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孟超：“医学是一门以心灵温暖心灵的科学”

李秀婷 李珺

50多年前，吴孟超选择进军肝胆外科时，国内这一学科还是一片空白。如今，他已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院长，被誉为“中国肝胆外科之父”。尽管已是九旬高龄，他仍坚守手术台，每周都要安排一两台手术。2013年，他甚至为自己的女儿做了肝癌细胞切除手术。他说，“即使有一天，倒在手术室里，也将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

向肝脏外科进军连闯“禁区”

肝脏血管密集，纵横交错，手术中极易引发大出血。50多年前，肝脏手术在国内被视为生命禁区。我国是肝癌高发国家，肝癌患者占了世界患者数量的一半左右，而当时肝癌手术的成功率却是零。

从同济大学医学院毕业以后，吴孟超在老师、著名外科学家裘法祖的建议下，选择了当时在我国还是一片空白的肝胆外科，接连闯过了肝脏手术的多个禁区。

1959年4月，吴孟超小组制成了中国第一具能满足科研需要的肝脏腐蚀标本，中国医生第一次清晰地看到了肝脏内的血管分布；他创立“五叶四段”新理论，提出肝脏解剖在外科临床上分为“五叶四段”最为实用；为解决肝脏手术临床的出血难题，他尝试了“常温下间歇肝门阻断切肝法”“常温下无血切肝法”的实验，并取得了成功。

1960年3月1日，他在常温下主刀完成了中国第一例成功的肝脏手术，闯入了“禁区”；1963年，他成功地实施了中肝叶切除术，突破了“禁区中的禁区”；1975年，他成功地切除了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重达18公斤的特大肝海绵状血管瘤，并发明了捆扎治疗血管瘤的新方法，使外科治疗肝海绵状血管瘤的成功率达到100%。

“光靠开刀解决不了肝癌的问题，基础研究非常重要。”作为外科医生的吴孟超分外注重基础研究，力排众议，扩大了实验室规模，组建了国际上规模最大的肝胆外科专科研究所。正是这种远见卓识，使他“实现了从一名外科医生向一位科学大家的跃升”。

从医60多年来，吴孟超为14000多名肝胆癌症患者做过肝脏手术，从未放下过手中的手术刀。他在实践基础上创立了独具特色的肝脏外科关键理论和技术，建立了中国肝脏外科的学科体系，为国内外培养了超过1000名肝胆外科人才。

吴孟超平时态度温和，但一站在手术台上自然就会流露出一种威严，握紧手术刀的双手有力又坚定。他动情地说：“我现在90多岁了，攻克肝癌，在我这辈子大概还实现不了，所以我需要培养更多人才，把这个平台铺好，让以后的人继续往前走。”

对待肿瘤“快、准、狠”对待病人“慢、拙、仁”

吴孟超的同事、中国工程院院士王红阳曾说，“吴氏刀法”对待肿瘤“快、准、狠”，对病人则是“慢、拙、仁”。吴孟超在病人中的口碑极好，除了精湛的手术技术，还因为他对待病人总是如春风般温暖。

“你是哪里人，家里有几口人？”面对千里迢迢前来求医的病人，他总是会先跟病人聊聊家常，让病人消除紧张的情绪。冬天的时候，他会先把手捂热，再去触碰病人的腹部做检查；他还坚持在确保诊疗效果的前提下，尽量给病人用便宜的药，减少重复检查。

护士程月娥说，吴老问诊很仔细，往往看一个病人要问上半个多小时。由他负责过的病人，总会被吴老不经意的小细节所感动：检查时顺手拉上屏风，检查完后顺手掖好被角，并弯腰将鞋子摆放好。

2005年，吴孟超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参评时，上级派人来考核，他原定的手术需取消。但吴孟超却坚持不能推迟手术，只因病人是一位穷苦的病重农民，来上海住院的钱都是村里一点一点地凑起来的，“多住一天院，对他们都是负担。”

