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妨把炼字的道理研究一番。那位演员把“是”改为“这”，确是改得好，不过郭先生如果记得《水浒》就会明白一般民众骂人，都用“你这什么”式语法。石秀骂梁中书说：“你这与奴才做奴才的奴才！”杨雄醉驾潘巧云说：“你这贱人，你这你这大虫口里流涎！你这你这……”一口气就除了六个“你这”。看这些实例，“你这什么！”倒不仅是“坚决的判断”，而是带有极端憎恶的惊叹语，表现着强烈的情感。“你是什么”便只是不带情感的判断，纵有情感也不能在文字本身上见出，不过它也不一定就是“单纯的叙述语，没有更多的含义”。《红楼梦》里茗烟骂金荣说：“你是个好小子，出来动一动你茗大爷！”这里“你是”含有假定语气，也带“你不是”一点讥刺的意味，如果改成“你这好小子！”神情就完全不对了。从此可知“你这”式语法并非在任何情形之下都比“你是”式语法来得更有力。

咬文嚼字有时是一个坏习惯，所以这个成语的含义通常不很好但是在文学无论阅读或写作，我们必须有一字不肯放松的谨严。文学借文字表现思想情感；文字上面有含糊，就显得思想还没有透彻，情感还没有凝练。咬文嚼字，在表面上像只是斟酌文字的分量，在实际上就是调整思想和情感。从来没有一句话换一个说法而意味仍完全不变。

无论是阅读或是写作，字的难处在意义的确定与控制。字有联想的意义。比如说“烟”，它可以联想到燃烧弹，鸦片烟榻，庙里焚香，“一川烟水”“杨柳万条烟”“烟光凝而暮山紫”“蓝田日暖玉生烟”……种种境界。联想的意义是文字在历史过程上所累积的种种关系。有如轮外月晕，晕外霞光。文学的文字有时却必须顾到联想的意义，尤其是在诗方面。比如说苏东坡的“惠山烹小龙团”诗里三四两句“独携天上小团月，来试人间第二泉”“天上小团月”是由“小龙团”茶联想起来的，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关联，原文就简直不通。如果你不了解明月照着泉水和清茶泡在泉水里那一点共同的情沁肺腑的意味，也就失去原文的妙处。这两句诗的妙处就在不即不离若隐若约之中。它比用“惠山泉水泡小龙团茶”一句话来得较丰富，也来得较含混有蕴藉。难处就在于含混中显得丰富，由“独携小龙团，来试惠山泉”变成“独携天上小团月，来试人间第二泉”。这是点铁成金，文学之所以为文学就在这一点生发上面。

这是一个善用联想意义的例子。联想意义也最易误用而生流弊。联想起于习惯，习惯老是欢喜走熟路。熟路抵抗力最低，引诱性最大，一人走过，人人就都跟着走，愈走就愈平滑俗滥，没有一点新奇的意味。字被人用得太滥，也是如此。美人都是“柳腰桃面”，“王嫱”、“西施”，才子都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谈风景必是“春花秋月”，叙离别不离“柳岸瀚桥”；做买卖都有“端木遗风”，到现在用铅字排印书籍还是“付梓”，“杀青”。像这样例子举不胜举，它们是从前人所说的“套语”，我们所谓“滥调”。一件事物发生时立即使你联想到一些套语滥调，而你也就安于套语滥调，毫不斟酌地使用它们，并且自鸣得意。这就是近代文艺心理学家们所说的“套板反应”。一个人的心理习惯如果老是倾向“套板反应”，他就根本与文艺无缘，因为就作者说，“套板反应”和创造的动机是仇敌；就读者说，它引不起新鲜而真切的情趣。一个作者在用字用词上面离不掉“套板反应”，在运思布局上面，甚至于在整个人生态度方面也就难免如此。不过习惯力量的深广非我们意料所及，沿着习惯去做，总比新创较省力，人生来有惰性，常使我们不知不觉地一滑就滑到“套板反应”里去。你如果随便在报章杂志或是尺股宣言里面挑一段文章来分析，你就会发现那里面的思想情感和语言大半都由“套板反应”起来的。韩愈谈他自己做古文，“惟陈言之务去”。这是一句最紧要的教训。语言跟着思想情感走，你不肯用俗滥的语言，自然也就不肯用俗滥的思想情感，你遇事就会朝深一层去想，你的文章也就真正是“作”出来的，不致落入下乘。

