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新冠疫情，值得我们反思的东西，很多。我们付出生命的代价，得到的不能仅仅是，应对疫情的社会治理如何改善，医疗科技如何创新。在这次疫情中，最需要我们反思的问题之一，就是要重新认识中国乡村的价值。

首先，要认识到乡村对这次疫情的贡献。这次疫情发生在春节期间，正好是农民工返乡过年期间。疫情期间，随着城市封城的同时，各地乡村各自为政也进行了封村。同为“封”，不同的是，乡村本身就是自足体系。春节期间，从人口分布看，至少一半人在乡村，一半人在城市。但自从疫情发生以来，我们大量物质资源和服务等保障措施，主要是为城市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讲，乡村的自足性，使当今中国在应对疫情上的成本降低了一半。他们不仅居家防疫，同时也承担着满足城市蔬菜等食品供应的服务。特别是城市居民蔬菜的供应，从种植、收获、运输和销售，都以农民为主完成。另外，为保障疫情用品供给，开动生产的工人，大部分也是没有回家的农民工。

其次，还需要认识到中国乡村具有城市不具备的另一个重要功能：中国乡村是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安全的保险阀、化解危机的蓄水池。中国越是出现风险和危机，这个功能就越凸显。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长寿的民族，其重要秘密是乡村。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中华民族曾遭到来自北部游牧民族一次又一次毁灭性的侵扰。但在一次又一次的侵扰后，中华民族能够劫后重生的原因，来自分布在 960 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乡村。乡村不仅成为中华民族的避难所，而且也是为这个民族保留文明种子的“种子库”。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作为政治中心的城市，一次次被毁灭，但只要中国乡村存在，就会劫后再生。但是，21 世纪以来，在追赶西方城市化的过程中，我们似乎忘记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中国乡村千年的价值被严重低估。其实，中国乡村所具有的保障中华民族安全的价值仍然存在。

再次，疫情最值得我们思考的是，我们如何理解中央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习近平主席一再强调：乡村是中华民族文明之根，是全面建设小康的底线。但实际上，我们在落实乡村振兴的战略中，仍然站在城市的一端看乡村、以资本的思维发展乡村产业。而不是把乡村振兴看成是保证中华文明可持续发展的大事；把乡村看成是中华民族共同的家园来保护；把乡村看成是中华文明安全的大后方来珍惜。所以，反思疫情，我们必须重新认识乡村的价值。中国需要走中国特色城市化之路，而不是西方式的城市化。

最后，我认为，乡村振兴最需要的不是资本下乡，而是乡贤回乡。如何解决城市和乡村融合的问题，我们需要借鉴古人的智慧。中国古代解决乡村与城市融合发展的最关键的一个制度，就是告老还乡的退休制度。回乡乡贤不仅解决了乡村经济发展的投资问题，也带来乡村公共投资，还使乡村获得一流的教育资源。他们把城市的文化艺术、生活带回乡村，结合当地乡情成为乡土文化的一部分。而我们今天解决乡村和城市发展的诸多政策，大部分来自西方的理论和做法。西方式的这种单级城市思维，在全球蔓延，是造成当代人类诸多文明危机的深层根源。最近几年，城市频繁发生疫情，就是值得我们警惕的前兆。

21 世纪的今天，乡村发展的主要任务是乡村文明的全面复兴和振兴发展，需要有情怀、有能力、有财力的“新乡贤”。

（摘编自张孝德《疫情反思：我们如何看待乡村的价值和未来》）

明星畸高片酬谁之过

詹庆生

①近段时间，影视明星高片酬的话题引发了舆论热议。其实，明星超高片酬对影视行业健康发展的危害早已被广泛论及：占投资成本过半甚至更高比例的演员片酬，挤占了制作其他环节的成本投入，严重影响了影视作品的艺术质量；对明星片酬的无节制哄抬，对影视行业的健康发展造成威胁；随之而来的影视演员一夜暴富、拜金炫富等现象所传达的价值观偏差，也给社会精神文化建设带来很大冲击。

②在影视产业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制片、发行、放映的全产业链都进入了急剧扩张期。仅就制片领域来说，各种热钱汹涌而至。而在放映播映平台方面，也猛增许多。这些新出现的影视投资、制片、发行、放映主体为中国影视业创造的“世界奇迹”贡献巨大。然而，当其他环节都在急剧扩张的时候，有市场号召力的明星却难在短时间内出现数量的快速增长。价格是由供需关系决定的，当市场需求急剧扩张而供给相对不足时，作为“稀缺资源”的明星价格上涨似乎就成了必然。

③近两年来，各影视公司不仅给明星开出超高片酬，还纷纷高价收购明星们的公司以期绑定与明星之间的合作关系。更为雪上加霜的是，许多刚刚进入影视制片领域的新军，为了在激烈的明星资源争夺战中占得先机，往往打破既有的行业规则，为明星开出难以拒绝的超高片酬。

④事实上，成熟的影视工业体系对于明星的依赖并没有那么强，创意和制作才是最为重要的。以好莱坞为例，一些风靡全球的影视作品，启用的大多是小演员甚至是名不见经传的新演员。这些作品的成功并不依赖明星的光环，而是富有想象力的故事创意、生动精湛的演技，以及令人瞠目结舌的制作水平。反倒是这些作品成就和培养了一批演员，让他们走上明星之路。而在稳定的影视工业体系当中，影视公司、演员、经纪公司之间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谈判议价的行业规则，明星片酬固然会因走红程度而起伏，但并没有出现类似中国这样片酬大面积坐地飙升的反常情况。所以，当前中国影视业中明星片酬反常飙升、过度依赖明星的畸形现象，恰恰折射出了当前中国影视产业在创意能力、制作水准、工业化水平等方面均未发展成熟的现实。“唯票房论”使中国影视产业处于前所未有的浮躁时期，那些蜂拥而入的热钱更是以赚快钱为目标，导致急功近利的思维方式弥漫整个影视业，IP热追IP，“鲜肉”热追“鲜肉”，明星似乎成了赢利的保证，而故事创意、表演艺术、精良制作这些对于影视生产至关重要的环节，反倒成了可以忽略不计的东西。在经历了前几年的疯狂之后，电影市场今年第二季度以来包括暑期档的低迷现象，已经给那些故事拙劣、面瘫表演、制作粗糙、批量出炉的影片以冷酷的回应。虚火上升的市场终将面临现实的惩罚。

⑤可以说，反常的规模化高片酬现象，固然有基于供需关系失衡的市场原因，但归根结底，还是处于粗放式增长模式中的中国影视产业结出的病态畸形的恶果，是狂飙突进背景下的产业“热症”，与远不成熟的产业“幼稚病”双症并发的典型症候。找到病根才能对症下药。对于反常高片酬、追捧明星的现象，我们应该以倡导行业自律，加强行业规范，对于节目形态和导向进行宏观引导，在产品购播与营销环节加强政策指导和舆论管控来治标，再以加快中国影视产业的整体升级，建立成熟规范的现代影视工业体系来治本。

（选自《光明日报》2016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