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口不流动的社会中，自足自给的乡土社会的人口是不需要流动的，家族这社群包含着地域的含义。村落这个概念可以说是多余的。儿谣里“摇摇摇，摇到外婆家”，在我们自己的经验中，“外婆家”充满着地域的意义。血缘和地缘的合一是社区的原始状态。

但是人究竟不是植物，还是要流动的。乡土社会中无法避免的是“细胞分裂”的过程，一个人口在繁殖中的血缘社群，繁殖到一定程度，他们不能在一定地域上集居了，那是因为这社群所需的土地面积，因人口繁殖，也得不断地扩大。扩大到一个程度，住的地和工作的地距离太远，阻碍着效率时，这社群不能不在区位上分裂。——这还是以土地可以无限扩张时说的。事实上，每个家族可以向外开垦的机会很有限，人口繁殖所引起的常是向内的精耕，精耕受着土地报酬递减律的限制，逼着这社群分裂，分出来的部分另外到别的地方去找耕地。

如果分出去的细胞能在荒地上开垦，另外繁殖成个村落，它和原来的乡村还是保持着血缘的，甚至把原来地名来称这新地方，那是说否定了空间的分离。这种例子在移民社会中很多。以我们自己来说罢，血缘性的地缘更是显著。我十岁就离开了家乡——吴江，在苏州城里住了九年，但是我一直在各种文件的籍贯项下填着“江苏吴江”。抗战时期在云南住了八年，籍贯毫无改变，甚至生在云南的我的孩子，也继承着我的籍贯。她的一生大概也得老是填“江苏吴江”了。在这里很显然在我们乡土社会里地缘还没有独立成为一种构成团结力的关系。我们的籍贯是取自我们的父亲的，并不是根据自己所生或所住的地方，而是和姓一般继承的，那是“血缘”，所以我们可以说籍贯只是“血缘的空间投影”。

很多离开老家漂流到别的地方去的并不能像种子落入土中一般长成新村落，他们只能在其他已经形成的社区中设法插过去。如果这些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能成一个地方社群，他们之间的联系可以是纯粹的地缘，而不是血缘了。这样血缘和地缘才能分离。但是事实上在中国乡土社会中却相当困难。我常在各地的村子里看到被称为“客边”“新客”“外村人”等的人物，在户口册上也有注明“寄籍”的。在现代都市里都规定着可以取得该地公民权的手续，主要的是一定的居住时期。但是在乡村里居住时期并不是个重要条件，因为我知道许多村子里已有几代历史的人还是被称为“新客”或“客边”的。

亲密的血缘关系限制着若干社会活动，最主要的是冲突和竞争。亲属是自己人，从一个根本上长出来的枝条，原则上是应当痛痒相关，有无相通的。而且亲密的共同生活中各人互相依赖的地方是多方面和长期的，因之在授受之间无法一笔一笔地清算往回。

在亲密的血缘社会中商业是不能存在的。这并不是说这种社会不发生交易，而是说他们的交易是以人情来维持的，是相互馈赠的方式。普通的情形是在血缘关系之外去建立商业基础。在我们乡土社会中，有专门作贸易活动的街集。在这里大家把原来的关系暂时搁开，一切交易都得当场算清。当场算清是陌生人间的行为，不能牵涉其他社会关系。因此商业是在血缘之外发展的。

地缘是从商业里发展出来的社会关系。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而地缘却是契约社会的基础。契约是指陌生人中所作的约定。在订定契约时，各人有选择的自由，在契约进行中，一方面有信用，一方面有法律。法律需要一个同意的权力去支持。契约的完成是权利义务的清算，须要精密的计算、确当的单位、可靠的媒介。在这里是冷静的考虑，不是感情，于是理性支配着人们的活动——这一切是现代社会的特性，也正是乡土社会所缺的。

从血缘结合转变到地缘结合是社会性质的转变，也是社会史上的一个大转变。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血缘与地缘》）

材料：中国有句古话：“有钱不买当庄鸡，有钱不买当庄蛋。”还有一种现象是乡村里的人们会走上十多里到街集上买卖交换所需物品，即使这些物品在左邻右舍、亲戚朋友家都能换到或者买到，他们也愿意不辞辛劳到远处的集市上去换。

稻米传说

文慧

谁是稻米的最早驯化者？对于这一问题曾一度众说纷纭。最早认为水稻栽培起源于印度，学说的提出者是来自瑞士的植物学家阿方斯·德康多尔。他是第一位系统研究栽培物种起源的学者，1882年著有《栽培植物的起源》一书。虽然他也曾提过，在公元前2800年左右的中国，水稻作为“五谷”之一很有可能已经被种植，但因为在印度被发现的栽培品种更多，所以彼时流行将印度定为栽培水稻的起源中心。直到1917年，中国南方各地发现的稻种数量已经与印度不相上下，水稻原产于中国的发声就开始日益响亮起来。20世纪70年代，浙江余姚县河姆渡村发现的7000年前人工栽培稻遗址备受瞩目。一方面，它推翻了中国稻米由印度传入的说法，证明中国才是世界上最早种植水稻的国家；另一方面，人们发现早期的中国在黄土高原地区农耕文明发源较早的同时，其南方也开始早早萌芽了自己的农业文化。2011年，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与纽约大学合作开展了一项水稻DNA基因研究。研究表明，栽培水稻的起源时间大致在公元前8500年前，地点在长江中下游一带。在这里，野生稻米被驯化为粳稻，中国的粳稻随后由商人和农民传到印度，与恒河流域的野生稻杂交之后变成籼稻，后又传回中国。由此，中国水稻种植起源说算是铁板钉钉，华夏祖先才是最早驯化野生稻的人。

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大规模人口南迁，为稻米种植带来勃勃生机。跟随北方移民一起南下的，还有他们先进的种植技术，这些技术与南方的湿润气候和丰厚土壤一拍即合，大片蛮荒之地变成万顷良田。经过隋、唐、五代到宋朝的不断经营和开发，江南的稻米逐渐成为维系国力的最重要因素。

可以说，中国稻米的栽种史是一部经济和文明的发展史。从人口历史数据来看，北宋以前中国人口数量从未超过6000万，与之对应的，是从商周时期到汉唐时期中国北粟南稻，粟居首位、稻居其次的格局。而伴随中国历史上几次人口南迁带来的南方土地开发，稻的地位开始超越粟。特别是从11世纪起，源自越南的占城稻传入中国，与本地的晚稻配合成为双季稻，大大增加了南方稻米的产量，南宋人口也迅速突破亿的大关。随着历史进程中人口的迁徙和流动，以稻米为基础的长江文明与黄河流域的粟作文明交相辉映，前者逐渐发展出了繁荣的稻米文明。到了清朝末年，南方经济超越北方，国内人口也达到了4亿多。在这些重大转变的背后，稻米的推动作用功不可没。

作为稻米的故乡以及最大的稻米产区，中国的稻作技术和稻米文化影响了世界。大约3000年前开始，稻米从中国出发，向北传递到朝鲜，向南影响至越南，2000年前东传到了日本。中国稻米穿越崇山峻岭、漂洋过海，随后陆续传播到西亚、欧洲等地，最终形成了日本学者渡部忠世所说的“稻米之路”。在过去的几千年里，稻米之路不仅为许多民族带去了食粮，更影响了这些国家人们的饮食习惯、生活习俗，在这个过程中，稻米将中国和整个亚洲连接到一起，最终塑造出独特的“稻米文化圈”。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