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移情作用是把自己的情感移到外物身上去，仿佛觉得外物也有同样的情感。这是一个极普遍的经验。陶渊明何以爱菊呢？因为他在傲霜残枝中见出孤臣的劲节；林和靖何以爱梅呢？因为他在暗香疏影中见出隐者的高标。

移情作用是和美感经验有密切关系的，移情作用不一定就是美感经验，而美感经验却常含有移情作用。美感经验中的移情作用不单是由我及物的，同时也是由物及我的；它不仅把我的性格和情感移注于物，同时也把物的姿态吸收于我。所谓美感经验，其实不过是在聚精会神之中，我的情趣和物的情趣往复回流而已。

姑先说欣赏自然美。比如，我在欣赏一棵古松，古松的形象引起清风亮节的类似联想，我心中便隐约觉到清风亮节所常伴着我的情感。真正的美感经验都是如此，都要达到物我同一的境界，在物我同一的境界中，移情作用最容易发生，因为我们根本就不分辨所生的情感到底是属于我还是属于物。

再说欣赏艺术美，比如说听音乐。我们常觉得某种乐调快活，某种乐调悲伤，这也是由于移情作用。音乐的命脉在节奏，听者心中自起一种节奏和音乐的节奏相平行。这种或高低或缓急的节奏，于听者心中感觉一种欢欣鼓舞或是抑郁凄恻的情调。

再比如说书法。移情作用往往带有无意的模仿。我看赵孟頫的字时，仿佛对着临风荡漾的柳条，不知不觉地展颐摆腰，全身的筋肉都松懈起来，模仿它的秀媚。从心理学看，这本来不是奇事。凡是观念都有实现于运动的倾向。在美感经验之中，注意力都是集中在一个意象上面，所以极容易起模仿的运动。

移情的现象可以称之为“宇宙的人情化”，因为有移情作用然后本来只有物理的东西可具人情，本来无生气的东西可有生气。从理智观点看，移情作用是一种错觉，是一种迷信。但是如果把它勾销，不但艺术无由产生，即宗教也无由出现。艺术和宗教都是把宇宙加以生气化和人情化，把人和物的距离以及人和神的距离都缩小。它们都带有若干神秘主义的色彩。所谓神秘主义其实并没有什么神秘，不过是在寻常事物之中见出不寻常的意义。这仍然是移情作用。从一草一木之中见出生气和人情以至于极玄奥的泛神主义，深浅程度虽有不同，道理却是一样。

（摘编自朱光潜《谈美》中的文章《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宇宙的人情化》）

材料二：

我们的感情是要经过一番洗涤，克服小已的私欲和利害计较。矿石商人仅只看到矿石的货币价值，而看不见矿石的美的特性。我们要把整个情绪和思想改造一下，移动方向，才能面对美的形象，把美如实地和深入地反映到心里来，再把它放射出去，凭借物质创造形象给表达出来，才成为艺术。

中国古代曾有人把这个过程唤做“移人之情”或“移我情”。《舟还长沙》说：“侬家家住两湖东，十二珠帘夕照红。今日忽从江上望，始知家在画图中。”自己住在现实生活里，没有能够把握它的美的形象。等到自己对自己的日常生活有相当的距离，从远处来看，才发现家在画图中，溶在自然的一片美的形象里。但是在这主观心理条件之外，也还需要客观的物的方面的条件。在这里是那夕照的红和十二珠帘的具有节奏与和谐的形象。

这节奏，这旋律，这和谐等等，它们是离不开生命的表现，它们不是死的机械的空洞的形式，而是具有丰富内容，有表现、有深刻意义的具体形象。形象不是形式，而是形式和内容的统一，形式中每一个点、线、色、形、音、韵，都表现着内容的意义、情感、价值。所以诗人艾里略说：“一个造出新节奏的人，就是一个拓展了我们的感情并使它更为高明的人。”这里就是“美”，就是美感所受的具体对象。它是通过美感来摄取的美，而不是美感的主观的心理活动自身。就像物质的内容结构和规律是抽象思维所摄取的，但自身却不是抽象思维而是具体事物。所以，专在心内搜寻是达不到美的踪迹的。美的踪迹要到自然、人生、社会的具体形象里去找。

但是心的陶冶、心的修养和锻炼是替美的发现和体验作准备的。创造“美”也是如此。捷克诗人里尔克在许许多多的事物里、经验里，去踪迹诗，去发现美，多么艰辛的劳动呀！他说诗不徒是感情，而是经验。现在我们也就转过方向，从客观条件来考察美的对象的构成。改造我们的感情，使它能够发现美，中国古人曾经把这唤做“移我情”；改变着客观世界的现象，使它能够成为美的对象，中国古人曾经把这唤做“移世界”。

