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丽萍：舞蹈是种信仰

曹玲娟

执拗地穿着绣花衣、麻布裤和布鞋，身形特别瘦小，说话时语调低沉轻缓。

近日，第九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上，杨丽萍带着倾心打磨的歌舞乐《藏谜》，再度艳惊了上海滩。

谈起舞蹈，她冷静又痴迷，“舞蹈是什么？是语言、是信仰、是一种生活的方式……”

再度亮相艳惊舞台

“我是山里人，跳舞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沉寂一段时间后，杨丽萍再度亮相舞台，这次，她表演的是藏族唐卡中的荷花度母。

一朵红荷中，荷花度母被老阿妈的虔诚唤醒，翩然轻舞，恍若踏水而行……另一次亮相，她身着黑衣长靴，和藏民们跳起狂放的夏拉舞，舞姿自在快活，几乎颠覆了舞迷们对她的既有印象。

这位从云南深山里走出的白族女子，完全可以凭《雀之灵》、《两棵树》等作品，满足于“中国当代知名度最高的舞蹈家之一”这个角色。但之后，她却倾尽全力制作《云南映象》，将一群普通人推上舞台，让原生态歌舞一度成为舞台热潮。

杨丽萍从不认为自己要借这种方式延长艺术生命，她甚至不乐意别人称自己为舞蹈家。她说，“我是山里人，我的家人对着山林田野都在起舞，汲水能歌、取火能跳。跳舞就是生活的一部分，这是永久性的，对吧？”

这些年，她拒绝了不少制作演出的邀请，直到藏族歌手容中尔甲找到她，希望能为“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的藏族人打造一部原生态歌舞。在她看，舞蹈不再只是创作，而是学习、采集、呈现。“我走的地方越多，越是心焦。民间好多好东西都在逐渐消失，再不抢救就不及了。”

涵盖藏区典型音乐元素

“做《藏谜》，是件很有福气的事”

《藏谜》几乎涵盖了西藏、青海、甘肃、云南、四川五省区藏区最典型的民间歌曲、乐器及舞蹈，比如音色悠扬的六弦琴、祭祀超度的大法号等与藏族生活息息相关的东西。“这部作品是我们对藏族文化的虔诚之心”，为此，她走遍了藏区。

《藏谜》的主角，是一年前还在放牧的藏民们。他们并不知道舞台是什么，他们只是在舞台上自由奔放地舞蹈，纯粹展示着对生活、自然、神灵的歌颂与膜拜。正是这种扑面而来的最原始的生命力，使得观众在台下感动得落泪。每次谢幕，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她说，“做《藏谜》是件很有福气的事，是从身体到灵魂的一种体验。”

这是个地道的民间艺术团，杨丽萍是这支团队里惟一的非藏族人。排练整整一年，艺术团没有任何收入，制作人容中尔甲背上大笔贷款，总编导杨丽萍一分编舞费都不肯收。“她是一个很单纯的艺术家，对艺术严谨到有些苛刻，对人却特别宽容。”容中尔甲说，从剧本的策划、编舞、主创班子搭建、服装道具设计到找衣服布料，事无巨细，杨丽萍都全力而为。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副总裁韦芝曾在西藏生活工作多年，她评价说：“这部作品是近年最有想象力的西藏歌舞集大成者。”

从《云南映象》到《藏谜》，杨丽萍从未特意从商业角度考虑舞蹈。“不用担心这个，认真的态度，再加上自我审美的品位，人们都需要好的精神食粮嘛。”这份坚持，让很多同行钦佩。“云门舞集”创始人林怀民就曾公开赞扬：“这些年，无论在艺术道路上遇到多少挫折，杨丽萍都没有退缩。不跳舞，完全可以有很多选择，可她还是一直在舞台上跳，这让我很佩服。”

“有生命的舞蹈，离人很近，它会像树一样生长，像河流一样流淌。”杨丽萍说，“我们跳的是命。”

杨丽萍常说，如果不跳了，她会回归自然，找个地方安安静静住下。“外面有山，有水，有农田和民居，岛上有人捕鱼，有人织布，还有人在大榕树下晒太阳……”

