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新起点上再发力

去年出尽风头让人惊叹的谷歌围棋人工智能“阿尔法狗（AlphaGo）”，5月将来到中国，在浙江乌镇与世界排名第一的中国棋手柯洁上演人机大战。黑白子此起彼落之间，柯洁探寻的是已有几千年历史的围棋“真理”，而对“阿尔法狗”和它的发明者来说，比赢得比赛更重要的，是寻找人工智能的科学真理。

人工智能称得上是当前科技界和互联网行业最为热门的话题。无论将其称作“下一个风口”“最强有力的创新加速器”“驱动未来的动力”，还是关于它会不会比人更聪明甚至取代人的各种争论，都在说明，人工智能又一次迎来了黄金发展期。与以往几十年不同的是，这次人工智能的高潮，是伴随着生活和工作的应用而来，它是科技进步的水到渠成，也嵌入了十分广泛的生活场景。因此也有科学家认为，“我们或许是和人工智能真正共同生活的第一代人”。

对大众来说，人工智能充满着科幻色彩；对科学家来说，人工智能可能是最受内心驱动、最具理想色彩的一门科学。从1956年的美国达特茅斯会议算起，明确提出人工智能的概念并开始科学上的研究，到现在已有61年的历史，并经历过至少两个“冬天”。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人工智能仍然走不出实验室。人工智能遭遇的技术瓶颈，一方面有着时代的限制，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人们对它的期待太高，一直梦想着的是创造出类似科幻电影《人工智能》中那个小机器人的形象——会找寻自我、探索人性，想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这也是一些人对人工智能既向往又恐惧的原因之一。

在脑科学尚未取得重大进展时，受益于互联网和计算机新一代技术创新，人工智能从更加实用的层面进入了发展快车道。互联网大数据、强大的运算能力，以及深度学习模式的突破，被认为是人工智能赖以突破的三大要素，它们造就了语音、人脸识别准确率的惊人提升，人机对话像人与人一样更加自然，乃至可以像“阿尔法狗”一样去找寻规律、自我决策。

尽管中国不是人工智能的策源地，但在当前人工智能的这一轮技术爆发中，正在建设科技强国的中国，被很多人认为第一次同科技发达国家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互联网市场，小到手机语音助手，大到智能机器人、无人驾驶等人工智能产品和技术广泛应用，它们连同中国顶尖科技公司所拥有的人才一起，充分证明中国在人工智能的资本、市场、技术、人才等方面都不落人后。同时也要冷静看到，国内互联网公司搭建的人工智能平台，与亚马逊、谷歌等相比差距仍然不小。比如，在围棋人工智能领域，腾讯的“绝艺”还不敢说能和“阿尔法狗”相媲美。站在同一起跑线，只能说明具备站位优势，更重要的还是好好蓄力、精准发力，力争引领这一轮人工智能的创新浪潮。

故事才刚刚开始，从基础研究、技术发展，到未雨绸缪建立人工智能相关的伦理规范，人工智能的未来面临着无数挑战和变化。“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创造未来”，人工智能的前景无限美好，值得我们为之全力奔跑。

（选自2017年4月17日《人民日报》）

甘惜分的探路人生

1916年，甘惜分出生于四川省邻水县的一个穷苦家庭。由于家境贫寒，初中毕业后，年仅16岁的他就不得已辍学，成为一名乡村小学的普通教员。

年轻的甘惜分求知若渴。为了与先进思想保持同步，他倾尽微薄的工资，多方订阅来自上海的进步读物。在这里，“马克思主义”第一次与甘惜分邂逅，并在这个历经苦难的年轻人心底触发了强烈的情感共鸣。