“移我情”“移世界”，是美的形象涌现出来的条件。

（摘编自宗白华《美学散步》中的文章《美从何处寻？》）

【推荐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你们来信常追问我：美是否纯粹是客观的或主观的？我曾经强调过这样从抽象概念出发来对本质下定义的方法是形而上学的。要解决问题，就要从具体情况出发，而审美活动的具体情况是极其复杂的。现在就从节奏感这一方面来谈一谈。

节奏是音乐、舞蹈这些最原始也最普通的艺术所同具的一个要素。节奏不仅见于艺术作品，也见于人的生理活动。人体中呼吸、循环、运动等器官本身的自然的有规律的起伏流转就是节奏。人用他的感觉器官和运动器官去应付审美对象时，如果对象所表现的节奏符合生理的自然节奏，人就感到和谐和愉快，否则就感到“拗”或“失调”，就不愉快。例如听京戏或鼓书，如果演奏艺术高超，像过去的杨小楼和刘宝全那样，我们便觉得每个字音和每一拍的长短高低快慢都恰到好处，有“流转如弹丸”之妙。如果某句落掉一拍，或某板偏高或偏低，我们全身筋肉就仿佛突然受到一种不愉快的震撼。这就叫做节奏感。

为着跟上节奏，我们常用手脚去“打板”，其实全身筋肉都在“打板”。这里还有心理上的“预期”作用。节奏总有一种习惯的模式。听到上一板，我们就“预期”下一板的长短高低快慢如何，如果下一板果然符合预期，美感便加强，否则美感就遭到破坏。在这种美或不美的节奏感里你能说它是纯粹主观的或纯粹客观的吗？或则说它纯粹是心理的或纯粹是生理的吗？

节奏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也是心理和生理的统一。它是内心生活的传达媒介。艺术家把应表现的思想和情趣表现在音调和节奏里，听众就从这音调节奏中体验或感染到那种思想和情趣。

节奏主要见于声音，但也不限于声音，形体长短大小粗细相错综，颜色深浅浓淡和不同调质相错综，也都可以见出规律和节奏。建筑也有它所特有的节奏，所以过去美学家们把建筑比作“冻结的或凝固的音乐”。一部文艺作品在布局上要有“起承转合”，这也是一种节奏。

现在再来回答开头时所提的那个问题。首先，美确实要有一个客观对象，要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这样美人的客观存在。其次，审美也确要有一个主体，美是价值，就离不开评价者和欣赏者。如果这种美人处在空无一人的大沙漠里，或一片漆黑的黑夜里，她的“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能产生什么美感呢？凭什么能说她美呢？就是在闹市大白天里，千千万万人都看到她，都感到她同样美吗？

（摘编自朱光潜《谈美书简》）

材料二：

中国传统美学在“美”的问题上的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不存在一种实体化的、外在于人的“美”，“美”离不开人的审美活动。

唐代思想家柳宗元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命题：“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兰亭也，不遭右军，则清湍修竹，芜没于空山矣。”

柳宗元这段话提出了一个思想，这就是，自然景物要成为审美对象，要成为“美”，必须要有人的审美活动，必须要有人的意识去“发现”它，去“唤醒”它，去“照亮”它，使它从实在物变成“意象”。“彰”，就是发现，就是唤醒，就是照亮。外物并不能单靠了它们自己就成为美的，美离不开人的审美体验。这种体验，是一种创造，也是一种沟通，就是后来王阳明说的“我的心灵”与“天地万物”的欣合和畅、一气流通，也就是后来王夫之说的“吾心”与“大化”的“相值而相取”。对于柳宗元的这个命题，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来理解：

美离不开观赏者，而任何观赏都带有创造性。

一般人之所以容易接受“美是客观的”观点，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看到物是客观的，因此他们觉得物的美当然也是客观的。这座山是客观的，那么这座山的美当然也是客观的。这棵树是客观的，那么这棵树的美当然也是客观的。这里的错误是在于把“象”与“物”混淆起来了。在审美活动中，我们所面对的不是“物”，而是“象”。“象”，西方艺术家喜欢称之为“形式”，中国古代艺术家则常常称之为“物色”或“景色”。在审美活动中，“物”的有用性以及它的自然科学属性是不被注意的。审美观赏者注意的是“象”，在审美观赏者面前，“象”浮现出来了。一座山，它作为“物”，相对来说是不变的，但是在不同的时候和不同的人面前，它的“象”却在变化。“象”不能离开观赏者。“物”是实在的世界，“象”是知觉的世界。竹子是“物”，眼中之竹则是“象”。“象”是“物”向人的知觉的显现，也是人对“物”的形式和意蕴的揭示。