（本文选自《人民日报》）

一辈子的“长征”

翟俊杰，这个名字总是与“八一”“军旅”紧密相连，表现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电影壮歌《血战台儿庄》，展现三大战役的系列史诗《大决战》，特别是那部有血有肉的恢宏之作《长征》，均出自其手。

三十年来，翟俊杰如同一名虔诚的朝圣者，沿着百年中国的足迹步步探寻，也书写出属于他自己的“长征”诗篇。

1941年，翟俊杰出生在河南开封一户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翟俊杰幼时记忆最深的，就是祖父屋里浓郁的书香味。“我到现在依然清晰记得，祖父教我学《岳阳楼记》的情景，他念一句，我背一句，然后逐句讲解，直到如今我仍倒背如流。”

翟俊杰出生之际，父亲因宣传抗日被日本宪兵抓进监狱，遭遇严刑拷打。

从小发酵的家国大义与革命之火，让翟俊杰充满了军人的血性。而传统文化与淳朴民情的濡染，则为他日后毅然从军，立志为革命书写铺就了道路。

17岁时他参军成了一名文艺兵。其间他先后经历了两场战争，即1959年的平叛战役和1962年的边境自卫反击战。每逢战事，文艺兵们必然挺身而出，赶赴前线，鼓舞士气。

亲历战争，让翟俊杰对对战争题材有独到的理解。从与杨光远联合执导电影《血战台儿庄》开始，先后导演的《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决战》等作品都深受好评，但最为人称道的，则是翟俊杰“三拍长征”。每一次拍摄，于他而言，都意味着一次朝圣，而每一次回归历史，他都能以创新求突破，为长征的影像建构打开一扇新的窗口。

1994年上映的《金沙水拍》，是翟俊杰的第一部长征之作。该片中翟俊杰没有墨守成规，而是将悬念片的元素融入其中，诸多细节的处理让整部影片萦绕着传奇色彩和悲壮氛围。

同时他将塑造鲜活的人物形象置于创作核心。影片中毛泽东形象“有血有肉”。在爱人面前，他真情流露，不加遮掩；面对亲人的遭遇，他忧愁满怀，却顾全大局。不同于主流叙事中的器宇轩昂、指点江山，翟俊杰给我们呈现出的是一个头发蓬乱、身形瘦削的毛泽东，尤其在红军陷入险境之际，其眼神更透露出诗人一般的忧郁。在翟俊杰看来，这才是那个时代伟人最真实的写照。

对长征时期毛泽东的形象把握，延续到了翟俊杰的第二部同题材影片《长征》之中。

“长征不是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过程，它是异常悲壮的。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不被采纳，而李德的错误指挥导致了红军损失惨重、节节败退，这才有了长征。”

于是，在电影《长征》里，党的内部斗争之严苛，被他前所未有地推向了前台。

影片中，长期受到打压和被边缘化的毛泽东，形容憔悴，愤懑忧郁，烟一支接一支地抽，但始终不退让、不妥协，作为革命家的风范由此凸显。

此外，翟俊杰还对电影进行了诗意化的处理，比如在音乐运用上，便首次采用了“声画对立”的手法，以凄美的《十送红军》曲调反衬出惨烈的厮杀场面。

独具匠心的呈现，让“长征”二字的意蕴显得深沉、悲怆。

十年之后的2006年，翟俊杰第三次执导长征题材影片《我的长征》，却不再是以领袖人物为主角的宏大叙事，而是以一位十几岁的红军小战士王瑞来贯穿电影始终。透过王瑞的个人成长史，谱写了一曲普通战士温情与信念兼具的长征之歌。

作为“长征三部曲”的收官之作，《我的长征》成为凸显翟俊杰个人电影观的最鲜明一笔。

（摘编自《光明日报》）

潘光旦的人文情怀

潘光旦一生的为人处世、做学问都充满着传统士大夫的人文情怀，他的一生“是旧时代一个学者的狷介、真诚、浪漫而又坎坷的一生。”