“还在山沟里时，我就已经从上海的进步书报里面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那时候上海都是些进步知识分子，比如说李公朴等人。”如果说进步书报为甘惜分提供了影响深远的价值观启蒙，那么两位重要人物的引导则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他的人生选择和价值观形成。其一便是甘的表哥、知名共产党人熊寿祺，彼时已投身革命多年的他，经常以通信的方式教甘惜分学习马克思主义；而另一位便是甘中学时代的老朋友熊复，这位初中毕业后便去上海读书的伙伴，不仅与甘惜分志趣相投，而且也通过书信拓宽了好友的革命视野。进步书报与良师益友，潜移默化地促成了甘惜分的思想转变，并在一定程度上为后来甘惜分从事的新闻工作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血气方刚的甘惜分开始以实际行动“闹革命”。

1946年，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和谈期间，甘惜分跟随军代表前往大同采访，初入新华社不久的他为了获得新闻线索，冒着被特务发现的危险行走街市，观察各方动向。“在大同，我看见日本鬼子穿着军装在街上大摇大摆地走，我一看就生气了，日本鬼子不是投降了吗？还这么神气？”在一篇回忆文章中，甘惜分回忆起这个令他义愤填膺的片段，“这件事让我觉得，新闻不一定要采访什么人物，有时候，就是用眼睛看一看，到处走一走，就会发现新闻。”回到后方以后，甘惜分很快写出了《大同——日本投降者的乐园》《尴尬的嘴脸》等通讯，引起广泛重视。就这样，通过在一线工作中培养起的专业嗅觉，他慢慢形成了一套从实践中总结出的新闻方法论。

短短两年间，甘惜分从一个新闻“门外汉”成长为采编一线的“顶梁柱”。回顾这段生涯，他认为，成长的关键在于“每天研究新事物，研究新华社，也研究地方实际”。

对于那个年代的前线新闻工作，甘惜分有自己独到的感触。

“老实说，在晋绥边区的时候，无论是《晋绥日报》还是新华社晋绥分社，有些同志由于没读过马列著作，对工人生活的了解、对农村社会的了解，到底还是不一样的。我那时候就想，幸好我读过《资本论》，这些书不容易读的咧！因为当时我们的环境是农村环境，不是资产阶级环境，我们接触的也不是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关系，对于了解这些关系很不利。”

1954年，38岁的甘惜分离开了一线新闻岗位，奉调先后到北大和人大任教，为社会主义新闻教育事业奉献才华，主要讲授新闻理论。“五十五年我都在大学教书，不会纵横捭阖，不会上下其手，只会钻书本，但我不是一个读死书的书呆子，我是一个读书严谨、务求创新的马克思主义‘书呆子’。”甘惜分这犀利的黑色幽默，分明也是对自己率真性格最真实的写照。

从教几十年，甘惜分如今俨然已经成为新闻学界的“老祖师爷”，其亲自指导的博士生虽然不多，但每一位都是当今新闻传播学界的精英翘楚：全国第一个新闻学博士童兵，人大新闻学院教授喻国明，清华大学教授刘建明，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刘燕南，广电部门的王锋、王甫……怪不得有诗赞云：“大禹惜寸君惜分，满园桃李苦耕耘。舆坛多少擎旗手，都是程门立雪人。”

（摘编自2016年1月14日《光明日报》）

①从战火中走来的甘惜分经历了旧时的苦难，也经历了新中国的风云，从家乡四川到延安，从记者到教师，他把探寻真理当作毕生的追求。“吴天罔极持泰斗，千古流芳传精神。”这是后学们致意这位新闻战线老前辈的挽联。“我反对那些把我称为泰斗的人，我只是一个执著的新闻规律探索者。”甘惜分曾在回忆录里说。

②今天用“民间报纸”这个词，觉得很别扭。我们共产党党报本来就是民间报纸。第一，1949年以前，我们共产党在全国来说就是在野党，我们的报纸属于民间报纸，不是官报。第二，我们的报纸始终如一代表人民利益，是人民代言人。但是1949年以后，我们党在全国的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我们的党是全国的执政党，我们的党报是执政党的报纸。尽管我们天天说我们的党报同时也是人民的报纸，但逐渐有了不少“官”气，同广大人民之间逐渐加大了距离，群众不大喜欢看它了。

