐败、堕落，其实，恰恰相反，它是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深刻地表现了对人生、生活的极力追求。生命无常、人生易老本是古往今来一个普遍命题，魏晋诗篇中这一永恒命题的咏叹之所以具有如此感人的审美魅力而千古传诵，也是与这种思绪感情中所包含的具体时代内容不可分的。

从黄巾起义前后起，整个社会日渐动荡，接着便是战祸不已，疾疫流行，死亡枕藉，连大批的上层贵族也在所不免。“徐（干）陈（琳）应（玚）刘（桢），一时俱逝”，荣华富贵，顷刻丧落，曹丕曹植也都只活了四十岁……既然如此，而既定的传统、事物、功业、学问、信仰又并不怎么可信可靠，大都是从外面强加给人们的，那么个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就突现出来了，如何有意义地自觉地充分把握住这短促而多苦难的人生，使之更为丰富满足，便突现出来了。它实质上标志着一种人的觉醒，即在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标准和信仰价值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

（节选自李泽厚《美的历程》，有删减）

材料二：

如果将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都称作乱世，也许并不过分。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创作很自然地形成一些共同的主题。其中之一就是生死主题。

生死主题主要是感慨人生的短促、死亡的不可避免，以及表现如何对待生、如何迎接死的思考。在汉乐府和《古诗十九首》中已有不少感叹生死的诗歌，《薤露》《蒿里》之作，以及“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等诗句，可以说是这类主题的直接源头。魏晋以后，生死主题越发普遍了，曹丕的《与吴质书》很真切地表现了当时带有普遍性的想法：“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烛夜游，良有以也。”他因疾疫造成众多亲故死亡而深感悲痛，由此想到少壮当努力成就一番事业，又想秉烛夜游及时行乐。生与死是一个带有哲理意味的主题，如果结合人生的真实体验可以写得有血有肉，如：“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短歌行》）“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陶渊明《拟挽歌辞》）“春草暮兮秋风惊，秋风罢兮春草生。绮罗毕兮池馆尽，琴瑟灭兮丘垄平。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江淹《恨赋》）如果陷入纯哲学的议论又会很枯燥，如东晋的玄言诗。

对待人生的态度无非四种：一是提高生命的质量，及时勉励建功立业；二是增加生命的长度，服食求仙，这要借助药；三是增加生命的密度，及时行乐，这须借助酒。第四种态度，是不以生死为念的顺应自然的态度。诗人不再是一个自叹生命短促的渺小生灵，他具有与“大化”合一的身份和超越生死的眼光，因此这类诗歌便有了新的面貌。

（节选自袁行霈《中国文学史》，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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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篆书的文化精神

张中堂

篆书的应用遍及汉代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书法艺术也在继承了秦代小篆写法的基础上有了更高的审美追求和艺术表现。

秦王朝统一六国之后，秦始皇采用了丞相李斯的建议，在文字政策上“罢其不与秦文合者”，以秦系文字为基础统一全国文字。秦代篆书最具代表性的书法作品就是李斯所写的泰山、峄山、琅琊台、会稽、之罘等刻石。李斯是法家人物的代表，法家之于审美采取的是“好质而恶饰”的主张，反对各种形式的装饰。这也正是李斯小篆“省大篆之繁缛以趋简易”、笔画粗细均等、结体平正匀齐的原因。

秦亡汉兴，汉初采用了道家的“无为而治”的思想治国，汉武帝时又采用了董仲舒的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法家的审美思想相比，道家审美观超越了功利性的羁绊，而儒家审美观则强调了文（饰）与质的辩证统一关系。讲实用性也讲审美性，这是汉代美学思想对秦代美学思想的突破，也是汉代艺术繁荣发展的一个原因。

如果说以道、儒思想取代法家思想促使汉代审美趋于开放，那么，地域文化对于汉代艺术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 一书中说道：“其实，汉文化就是楚文化……汉起于楚地，刘邦、项羽的基本队伍和核心成员大都来自楚国地区。楚汉浪漫主义是继先秦理性精神之后，并与它相辅相成的中国古代又一伟大艺术传统。它是主宰两汉艺术的美学思潮。”

与北国文化不同的是，这种弥漫着浪漫主义色彩的南国楚文化充满了想象、神人交织、赤兔金鸟、羽人戏龙……就像屈原《离骚》中所说的那样，“佩缤纷其繁饰兮，芳霏霏其弥章”。注重雕饰、充满想象，是其显著的审美特征。汉赋、汉帛画、汉雕塑、汉画像石等无不彰显着这种缤纷浪漫的情怀。

书法也是如此，汉代篆书线条一改秦篆的“玉箸”式样，提按波变，跌宕流动，充满了节奏变化。起笔时或藏或露，少有雷同；收笔处或作悬针，或为垂露，姿态万千；转折处或提或按，方圆兼备，虚实相生。瓦当铭文更能随形布势，随意生态，活泼多变；缪篆屈曲回环；鸟虫篆，笔画作鸟、虫、鱼状，更是将篆书的装饰意味、浪漫色彩发挥到了极致。

“圣人立象以尽意”，汉代流动瑰丽的篆书，所表达的正是汉代崇尚浪漫、重视装饰的审美追求。森严的秦文化之“法”与浪漫的楚文化之“意”在汉代篆书里交融，开创了中国书法史上辉煌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