吴老有20字“养生口诀”——心态平衡，脑子常用，手脚常动，管住嘴巴，定期体检。他保持平和心态，平淡面对各种殊荣和各种烦恼，一心投入医学研究中，把每天查房、定期门诊和为患者做手术看作是身体锻炼。

“我觉得医生是一个很好的职业，可以指导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得好的话，能够得到病人的尊重，那是其他职业很难体会到的一种感觉。”吴孟超说得很实在。在他的影响下，三个子女也都学医。

“医学是一门以心灵温暖心灵的科学。”吴孟超白眉微动，慈祥地笑着说。

（2015年12月17日《南方日报》）

种子达人

2000年，钟扬辞去武汉植物所的工作来到复旦大学，经佐琴成为他的行政秘书、后勤主管。

那年5月钟扬报到时，学校还没有过渡房。经佐琴临时给他找了一个系里别的老师提供的毛坯房，当经佐琴愧疚地和钟扬沟通此事时，没想到他毫无怨言接受了这个连煤气、热水器都没有的房子，洗着冷水澡住了半年。十几年过去了，钟扬和家人的住房仍没有太大改善，只是从毛坯房搬进了一套仅有几十平方米的小屋。这和光鲜亮丽的上海形成了强烈对比，和他后来担任的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常务副院长、研究生院院长的职位也产生了巨大反差。为了供孩子上学，钟扬夫妻把唯一的房产卖了，如今的住所是岳父岳母的房子。这个小屋紧挨着一片工地，却住着钟扬一家四口和他的岳父岳母。

尽管钟扬对生活品质不讲究，但对于“种子”却一点也不将就。为了自己的“种子事业”，他的足迹延伸到了植物学家的“无人区”——西藏。

从他到复旦大学的第二年，钟扬就开始主动到西藏采集种子。2009年，钟扬正式成为中组部援藏干部。据统计，在这十几年间，他收集了上千种植物的4000万颗种子，占到了西藏特有植物的1/5。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钟扬要收集种子？

“一个基因能够拯救一个国家，一粒种子能够造福万千苍生。青藏高原这个占我国领土面积1/7的地区，植物种类占到了1/3。有些地方甚至100年来无人涉足，植物资源被严重低估。”钟扬曾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这样介绍。

他深扎在此，努力为人类建一个来自世界屋脊的“种子方舟”。

对钟扬来说，采种子是一件乐事。“作为一个植物学家，我最喜欢的植物是蒲公英，如果发现它开花并且结了种子，我会用手抓一把，一摊开里面一般有200颗。我最讨厌的植物是什么呢？椰子。那么大一颗，8000颗的样本数量，我们需要两卡车把它们拉回来。”钟扬调侃道。

然而，在西藏采集种子更多的是随时出现的高原反应和长时间的体力透支。而钟扬却背着他经典的黑色双肩包，穿着磨白了的“29块钱的牛仔裤”，戴着一顶晒变色的宽檐帽，迈着长期痛风的腿在青藏高原上刷新一个植物学家的极限，连藏族同事都称他为“钟大胆”。

对于钟扬的博士生、西藏大学理学院教授拉琼来说：“每次和钟老师采种子都是惊险和惊喜并存。”

“那次，我和扎西次仁（钟扬在西藏的首位植物学博士——记者注）跟着钟老师去采集高山雪莲。我们从海拔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出发向更高的山地挺进时，钟老师出现了严重的高原反应，头痛欲裂、呼吸急促、全身无力，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拉琼回忆。

大家都建议钟扬待在帐篷里，而他却说：“我最清楚植物的情况，我不去的话，你们更难找。你们能爬，我也能爬。”最终，钟扬带着学生在海拔6000多米的珠峰北坡采集到了，被认为是世界上生长在海拔最高处的种子植物——鼠麹雪兔子，也攀登到了中国植物学家采样的最高点。

如今，这些种子静静地沉睡在一个又一个玻璃罐头里，等待着有一天，改变人类的命运。按钟扬的话说，也许那个时候，胖胖的钟教授已经不在了，但是他期待着它们可以派上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