朱光潜谈美，总是一再强调指出，把美看作天生自在的物乃是一种常识的错误。他指出，“象”不能离开“见”的活动，有“见”的活动，“象”才呈现出来，所以美的观赏都带有几分创造性。他说：“见”为“见者”的主动，不纯粹是被动的接收。所见对象本为生糙零乱的材料，经“见”才具有它的特殊形象，所以“见”都含有创造性。

美并不是对任何人都是一样的。同一外物在不同人面前显示为不同的景象，具有不同的意蕴。

一般人之所以容易接受“美是客观的”观点，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按照他们的常识，美对任何人都是一样的，是不会变化的。其实这种常识也是片面的。泰山的日出，它作为“物”，对每个观赏者都是相同的，但是，不同的观赏者，老人与小孩，诗人与音乐家，他们所看到的泰山日出的景象，往往很不相同。所以赫拉克利特说：“太阳每天都是新的。”费尔巴哈说：“每个行星都有自己的太阳。”卡西尔说：“如果我们说，两个画家在画‘相同的’景色，那就是在非常不适当地描述我们的审美经验。”

（摘编自叶朗《美学原理》）

【推荐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文化数字化，即以文化创意为核心，依托计算机、互联网、数字处理等信息技术进行存贮、创作、生产、传播、交易和消费等，是数字技术在文化领域的体现。基于文化数字化提出的文化数字化战略，为我们擘画了民族文化全景呈现、全民共享和优秀成果享誉世界的美好愿景，满足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夯实了文化强国建设的根基。

文化数字化战略的实施可以有效促进文化资源转化为生产要素。我国有着丰富的文化资源，国家倡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化数字化是不可绕过的有效路径，这也是在文化领域和文化建设上能够抓住信息革命的一次重要机遇。

文化数字化战略中的“数据超市”“数字化文化消费新场景”等关键词是实现文化资源转化为生产要素、提高文化生产力的要害。信息文明条件下，文化资源转化为生产要素、进入社会化大生产的产业化环节中，文化数字化是一条便捷的有效路径，是文化艺术生产力快速提高的必然之举，这一点已为国际经验所证实。继“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之后，我们应该名正言顺地甚至大张旗鼓地提出文化是生产力、文化创意是生产力的口号。事实上，有了现代化逻辑骨架的文化是真正的生产力，有着现代文明理念和价值追求的文化才是生产力的思想观点逐渐成为一种共识。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文化经济学、创意经济学、文化产业经济学才是自在自为的完善的现代学科概念，才能真正为文化自信夯实经济基础、为文化强国建设提供精神思想的支撑。

文化数字化不仅仅是器物层面的革新和技术应用，还要“由器而道”、以技促道诉求一种新思维和原初视野。也就是说，文化数字化不仅在于使文化发展强身健体、形成新时代中华文化的健壮骨骼，更在于推动契合时代特点的文化观念创新和文化形态的整体跃升。文化数字化战略是推动当代文化创新的激发器和策源地，它涵盖了中华文化数据库、国家文化专网、文化数据服务平台、数字化转型升级、数字化文化消费新场景、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水平、文化产业数字化布局、文化数字化治理体系等领域，意在供给侧发力，激活各类文化资源且贯通各部门各行业，贯穿文化建设全过程。同时还兼顾供给侧与需求侧，打通资源端、生产端、消费端和云端，从而构建起一套由国家主导的文化大数据体系，在文化体系重塑中新被旧所融、旧因新而活，实现彼此所蕴含价值的极大化、“再发现”乃至聚合效应，以文化活力的激发和文化创新意识的增强形成建设文化强国的坚实力量。可见，在文化数字化所形构的原初视野中，文化数据因关联而焕发出整体性的文化力量，从根本上提高了文化生产力水平，从而为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建设文化强国赋能。