（选自《人民网<甘惜分访谈>》）

新诗略谈

宗白华

近来中国文艺界中发生了一个大问题，就是新体诗怎样做法的问题，就是我们怎样才能做出好的真的新体诗？

我想诗的内容可分为两部分，就是“形”同“质”。诗的定义可以说是：“用一种美的文字……音律的绘画的文字……表写人的情绪中的意境。”这能表写的、适当的文字就是诗的“形”，那所表写的“意境”，就是诗的“质”。换一句话说：诗的“形”就是诗中的音节和词句的构造；诗的“质”就是诗人的感想情绪。所以要想写出好诗真诗，就不得不在这两方面注意。一方面要做诗人人格的涵养，养成优美的情绪、高尚的思想、精深的学识；一方面要作诗的艺术的训练，写出自然优美的音节，协和适当的词句。但是要达到这两种境地……即完满诗人人格和完满诗的艺术……有什么方法呢？这个问题我本没有做过具体的研究，不过昨天同康君谈话当中偶然得了些感想，自己觉得还有趣味，所以写出来，请诸君看可用不可用？

现在先谈诗的形式的问题：诗的形式的凭借是文字，而文字能具有两种作用：(1)音乐的作用，文字中可以听出音乐式的节奏与协和；(2)绘画的作用，文字中可以表写出空间的形相与彩色。所以优美的诗中都含有音乐，含有图画。他是借着极简单的物质材料……纸上的字迹……表现出空间、时间中极复杂繁富的“美”。

那么，我们要想在诗的形式方面有高等技艺，就不可不学习点音乐与图画(以及一切造型艺术，如雕刻、建筑)。使诗中的词句能适合天然优美的音节，使诗中的文字能表现天然画图的境界，况且图画本是空间中静的美，音乐是时间中动的美，而诗恰是用空间中闲静的形式……文字的排列……表现时间中变动的情绪思想。所以我们对于诗，要使诗的“形”能有图画的形式的美，使诗的“质”(情绪思想)能成音乐式的情调。

以上是我偶然间想的训练诗艺的途径，不知道对不对。以下再谈点诗人人格养成的方法。

康白情君主张多读书，这话不错。我所说的诗多与哲理接近也有这个意思。不过我以为读书穷理而外，还有两种活动是养成诗人人格所不可少的：

然的图画。风声、水声、松声、潮声，都是诗歌的乐谱。花草的精神，水月的颜色，都是诗意、诗境的范本。所以在自然中的活动是养成诗人人格的前提。因“诗的意境”就是诗人的心灵，与自然的神秘互相接触映射时造成的直觉灵感，这种直觉灵感是一切高等艺术产生的源泉，是一切真诗、好诗的(天才的)条件。

(二)在社会中活动。诗人最大的职责就是表写人性与自然，而人性最真切的表示，莫过于在社会中活动……人性的真相只能在行为中表示……所以诗人要想描写人类人性的真相，最好是自己加入社会活动，直接的内省与外观，以窥看人性纯真的表现。

以上三种……哲理研究，自然中活动，社会中活动……我觉得是养成健全诗人人格必由的途径。诸君以为如何？

总上所谈，撮要如下：“诗”有形质的两面，“诗人”有人艺的两方。新诗的创造，是用自然的形式，自然的音节，表写天真的诗意与天真的诗境。新诗人的养成，是由“新诗人人格”的创造，新艺术的练习；写出健全的、活泼的、代表人性、人民性的新诗。

（有删改）

随着制造业产品复杂程度的提高，信息技术的发展，近年来，世界工业化趋势呈现出制造业服务化趋势，服务型制造发展迅速。所谓服务型制造是制造业企业从投入和产出两方面不断增加服务要素在生产经营活动中的比重，从而实现向消费者提供“制造+服务”一体化解决方案、重构价值链和商业模式的全新生产经营方式，进而在产业层面表现为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新型产业形态，这种产业形态既是基于制造的服务，又是面向服务的制造。其本质是制造业或制造环节与服务业或服务环节之间融合发展的新业态、新模式。。