潘光旦是学自然科学出身，但融通自然、社会两大科学体系。他对婚姻、家庭、民族、宗教、历史、教育等都深有研究。他提出“自然一体”、“世界一家”、“人文一史”的新人文史观。

“仁者爱人”。潘光旦是仁者。他爱人类，爱国家，爱民族，爱学校，爱同事，爱学生，爱家人。突出的是在1921年6月北京教育界李大钊领导的“八校教职员索薪团”罢教索薪斗争中，清华学生出于义愤，举行“同情罢考”，遭北洋政府的残酷镇压。潘光旦所在的“壬戌（1922）级最为坚决，当局要求罢考学生必须写“悔过书”。壬戌级有八人拒悔，被开除“级籍”，潘光旦是其一。潘光旦宁肯牺牲出洋机会，也要据理力争。闻一多对他十分敬佩，在家信中写道“圣哉光旦，令我五体投地，私心狂喜，不可名状！”次年7月，时过境迁，学校才让他出洋。

1946年1月，闻一多、李公朴被暗杀后，他成了暗杀的对象，不得不与费孝通等进步人士借昆明美领事馆避难。未几，他出版新著《自由之路》，发表对建设新中国的设想，表达了对实现以民主化理念建国的强烈渴望。

作为教育家的潘光旦，他爱校如家。1935年他在清华教务长任上，严守校规，不徇私情。一次安徽省主席刘镇华写信给潘，想让其两个儿子到清华旁听，他婉拒：“承刘主席看得起，但清华之被人瞧得上眼，全是因为它按规章制度办事，如果把这点给破了，清华不是也不值钱了吗？”他坚决维护清华的制度，不怕得罪人。他是一位刚正不阿，“不识时务”者！

对于学生运动，当时有人传谣，说潘光旦向宪警提供抓捕学生名单，以致激怒学生围攻他，有人抢走他的双拐，让他“独立”。当事人钱伟长的回忆最为可信：“他做教务长，做缓冲的人，保护青年的人。有时不得不为当局讲几句话，可是他是很有分寸的，不是迫害学生的。这一点很重要。”而鲜为人知的是在军警包围清华园时，戴中（黄葳）曾带别的学生一起藏在他家的天花板上。

在与众多朋友的关系上，潘光旦与费孝通之间有点特别，他们亦师亦友。费孝通自己说“我应当是他学生中受益最深的一个”。费称赞他的性格是“牛皮筋”，“屈不折，拉不断，柔中有刚；力不懈，工不竭，平易中出硕果。”费视他为活词典，说凡不知道的事情，不查词典，去问问潘光旦，一问就明白。

潘光旦的最爱是藏书。1936年住清华园新南院11号时，门前藤萝架上结出一对并蒂的葫芦，他十分喜欢，将书房命名为“葫芦连理之斋”。

他服膺孔子的中庸之道。孔子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他认为一切生命的目的在求位育。“而教育的唯一目的是在教人得到位育，位的注解是‘安其所’，育的注解是‘遂其生’安所遂生，是一切生命的大欲。”费孝通说潘光旦“他的人格就是位育概念的标本。”

1957年的反右，潘光旦获“罪名”是所谓“破坏民族关系”、“鼓动土家族知识分子和群众找中央要求自治”。这实在是不白之冤、是笑话。他是社会学者，民族学家，他只不过是根据自己所作的科学研究和实地调查的结果向上级作如实反映，提出建议供政府参考而已，岂有他哉？他虽被打为右派，但他不多做解释，不怨不尤。

这期间潘光旦的家被抄、被封，他只能蜷曲在小披屋的水泥地上，没有被子，还是费孝通把自家没被封存的被子送来御寒。6月10日病情恶化，老保姆找来费孝通。费孝通将他拥入怀中，潘光旦就这样在老朋友的怀中告别了人世。

1999年末，中央民族大学为潘光旦举行百年诞辰纪念会，出版了纪念文集。他的皇皇十四卷本《潘光旦文集》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公开出版，关于潘光旦的研究正在升温。

口衔烟斗的潘光旦，一脸的微笑，拄着双拐，穿过雾霭，正一步一步地向我们走来……

（摘自《人物》杂志，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