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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勒工名”是指器物的制造者要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器物上面，以方便管理者检验产品质量。它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手工业管理制度。

将制造者名字刻上器物的情况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当时，有些器物上还出现了主造人和监造人的名字。秦朝实现了国家统一，“物勒工名”制度也随之被进一步强化，不仅在实践中加强考核，在法律上也得以强化，这在睡虎地出土的秦简中有具体的规定，如《工律》说“公甲兵各以其官名刻久之，其不可刻久者，以丹若髹书之”。这说明“物勒工名”制度在秦朝就以法定的形式固定下来。

汉承秦制，“物勒工名”制度的实施日臻完备，其显著标志是，这一制度已深入到官营手工业的各个方面，目前在一些铜器、漆器、铁器、骨签等出土文物上均发现有铭文，而且铭刻内容较为丰富。

唐朝在承袭前代“物勒工名”制度的基础上，对该制度进行了丰富和发展。一方面，政府对手工业实行工匠征集制度，为工匠设立“匠籍”，子弟要世袭匠籍。另一方面，政府把“物勒工名”制度和工匠的培养考核结合起来，如《新唐书·百官志》记载：“细镂之工，教以四年；车路乐器之工，三年；平漫刀矟之工，二年：……岁终以监试之，皆物勒工名。”由于政府注重对工匠的培训与考核，唐代涌现出了一批技艺精湛的工匠或工匠家族。

明清时期“勒名”制度更为规范、具体，最突出的是在工程材料上都要层层勒名。南京明城墙即为典型的代表。南京明城墙有一块“黄州府蕲水县”铭文城砖上刻有67个字，记录了十一级烧砖责任人。这种精确到人的责任制，有效加强了制砖工序的管理和监督。

我国古代“物勒工名”制度之所以产生并长期延续，主要有如下几方面的原因。

提升产品质量的要求。春秋战国时期国家间战争频繁，各国都纷纷提升了对武器装备的质量要求，“物勒工名”的责任追究制度便应运而生了。另一方面，在古代社会，官营手工业产品多提供给统治集团享用。统治集团积极助推“物勒工名”制度也是为了满足其自身奢侈生活的需求。

社会分工的需要。春秋战国时期，手工业发展迅速，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一件产品的完成需要多个工种的配合，只要一个环节出了问题，便会影响整个产品的质量。这就需要一种质量监督管理制度来保证产品的质量，在产品出现质量问题时，能够有效地进行追责，在这种形势下，“物勒工名”制度的产生便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商品经济发展的推动。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一些技术精湛的私营手工业者为了在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纷纷借鉴官营手工业“物勒工名”的做法，主动在商品上刻下自己的名号，来标识和推销自己的产品，这便成为商标的雏形。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秦国的民间手工业者在陶器上刻上自己的住处和名字，目的在于彰显自己精湛的制作技术。到了宋朝，便形成了产品的品牌和商标。可见，民间手工业者的推动也是“物勒工名”制度得以发展的重要因素。

自古以来，我国先民就注重追求工匠精神，《考工记》指出，“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传统的工匠精神主要包括精益求精、敬业专一、诚实守信等内容。“物勒工名”制度对传统工匠精神的形成和传承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物勒工名”制度之下，统治者制定了严格的质量监管体系，工匠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声誉，对产品的质量要求也很高，如在制作车辆时车轮圆不圆，辐与牙相交处是不是直角，上下车辐是否成一条直线等都认真对待，一丝不苟。在追求产品质量的过程中，工匠们逐渐形成了精益求精的意识。

“物勒工名”作为一种制度长期约束着工匠这一群体，对其产生的精神影响是很大的，在这种要求和压力之下，工匠必须对自己的产品质量负责，认真劳作，兢兢业业，久而久之就内化为“敬业专一”的意识和实践。《礼记·月令》有云，“物勒工名，以考其诚”，这里的“诚”就是敬业专一的体现。

诚信精神在“物勒工名”制度中也得到充分的体现。“物勒工名”制度下，每一件产品都有明确的责任人，政府对不合格产品的追查和处理也十分严格。《秦律·杂抄》规定：“禀卒兵，不完善（缮），丞、库啬夫、吏赀二甲，法废”，也就是说在士兵使用武器的过程中，如果发现质量问题，武器的制造者将被罚款，甚至被追责。“物勒工名”制度让“以次充好”的行为没有生存空间，彰显了对消费者的诚信。

（摘编自庄华峰《“物勒工名”与传统工匠精神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