从制造业发展看，各国都将服务型制造作为未来制造业发展的方向之一，原因在于服务型制造是制造业创新能力提升、制造业效率提高的重要源泉，有利于延伸和提升价值链，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产品附加值和市场占有率。尤其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还为服务型制造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信息技术尚不发达时，制造企业很难监测自家设备运营状况，也难掌握个体用户对产品的使用状态和身体状况，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逐步成熟和产业利用，使这些都成为可能。目前，制造企业并没有局限于研发、制造、销售产品和简单的售后服务，而是向它的客户（包括企业客户和消费者）提供越来越多的高附加值服务，如个性化定制、综合解决方案提供、智能信息服务等。对制造业来说，向服务型制造转型可以摆脱对资源、能源等要素的投入，减轻对环境的污染，同时能更好地满足用户需求、增加附加价值、提高综合竞争力。

从服务业发展看，以餐饮、商贸、流通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传统服务业，主要服务于生活消费，附加价值和生产率都较低；而作为制造业向高端进阶过程中分工细化产物的技术密集型服务业，既包括采用高技术装备的部门，如电信、金融，也包括本身创造高技术服务的部门，如软件、互联网信息服务等，主要服务于生产性活动，附加价值和生产率都较高。由于制造业发展不仅是整个国民经济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服务业向高端发展的重要支撑，制造业是科技创新最为活跃的部门，既是创新的来源方，也是创新的应用方，这些技术密集型服务业必须和制造业紧密结合，为制造业创新发展服务，才能寻求到持续的效率源泉和发展动力。因此，对于于服务业而言，服务型制造发展本身也是服务业转型升级的内在要求。

（摘编自黄群慧《中国制造如何向服务化转型》）

喧嚣文化该退场了

刘心武

近年来，外国人得出的中国游客总是喧嚣的直观印象，虽不免以偏概全，但这仍引发思索对中国公民开放旅游的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多，中国人真是富起来了，许多中国游客的首选地是欧洲，而且往往都把法国巴黎作为第一站。从巴黎方面传来消息，中国游客太喧嚣，说话声音特别大，像卢浮宫的画廊，中国游客一到，回音轰响，多半是表达惊奇、兴奋与快乐，但其他游客总不免对中国人侧目，管理人员则对此无可奈何。

根据笔者自己的生活体验，中国人（不是所有，但为数不少）嗓门大，在公众空间里也毫不收敛自己的嗓门，形成大声喧哗的效果，是在起码从上个世纪初以来就形成的一种社会文化，而在上个世纪后半叶的前二十几年，这种文化更加普及，表现出来也就更加强烈，目前通过中国旅游团在外部文化对比下凸显出来的这一喧嚣文化，只不过是其余绪罢了。

在上个世纪前半叶，这种喧嚣文化是伴随着进步的社会革命而生成的，有其宝贵的历史价值。在掀翻三座大山的艰苦卓绝的革命进程里，中国民众的喧嚣呐喊体现出了醒狮的气派，而这醒狮不是单个的人，是一个集体，是革命的阶级。在那样的一种历史进程里，个人的声音是微不足道的，个人总是必须汇聚到集体中，发出共同的呐喊，才算获得了一种正面价值。

在上世纪中后期，不仅阶级斗争是众声喧嚣，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也大体是处于那样的一种声境。比如1958年“大跃进”时的民谣，后来被郭沫若和周扬编选为一本《红旗歌谣》，其中绝大多数都必须吼出而不是吟出。

到“文革”时候，中国人的喧嚣文化达到了本民族历史以来的最巅峰。那时候屋顶、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每天会连续很久地播出声色俱厉的话语。当然，有时候也会播放特大喜讯。

