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月7日晚，《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总决赛在央视播出，来自上海复旦附中的16岁选手武亦姝击败四期擂主、《诗刊》编辑彭敏，获得冠军。据央视数据，这个节目全部10期累计收看观众达到11．63亿人次。“最近全家都迷上了《中国诗词大会》，连门口卖菜的阿姨都看得津津有味”，春节期间，朋友圈里常可以看见有人在发这样的状态。在微博上，节目相关话题的阅读量更是超过了1亿。

作为一档以古诗词竞技为主要内容的综艺节目，《中国诗词大会》的收视成绩出人意料。数据显示，其在2月7日播出的第二季总决赛收视率占比超过12．3%，为同时段第一。而除了收视率高，节目更收获了良好的口碑。在豆瓣网上，两季节目评分均超过8分，网友盛赞其为综艺节目中的“一股清流”。

（节选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年2月9日，有删改）

材料二：

除了武亦姝这样的“才女型”选手成了新晋“网红”，许多参赛选手凭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腔热爱，与苦难不断斗争的毅力，也成为了媒体深度挖掘的对象。观察者网推出文章《她出现在昨晚上，诠释了真正的诗意》，介绍了两位出身平凡但挚爱诗歌的选手的故事：40岁的河北邢台农民白茹云以及65岁的内蒙古农民王海军。文中写道：“这些人，都是迫于生活的无奈而远离书桌的农民，他们经历了艰难困苦，却始终乐观，不曾放弃自己的梦想，这是真正的热爱。”

像白茹云、王海军这样选手的参赛，一方面让社会大众知道了诗词与普通人的生活并不遥远，另一方面也传递了温暖与感动。网友“红松林海”表示，“一些选手的坎坷人生，离不开诗词给予的慰藉和激励，这些故事深深打动了我们。”解放日报、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微信公众号上，也都发布了介绍节目中人气参赛选手的文章，获得了不错的阅读量。

（选自“中国文明网”《网友热议（中国诗词大会）》）

材料三：

讨论多，并不意味着真的“火”了。讨论多，只是议程设置的结果，并不必然代表着这档节目具有全国热度。《朗读者》的收视群体以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为主，他们刚好也是社交媒体上掌握着主要话语权的群体，这就造成了《朗读者》在社交媒体上非常热闹的场景。

比如我周边许多朋友都在转发《朗读者》的相关文章，但我家乡的七大姑八大姨没有一个转发，一问，她们都不看。如果我们将收视率因素考虑进来，《中国诗词大会》也许是这么多文化类综艺节目中，唯一叫好叫座的。在这之前，许多地方卫视推出的文化类综艺节目，收视率虽然不能说惨淡，但也颇为普通，多数不及《奔跑吧，兄弟》《中国好声音》的一个零头。

虽然目前明星类真人秀呈现出疲软姿态，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其收视数字仍是文化类综艺节目可望不可即的。至于讨论度颇高的《见字如面》，其在黑龙江卫视播出时寂寂无闻，节目连冠名商都没有，目前全网点击率还不到一亿；《朗读者》央视一套黄金时间播出，董卿主持，但首期节目的实时关注度，在当晚排在第16位，真的称不上亮眼。

也就是说，虽然许多文化类综艺节目都努力地想接地气，想让普罗大众都能够接受并喜欢，但真正做到的仍只是少数。文化类综艺节目的受众大部分仍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观众，如何打通它与普通受众之间的“隔阂”，让节目真正喜闻乐见，仍是其不得不面对的一个考验。

虽然文化类综艺节目的确初衷好，站位高，也不得不承认，文化类综艺节目出彩的不多，并开始出现雷同的趋势。目前的几档文化类综艺节目，围绕的都是诗词、汉字、成语、名人故事，很多都是竞赛的形式，再辅以嘉宾点评。观众看一两档节目可能新鲜感还在，要是每一转台都是诗词竞赛，这效果就跟现在一转台都是明星游戏一样，只会被观众抛弃得更快。

因此，《朗读者》等有口碑，固然值得喝彩，但如何让文化综艺节目真正火起来，并能够长久走下去，仍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选自“搜狐网”公众平台《文化类综艺多了，但真的“火”了吗？》2017年3月2日）

阐释与建构

耿文婷

我所说的阐释，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训诂释义。训诂释义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而且是专门的术业。这也是阐释的前提，阐释要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真正的阐释是在原典的理解与解释中生发出新义，朱熹的《四书集注》就是通过对“四书”的阐释来表达他的思想体系的。阐释又是与建构并行不悖的。在阐释中建构，这是古代许多思想家的治学方法。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就是以对先秦儒家经典的阐释来建构其理论学说的。张晶的美学研究，也是以阐释和建构并行的方法进行的。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文献多半处于自在状态，对于某一范畴，人们往往并不进行义界的厘清和逻辑的梳理，而是直接运用。尽管其基本的内涵是相近的，但每一位文论家使用时的语境及含义往往有很大差异。张晶的《神思：艺术的精灵》一书颇为鲜明地体现出阐释与建构并行的方法论特征。他在其他研究者对于“神思”的阐释基础上，加以辨析并提出自己的界定，认为“神思”是艺术创作思维的根本范畴，包含了想象、灵感构思等多种思维元素。

阐释与建构，可以是一体两面的。遍观中国思想史、美学史，“通”与“变”之间多是通过阐释与建构实现的。没有建构的阐释，是缺少思想归趋的；而不是建立在阐释基础上的建构，则是缺少根基的，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当代的一些美学、文艺学研究名著，如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葛路的《中国绘画美学范畴体系》等，都是阐释与建构互动的产物。对于当代中国的美学理论发展来说，中国古代的文艺理论是非常重要的。美学理论不可能不借鉴西方的哲学、美学理论系统，这是不言自明的；但是中国美学又有数千年的文艺理论作为基础，形成了鲜明的民族特色。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如何才能成为当代美学发展的资源？所谓“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的具体路径何在？我以为，阐释与建构的辩证运用，应该是值得倡导的思维方式。

前些年在古代文论领域有所谓“失语症”之说，后来又有“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讨论，在我看来，也许这都是来自学界内部的一种焦虑。当代的学界有很多时新的话语，对传统的文论和美学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古代文论或美学似乎大多数情形下都是在自说自话，而缺乏对当代美学和艺术理论的影响力。读张晶的美学论著，他在谈论古代美学的话题时，总使人感到现实的关切；而在建构具有美学普遍价值的问题时，又使人感到传统的深厚和立足的坚实。其实，在当代，经过二十世纪哲学美学的长足发展，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中丰富的美学蕴含，还有从其中可以生长的新的理论要素，才能更充分地得以发显。

（节选自《读书》2019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