（摘编自范玉刚《以“文化数字化战略”夯实文化强国建设的根基》）

材料二：

数字网络下的远程合作，使人们得以互相沟通连接，不同的声音得以释放和传播，数字文化需求更加多元多样。加快文化数字化发展，就要充分重视人民群众的个性化精神文化需求。文化产业数字化在发展过程中产生了海量数据，其中包括文化产品供给端和消费端的数据。这些数据反映了文化消费市场的消费趋势，将极大增强供给端的生产指向性。对供给端来说，洞悉消费者文化产品需求的精准度，根据数据进行小规模、个性化、智能型、订单式的生产，再利用消费数据对供给进行调整，可以更好地实现文化产品的价值，并确保文化供给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受资源禀赋、经济水平、交通条件、社会分工等因素的影响，人民群众的文化需要在城乡、区域、行业之间存在差异，这导致文化的交流与传播也存在较大差别。一直以来，因地理区隔造成文化需求的不均衡现象较为显著。进入数字时代，数字鸿沟又进一步增加了既有差距。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当前应积极以数字化手段促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一体化发展，使高品质文化资源通过新型数字文化消费渠道与人们的精神需求对接。比如，推进广播电视直播卫星公共服务升级，探索公益电影多样化供给方式，加快农家书屋数字化建设，加强面向困难群体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等。

文化消费是人们建构自我身份和获得社会认同的不可忽视的重要途径。当前，越来越多富含中国文化元素的本土产品在文化消费市场中的需求逐步攀升，更多人愿意为本土化的品牌和内容付费。为了进一步发挥文化消费在增强认同、凝聚人心等方面的带动作用，要统筹利用文化领域已建或在建数字化工程和数据库所形成的成果，全面梳理中华文化资源，推动文化资源科学分类和规范标识，形成中华文化数据库，扩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范围和传播效力，为内容创造者提供丰富的素材宝库和多样的灵感源泉，增强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摘编自魏鹏举、魏西笑《文化数字化带动文化消费转型升级》）

“数字故宫”小程序受到追捧。书画爱好者通过故宫发布的“故宫名画记”，能看到超高清的清明上河图的细节；建筑爱好者通过“全景故宫”，可以走进虚拟场景，一个人尽情游览所有建筑……不管是游故宫、逛建筑，还是赏文物、看展览，“数字故宫”小程序都可以“一站式”满足用户需求，让更多国宝“飞入寻常百姓家”，随时随地畅享精彩数字文旅体验。

生态文明美：当代环境审美的新形态

陈望衡

环境审美观具有历史性。迄今为止，人类主要经历过渔猎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三种文明类型。这三种文明类型的环境审美观各有其独特属性。当代环境审美的新形态是生态文明美。

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审美兼顾了对象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自然属性是自然美的基础，社会属性即自然物对人的以“居”为核心的生活的意义，这两者的统一实质就是自然的文明化。当代的自然环境审美，自然属性中彰显了生态性，社会属性中强调了生态性之于人的意义，综合起来就是凸显了生态文明的内涵。当代的自然环境审美观认为自然环境美，美在生态文明(以生态为载体的文明)。

生态文明时代前的自然环境审美，强调自然环境中的生命意味。这生命意味的立足点是人的生命，凡是从自然物身上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感受到了人的生命，那对象就具有了生命的意味。重视自然的生命意味，虽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重视生态，但它们的实质是不同的。一般的重视生命的意味，不会强调生命与生命之间、生命与非生命之间的关系，更不会考虑到地球上诸多生命良性的发展。生态着眼于生命的整体性与相关性，关注的是种群的生命，种群的生命实际上并不是由种群自身所决定的，它受制于与它相关的其他种群生命和非生命的自然条件。生态观对生命的理解较一般的生命观深刻得多。

从生态文明的视界来看自然环境审美，自然环境的美体现在生态与文明的统一即生态文明。生态文明的审美视界较之自然生命的审美视界主要有五个方面不同：第一，强调并凸显自然环境美中的生态性。自然性是自然美得以存在的基础，是其区别于社会美的关键。生态文明视界下的自然环境审美更强调并凸显自然性中的生态性。第二，将人与自然的和谐提升到生态平衡的高度。按生态文明审美观，必须突出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平衡意义。失去生态平衡，就是对美的否定，它迟早会给人类带来灾难。第三，将生命意味的美提升到生态意味的美。生命意味的美让人的审美视界专注于某一生命的形象展现，而生态意味的美则让人的审美视界扩展到生命的联系与网络。生态的网络系统只存在于人的理解与想象之中，它的审美实现呈不断的发散状态。第四，生态审美导入生态公正理念，体现出生态的兼容性。传统审美张扬人的主体性，而在生态文明审美视界下，审美对象的地位受到尊重。第五，荒野的审美价值为人们所重视。当荒野被人们接纳并视为生命之根时，其实它已经“人化”了。正是凭借工业文明提供的物质基础和科技成就，加上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上的生态文明为人们提供的视野与观念，人们才能欣赏荒野的美。

(选自《光明日报》，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