进入改革、开放阶段以后，中国的情况在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虽然现在常有人用众声喧哗来形容时下的社会话语情势，但那是用来表达对文化现象已趋多元的一个形容。从意识形态角度来说，上面所述的那些喧嚣话语即使还有，也非主流，文学艺术方面的个性化程度已经相当的高，我是自己的独立生命个体意识在年轻一代里已经相当普及。但是，残存的喧嚣积习仍在，又增添了商业社会无情（至少是薄情）的竞争中的新喧嚣，这新喧嚣是欲求快速暴富、一夜成名的浮躁嘶喊，也是欲望不能满足甚至还遭致失败沉沦的焦虑嚎叫，浸润到社会上各类人群，则会表现在各个方面。

在刚开始不久的欧洲游中惊动了西方人的游客喧嚣，其实是老喧嚣文化和新喧嚣文化嫁接出的怪胎，其中最主要的是两种成分，一种是不懂得尊重他人也忽视了自尊，表现出群嬉中的习惯性放纵；一种则是新富国民的炫富心理，认为无论到了世界上什么地方，老子有钱就可以随随便便。

论科学家与明星

科学家屠呦呦一句“诺奖奖金不够在北京买半个客厅”的笑谈，让影星黄晓明那场高调奢华的婚礼备受非议。有人搬出了“搞导弹不如卖茶叶蛋”的陈年论调，感慨“科学家的一生努力不敌明星一场秀”。

我们当然可以奉劝一些明星在私生活上注意社会观感，也可以为几十年如一日默默钻研学术的科学家呼吁更好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但是,即使媒体大可不必无限制炒作明星婚礼，让所有记者都弄明白青蒿素的来龙去脉也不现实。首先两者不矛盾，其次两者不可比。

社会发展到今天，必须承认和接受其多元性和复杂性。然而，“戏不如娼”“戏子不入下九流”的老旧思想，依然如幽灵一般，时不时地出现在媒体上。但实际上，各行各业都出精英，只不过用的评价标准不同罢了。

评价文艺工作者的首要标准是作品。一个很久没有作品问世的明星，通常会很快淡出人们视野---即使制造再多绯闻，走再多的穴，结再多次婚，也无济于事。然而，娱乐界是不折不扣的名利场，人们在消费明星私生活的同时，也确定了他们的市场地位。黄晓明的财富多寡是由他在影视界的地位决定的，而这种地位的取得与其个人努力是分不开的。这是市场机制对一个演艺工作者的回报，并没有太大的不妥。

科技工作者的评价标准，则不能完全依靠市场。科技领域有高度的专业性和复杂性，什么是好，什么不好，隔行如隔山。可能很多百姓宁可去问江湖郎中，也没兴趣关心屠大科学家的论文，但这不妨碍科技工作者的贡献得到专业认可，并在更大范围内造福人类。

把屠呦呦和黄晓明放在一起PK，是一种危险的逻辑。正如一提援外、减免他国债务，就有人提我国的贫困人口一样。但是，如此对比似乎已成为一种万能诡辩术。如果用北京的房价来衡量青蒿素的学术价值，会得出什么结论呢？如果屠大科学家的科研项目放在市场上，论斤卖能卖多少钱？更进一步思考，如果用一些方法降低“黄晓明们”的收入，限制“黄晓明们”婚宴和礼金规模，甚至不让网友围观“黄晓明们”的婚礼，这又会是怎样的情形？

市场与行政力量当各归其位，各司其职，各尽其力。屠呦呦的反面教材，不是连结婚都会躺枪的黄晓明，也不是娱乐圈这个花花世界。演艺明星即使再奢华，也不会让科学家们眼红。反而是学术界内的各种失范现象，如学术造假、学术浮躁、科研体制僵化、收入分配不合理、科研机构衙门化、人才培养机制受阻等，才是阻碍科学家发挥更大作用的环境因素。(涂洪长、刘旸)

(节选自中国社会科学网，2016/2/15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