情与辞

朱光潜

一切艺术都是抒情的，都必表现一种心灵上的感触，显著的如喜怒爱恶哀愁等情绪，微妙的如兴奋颓唐忧郁宁静以及种种不易名状的飘来忽去的心境。文学当作一种艺术看，也是如此。不表现任何情致的文字就不算是文学作品。文字有言情说理叙事状物四大功用，在文学的文字中，无论是说理叙事状物，都必须流露一种情致，若不然，那就成为枯燥的没有生趣的日常应用文字，如账簿、图表、数理化教科书之类。不过这种界线也很不容易划清，因为人是有情感的动物，而情感是容易为理、事、物所触动的。许多哲学的，史学的，甚至于科学的著作都带有几分文学性，就是因为这个道理。我们不运用言辞则已，一运用言辞，就难免要表现几分主观的心理倾向，至少也要有一种“理智的信念”，这仍是一种心情。

情感无法直接表现于文字，都必借事、理、物烘托出来，这就是说，都必须化成思想。行文的第一步要心中先有一种情致，其次要找出具体的事物可以烘托出这种情致，最后要找出适当的文辞把这内在的情思化合体表达出来。创造也并非无中生有，它必有所本，自然就是艺术所本。艺术根据自然，加以熔铸雕琢，选择安排，结果乃是一种超自然的世界。艺术之所以为艺术，全在“自然”之上加这一番“人为”。情是自然，融情于思，达之于辞，才是文学的艺术。在文学的艺术中，情感须经过意象化和文辞化，才算得到表现。浑身都是情感不能保障一个人成为文学家，犹如满山都是大理石不能保障那座山有雕刻，是同样的道理。一个作家如果信赖他的生糙的情感，让它“自然流露”，结果会像一个掘石匠而不能像一个雕刻家。雕刻家的任务是给那块顽石一个完整的形式，一条有灵有肉的生命。

英国诗人华兹华斯有一句名言：“诗起于在沉静中回味过来的情绪。”在沉静中经过一番回味，情感才由主观的感触变成客观的观照对象，才能受思想的洗炼与润色，思想才能为依稀隐约不易捉摸的情感造出一个完整的可捉摸的形式和生命。这个诗的原理可以应用于一切文学作品。

就大概说，文学作品可分为三种，“情尽乎辞”，“情溢乎辞”，或是“辞溢乎情”。心里感觉到口里也就说出十分，那是“情尽乎辞”；心里感觉到十分，口里只说出七八分，那是“情溢乎辞”；心里只感觉到七八分，口里却说出十分，那是“辞溢乎情”。就常识说，情尽乎辞也应该是文学的理想。不过，“情溢乎辞”也未尝没有它的好处。语文有它的限度，尽情吐露有时不可能，纵使可能，意味也不能很深永。艺术的作用不在陈述而在暗示，古人所谓“言有尽而意无穷”。含蓄不尽，意味才显得闳深婉约，读者才可自由驰骋想象，举一反三。把所有的话都说尽了，读者的想象就没有发挥的机会，虽然“观止于此”，究竟“不过尔尔”。拿绘画来打比，描写人物，用工笔画法仔细描绘点染，把一切形色都尽量地和盘托出，结果反不如用大笔头画法，寥寥数笔，略现轮廓，更来得生动有趣。画家和画匠的分别就在此。画匠多着笔墨不如画家少着笔墨，这中间妙诀在选择与安排之中能以有限寓无限，抓住精要而排去糟糠。

（节选自《谈美•谈文学》）

材料一：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从事各项斗争，有了丰富的经验，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是一个认识过程。这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这时候的精神、思想（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还是没有证明的，还不能确定是否正确，然后又有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的阶段，由思想到存在的阶段，这就是把第一个阶段得到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看这些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是否能得到预期的成功。一般的说来，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是如此。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而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现在我们的同志中，有很多人还不懂得这个认识论的道理。问他的思想、意见、政策、方法、计划、结论、滔滔不绝的演说、大块的文章，是从哪里得来的，他觉得是个怪问题，回答不出来。对于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这样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飞跃现象，也觉得不可理解。因此，对我们的同志，应当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以便端正思想，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克服困难，少犯错误，做好工作，努力奋斗，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伟大强国，并且帮助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完成我们应当担负的国际主义的伟大义务。

