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重此世、安住当下，乃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精神品格，蕴含在儒、道、佛的经典文本当中。今天，我们学习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应忽略中国文化注重“当下”这一重要维度。

儒家注重此世，关注现实人生。孔子曾说“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在孔子看来，关注今生，活在当下，敬鬼神而远之，不做杞人忧天之思，不热衷于谈论怪力乱神之事，这才是对生命的敬重。《礼记·大学》载：“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这里所谓的“安”，指的就是此心安住当下。儒家强调通过减少外缘，让自己的心慢慢变得专注，在这个专注的过程当中，内在的智慧将不断显现。反之，则“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

道家也强调接受与安住当下。老子“无为”之道的本质就是接受与安住当下，这是一种随顺生命流动，而不逆流而上的简单而深刻的智慧。对于个体生命而言，活着的方式只有一种，那便是与当下接轨，而唯一能够体会到生命流动的地方，就是此时此刻。在《道德经》八十章中，老子说：“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所谓“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指的是，老百姓安于现状，活在当下，他们以其所食为甘甜，以其所穿为美丽，以其风俗为快乐，以其居住为安恬，这实际上是“有道”之人安住当下的状态。在道家那里，“无为”“不争”，就是顺应自然，安住当下，不滞留于过去，不执着于未来，而是始终对当下保持悦纳，不争不贪，更重要的是，不与当下抗争。

佛教更是强调保持觉知，活在当下。佛教中所说的“正念”，即是保持觉知、安住当下，也就是从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虑中摆脱出来，有意识地、全神贯注地觉察当下的一切，它是佛陀的根本教义“八正道”之一。在佛教看来，所有的一切都是在当下发生的，完美不存在于将来，而是在此时此地，因此，只有放下过去，放下未来，时时保持全然的觉知，深入观察生命每一个微细的活动，安住在身心的各种现象当中而不执着于它，方能真正明了佛陀的教导。切勿“贪观天上月，失却掌中珠”。

中国文化的“当下”精神，主要是指“心”（“意识”）处在此时此地。王阳明多次告诫弟子思虑过多徒劳无益，他说：“只存得此心常见在，便是学。过去未来事，思之何益？徒放心耳！”对于那些已经过去的事和还没到来的事，思虑它们有何益处呢？那样只会距离自己的良知本心愈来愈远。故而，要通过“致良知”的功夫，破除“心中贼”，恢复“此心光明”，就是让心安住当下。

应当指出的是，安住当下，并不意味着安于现状，及时行乐，浑噩度日，而是保持警觉，活在当下，更加有意识地去生活。也就是说，在学习、工作、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走出意识昏沉，远离心不在焉。对于过往，不作无谓的计较，也不作耽溺的留恋；对于未来，不作不切实际的幻想，也不作杞人忧天的担忧，而是将此心专注于此时此刻，在每一个行动当中保持觉察，即时应对生命中的每分每秒。

（摘编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阐释与建构

耿文婷

我所说的阐释，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训诂释义。训诂释义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而且是专门的术业。这也是阐释的前提，阐释要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真正的阐释是在原典的理解与解释中生发出新义，朱熹的《四书集注》就是通过对“四书”的阐释来表达他的思想体系的。阐释又是与建构并行不悖的。在阐释中建构，这是古代许多思想家的治学方法。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就是以对先秦儒家经典的阐释来建构其理论学说的。张晶的美学研究，也是以阐释和建构并行的方法进行的。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文献多半处于自在状态，对于某一范畴，人们往往并不进行义界的厘清和逻辑的梳理，而是直接运用。尽管其基本的内涵是相近的，但每一位文论家使用时的语境及含义往往有很大差异。张晶的《神思：艺术的精灵》一书颇为鲜明地体现出阐释与建构并行的方法论特征。他在其他研究者对于“神思”的阐释基础上，加以辨析并提出自己的界定，认为“神思”是艺术创作思维的根本范畴，包含了想象、灵感构思等多种思维元素。

阐释与建构，可以是一体两面的。遍观中国思想史、美学史，“通”与“变”之间多是通过阐释与建构实现的。没有建构的阐释，是缺少思想归趋的；而不是建立在阐释基础上的建构，则是缺少根基的，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当代的一些美学、文艺学研究名著，如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葛路的《中国绘画美学范畴体系》等，都是阐释与建构互动的产物。对于当代中国的美学理论发展来说，中国古代的文艺理论是非常重要的。美学理论不可能不借鉴西方的哲学、美学理论系统，这是不言自明的；但是中国美学又有数千年的文艺理论作为基础，形成了鲜明的民族特色。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如何才能成为当代美学发展的资源？所谓“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的具体路径何在？我以为，阐释与建构的辩证运用，应该是值得倡导的思维方式。

前些年在古代文论领域有所谓“失语症”之说，后来又有“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讨论，在我看来，也许这都是来自学界内部的一种焦虑。当代的学界有很多时新的话语，对传统的文论和美学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古代文论或美学似乎大多数情形下都是在自说自话，而缺乏对当代美学和艺术理论的影响力。读张晶的美学论著，他在谈论古代美学的话题时，总使人感到现实的关切；而在建构具有美学普遍价值的问题时，又使人感到传统的深厚和立足的坚实。其实，在当代，经过二十世纪哲学美学的长足发展，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中丰富的美学蕴含，还有从其中可以生长的新的理论要素，才能更充分地得以发显。

（节选自《读书》2019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