（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材料二：

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

怎样区别真理与谬误呢？1845年，马克思就提出了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这就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只能靠社会实践来检验。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

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毛主席说：“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新民主主义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论》）这里说：“只能”“才是”，就是说，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这是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所说的真理是客观真理，是人的思想对于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因此，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就不能到主观领域内去寻找，不能到理论领域内去寻找，思想、理论、自身不能成为检验自身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的标准，正如在法律上原告是否属实，不能依他自己的起诉为标准一样。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必须具有把人的思想和客观世界联系起来的特性，否则就无法检验。人的社会实践是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实践具有把思想和客观实际联系起来的特性。因此，正是实践，也只有实践，才能够完成检验真理的任务。科学史上的无数事实，充分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门捷列夫根据原子量的变化，制定了元素周期表，有人赞同，有人怀疑，争论不休。尔后，根据元素周期表发现了几种元素，它们的化学特性刚好符合元素周期表的预测。这样，元素周期表就被证实了是真理。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在300年里一直是一种假说，而当勒维烈从这个太阳系学说所提供的数据，不仅推算出一定还存在一个尚未知道的行星，而且还推算出这个行星在太空中的位置的时候，当加勒于1846年确实发现了海王星这颗行星的时候，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才被证实了，成了公认的真理。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承认为真理，正是千百万群众长期实践证实的结果。毛主席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实践论》）马克思主义原是工人运动中的一个派别，开始并不出名，反动派围攻它，资产阶级学者反对它，其他的社会主义流派攻击它，但是，长期的革命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终于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思想。

检验路线之正确与否，情形也是这样。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制订自己的路线时，当然要从现实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情况出发，依据革命理论的指导并且加以论证。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个革命政党的路线是否正确，同样必须由社会实践来检验。20世纪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俄国工人运动中，都发生了列宁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路线的激烈斗争，那时第二国际的头面人物是考茨基，列宁主义者是少数，斗争持续了很长一个时间。俄国十月革命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证明列宁主义是真理，宣告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路线的破产。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在一个时期内，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没有占主导地位。长期的革命斗争，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正确的，而“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是错误的。标准是什么呢？只有一个：就是千百万人民的社会实践。

（节选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材料三：

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深刻把握新时代改革开放的基本原则。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是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必由之路。这是深入总结新中国建立以来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而得出的正确结论，也是在拨乱反正过程中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找到的唯一正确的途径。改革开放，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伟大觉醒。今天我们高度评价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推进改革开放，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因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全面深化改革，难免会触动一些人的“奶酪”，碰到各种复杂关系的羁绊，不可能皆大欢喜。有没有自我革命、壮士断腕的气魄，敢不敢向积存已久的顽瘴痼疾开刀，能不能坚决破除利益固化的藩篱，不仅考验着共产党人的勇气、胆识、担当，更关系国家改革开放事业的成败。在改革路上，更是需要不断的解放和端正思想，砥砺前行。因此，新时代改革开放的基本原则就是思想再解放，初心永不忘，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基本原则。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作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蕴含着实现中国梦的强大力量和责任担当，汇聚着全党的智慧和能量，引领着十几亿中国人民的幸福安康。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是当今时代发展的需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要鼓足干劲，奋力工作，在新时代有新担当新作为，努力使党中央有关改革开放的各项政策和措施全面落地，得到贯彻落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节选自陈立先生《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 开创新时代改革开放新辉煌》）

【推荐2】阅读材料，完成小题。

材料一：

在我国传统美学和文论中，“意象”是个古老而又新鲜的话题，是出现得很早并富有深广文化底蕴的一个重要概念，是主观情志与外界客观物象相撞而契合的产物，是指有意味的具体形象，即“意”与“象”的融合。其在文艺创作和文学鉴赏中的作用与地位都是不可忽视的。

“意”和“象”最早见于《周易•系辞》“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圣人立象以尽意”之言。东汉王充将“意”与“象”合成一个完整的概念。其在《论衡•乱龙篇》说：“夫画布为熊、麋之象，名布为侯，礼贵意象，示义取名也。”曹魏时代的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有“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以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以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一段文字，阐明了意、象、言三者的关系。

从文学的创作来看，即从内心的“意”到关注的“象”，再至依托的“言”；从文学的欣赏来看，即从依托的“言”到关注的“象”，再至所传达的主观“意”。

将“意”“象”引进文学领域并实现其根本性语义转换的是晋代的挚虞，而南朝梁代的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则第一次将“意象”合为一词而又引进文学理论，使它具有了美学意义。实际上，刘勰是将营构“意象”作为艺术构思的首要任务来看待的。从此以后，对“意象”的认识及其在文艺美学上的地位就确定了下来，在文艺创作中，审美意象的营构是艺术家们必须要经过的一个步骤，是“眼中竹”至“胸中竹”的中间环节，即“意象”成为现实生活向艺术作品转化的必不可少的中介；而同样，在艺术欣赏活动之中，“意象”也起着一个读者从作品中获得审美感受的桥梁作用，亦是第二个中介。在艺术欣赏活动之中，读者要运用自己的还原能力、再创造能力去复现、补充甚至丰富作品中的“意象”。

由“意”“象”至合成词“意象”，经历一系列的演变过程和语义转换，作为一个专门的文学术语终于生成，并得到后世认同，被广泛运用于文学鉴赏、批评之中。

“意象”作为极具中国传统文化底蕴的一个重要概念、范畴，它经历了一个由哲学、文化概念向文艺理论和美学范畴演变的过程。以“意象”品评文学作品，更能准确地表述作家构思谋篇过程中的审美心理活动及其呈现在诗中的形态与情态，也更能准确地表述读者阅读鉴赏时所获得的审美快感。

总之，“意象”是有意味的具体形象，或者说是显现在具象中的意味，是“意”与“象”的融合，不是对现实的一种图像式的重现，而是一种在一瞬间呈现的理智与感情的复合体，是一种“各种根本不同的观念的联合”。“意象”如同是组件、基础、构架，不同的“意象”有机结合而组成文学作品，作品的意义和整体审美效应也由具体可感的“意象”生发而来，我国浩瀚的古典文学作品沉浸在“意象”的海洋之中，“意象”也成为评论文学作品的重要标准之一。

（摘编自雷江红《浅析中国传统“意象”的起源和发展》）

材料二：

意境为什么能引起强烈的美感？

“红杏枝头春意闹”“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是春天的优美景象；“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是写边塞的崇高形象。“意境”引起人的美感，首先就是它的生动形象。意境中的形象集中了现实美中的精髓，也就是抓住了生活中那些能唤起某种情感的特征，意境中的景物都经过情感的过滤，芜杂的东西都被过滤掉了，所以说是情中景。刘熙载在《艺概》中说“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四句“借景言情”。所谓借景言情，就是用形象说话。当然也并不是说生活中任何一种形象都能引起美感，只有艺术家在自然形象中抓住那种富有诗意的特征，才能引起人的美感。

李方膺有两句诗“疏枝横斜千万朵，会心只有两三枝”。这会心的两三枝就是以情写景的结果，这两三枝是最能表达艺术家感情的两三枝。意境之所以感染人就是因为形象中寄托了艺术家的感情。形象成为艺术家情感的化身。意境中的形象来自自然，又能超脱自然，从属于表现情感。郑板桥画一幅无根兰花图，画面上几朵无根无叶的兰花，偃仰横斜随风翻舞。这兰花的形象，正是艺术家自己的形象，表现了他对清代腐朽现实的不满和孤高的性格。在这里自然的特征和艺术家情感的特征是统一的，而且前者从属于后者。当自然景物被反映在艺术中，它就不再是单纯的自然景物，而是一种艺术语言，透过自然景物表现了艺术家的思想感情。由于表现思想感情的需要可以对自然形象进行取舍、集中、夸张以至变形。

意境是一种创造。在意境中所使用的语言、色彩、线条都很富有表现力，既表现了情感，也描绘了景色的美。“红杏枝头春意闹”这个“闹”字，就体现了运用语言的技巧，这个“闹”字好在哪里呢好就好在它既反映了春天杏花盛开，雀鸟喧叫，自然从寒冬中苏醒，一切都活跃起来，同时也表现了作者心中的喜悦。没有笔墨技巧，只有思想感情，只有胸中对景物的感受，也形成不了作品的意境。意境的形成是艺术家的创造，技巧则是实际创造的本领。通过精湛的技巧才能达到情景交融。赞赏意境，同时也是赞赏艺术家的技巧。

意境中的含蓄，使人感到“言有尽而意无穷”“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意境的这种特性是和它对生活形象的高度概括集中分不开的。所谓“意则期多，字惟求少”，这是说以最少的笔墨表现最丰富的内容。至于如何才能做到用以少概多的形式表现丰富的内容，关键在于抓住主要特征（唤起特定情感的特征），而不必罗列全部细节，要给欣赏者留有想象的余地，要相信读者是聪明的，可以根据形象提供的条件去掌握形象内容。所以在意境中既能做到形象鲜明，又不是一览无余。艺术家通过对生活的深刻观察和体验，抓住了景物中那些能唤起特定情感的特征，就能够调动读者的想象，发挥意境的感人的力量

（摘编自杨辛、甘霖等《美学原理》）

信任既是一种在社会中形成和发生的观念取向，也是社会本身运行、发展的条件。从本体论上看，相信人生活于其间的世界具有实在性，是人生存于世的基本前提。如果一个人对满足其生存需要的各种对象都持怀疑态度，那么，他就无法运用相关的资源来维持自身的生存。

从社会的层面看，人与人之间基于理性认知和一定价值原则的相互信任，是社会秩序能够存在的条件。康德曾对说谎无法普遍化问题做了分析，其中也涉及诚信及广义的信任问题。一旦说谎成为普遍的言说方式，则任何人所说的话都无法为他人所信，如此，说谎本身也失去了意义。尽管康德的分析侧重于形式层面的逻辑推论，但于形式的分析背后不难注意到实质的关联；说谎的普遍化导致信任的普遍缺失，后者又将使社会生活无法正常展开。这一关系也表明，社会秩序的建立、社会生活的常规运行，难以离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信任。在相互信任的条件下，不同的个体往往更能够彼此交流、沟通，并克服可能出现的分歧，形成相互协作的关系，进而建立和谐、有序的社会共同体。

就个体而言，信任构成了其行为系统的重要环节。在行为目标的确定、行为方式的选择等方面，信任的影响都渗入其中。在现实中，个体的行为总是发生并展开于社会共同体之中，其行为过程也以不同的形式受到社会共同体的制约。这里既有认知意义上的相信，也有评价意义上的信任；前者主要指向事，后者则关联着人。现代行动理论常常以“意欲+相信”来解释行动的理由，根据这一观点可知，当行动者形成了某种意欲，同时又相信通过某种方式可以满足此意欲，行动便会发生。这种行动解释模式是否确当可以进一步讨论，但它肯定相信在引发行为中的作用是显然的。行为过程不仅涉及事，而且关乎人，后者与信任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接受某种行动建议、参与一定共同体的实践过程，通常都基于对相关主体的信任。可以看出，认知层面的相信与评价层面的信任，从不同的方面影响着个体的行为选择。

从个体与社会的关系看，信任内含信赖。对他人的信任，以他人的可信性和可依赖性为前提，这种前提赋予个体以存在的安全感。前面曾提及，在本体论的意义上，对世界实在性的确信，是人生存于世的前提，而社会领域的信任，则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现实关系，它扬弃了个体面向他人时的不确定性，使人能够相互走近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彼此之间的距离感，从而既赋予个体存在以现实的形态，又使这种存在形态不同于“他人即地狱”的异己性。当然，基于信任的这种主体间关系，并不意味着消除个体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如上所述，以理性认知为前提，信任不同于随波逐流式的盲从，这一意义上的信任与个体自身的独立判断相联系，既具有自觉品格，也体现了个体的自主性。

（摘编自杨国荣《信任及其伦理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