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园林的杰出代表是成熟于十七世纪的江南私家园林和明清的皇家园林。前者清隽婉约，后者精巧富丽，虽气象大不一样，却都是想让园子的主人置身于道家“清静无为”自然境界中，因而格局上大都错落有致，没有规整对称的布局。而西方近代古典园林的代表则是文艺复兴发展起来的意大利造园和17世纪在法国发展起来的勒·诺特尔式造园。尽管这两种相继产生的园林风格有着很大的不同，但布局相似，都采取了非常严谨的、对称的规则形状。事实上，西方人也有模仿自然、崇尚画意的园林，最著名的就是十八世纪产生于英国的风景式园林。而且这种园林受到了中国古典园林的影响，接触到了东方的自然观。但是，同样是要模仿“自然”和“画意”，西方人却有自己的理解。

黑格尔曾经说中国的园林艺术是一种绘画，虽然夸张了一点，却是真知灼见。山水画的画意在中国的造园家那里的确有着绝对的权威。崇祯四年吴江人计成在《园冶·自序》中说：“不佞少以绘名，性好搜奇，最喜关仝、荆浩笔意，每宗之。”书中，计成也多次提到造园要遵循绘画的意境。在他看来，五代的荆、关和元代的黄、倪等山水大家所创造的画意都是造园应该模仿的典范。把造园的艺术作为一个门类抬得最高的是李渔，他认为“变城市为山林，招飞来峰使居平地，自是神仙妙术，假手于人以示奇者也，不得以小技目之”。在他看来，“磊石成山，另是一种学问，别是一番智巧。尽有丘壑填胸，烟云绕笔之韵士，命之画水题山，顷刻千岩万壑，及倩磊斋头片石，其技立穷，似向盲人问道者。”在这里，李渔强调了造园是一种独特的技艺，画家不一定能用手摆出他自己的画意。但他断然没有怀疑过画家的眼睛，也没有再就造园艺术的特殊性讨论下去。不过，当这个问题传到欧洲人那里，意见就不是那么统一了。

有关中国园林的知识在十八世纪中叶通过各种方式传到了欧洲。英国建筑师钱伯斯爵士在《中国建筑、家具、服装和器物的设计》一书中用了四分之一的篇幅介绍中国的园林。他反对古典的规则式造园，也反对当时英国颇为风行的布朗式的自然风致园。布朗的造园善于使用成片的树林和湖泊、水流，极度地追求纯净优雅的自然风韵。但钱伯斯却认为，规则式的造园太雕琢，过于不自然，其创作态度是荒唐的；而布朗的自然风致园则是在不加选择和品鉴地抄袭自然，既枯燥又粗俗。他认为，花园里的景色应该同一般的自然景色有所区别，如果以酷肖自然作为评判完美的一种尺度，那么米开朗基罗的作品还不如真人蜡像。最好是明智的调和艺术与自然，取双方的长处，这才是比较完美的一种花园。而中国的花园在钱伯斯看来正是值得西方人去模仿的典范。

钱伯斯的观点在英国引起了很大的争论，造园家们也形成了两派：其一是布朗派；其二是如画派。“布朗派”的人强调造园与绘画是两种不同的艺术，比如：风景画中的前景对画家来说必不可少，在大自然中却总是不尽人意，从高处俯瞰险峻的山峦往往是大自然中最理想的风景，但绘画难以表现，而且自然风景比绘画的视野更为开阔。“如画派”的理论主张自然的艺术理想化，事实上就是把大画家洛兰等人的风景画意作为园林的范本来主张。他们赞赏画家们的风景画构思，认为园艺家要努力将其画中的意象再现于庭园之中，尤其是为了形成对比，哪怕是粗野和丑陋无比之物，都不妨吸收到庭院风景中来。显然，“如画派”的自然是经过绘画处理过的自然。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应该模仿绘画成为“布朗派”和“如画派”争论的焦点。

（节选自周博《追求“自然”与“画意”的中西园林》）

材料一   2017年，勒索病毒袭击了100多个国家的数十万用户。一款冒充某流行游戏辅助工具的勒索病毒，通过PC端或手机端的社交平台大肆扩散，设备一旦感染，病毒就会把手机里的照片、云盘等目录下的个人文件进行加密，继而向用户勒索赎金。

这几年，此类网络安全事件迭出，引起人们的关注。下面是针对互联网应用安全的民意调查：

你对当下的互联网安全是否有信心

(摘编自《细数2017年网络安全事件调查》)

材料二   网络谣言、网络诈骗等“网络雾霾”正逐渐形成危害网络健康肌体的毒瘤，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困扰。网络谣言层出不穷，在网络平台上大肆扩散，给企业造成巨大损失。网络诈骗更是令人防不胜防，一些假冒交易网站的域名和正式的网站差别很小，此类假网站利用系统漏洞，在用户点击后，先在后台下载一些恶意代码，在用户访问此网站时，迅速跳转到骗子预先设计好的恶意交易网站上去，让用户不容易觉察，从而导致密码被窃、资金丢失等。

(摘编自《警惕“网络雾霾”》)

材料三   以前的病毒时代，主要依靠防火墙和反病毒软件，靠的是对网络攻击行为和病毒进行识别的技术引擎。其核心是寄希望于建立一个攻击特征库，就像设立一个黑名单，进而据此能够识别病毒或者网络攻击。今天，很多网络攻击可以像化妆易容一样，特征被隐藏或伪装了，仅凭特征库很难识别；而且新的病毒或攻击就像犯罪分子每次都派出一个新手一样，很少在我们的黑名单上，这样就很难去识别和防御。

作为多年从事网络安全的企业家，我认为，不仅网络安全的威胁与挑战越来越大，而且各类网络谣言、网络诈骗等网络问题也影响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网络环境的健康发展应该引起人们的重视。

(摘编自《360集团总裁关于网络问题的思考》)

下面是部分网友在这篇文章后的留言：

网友甲：防火墙，防火，防盗，不防病毒。

网友乙：那必须的啊。现在上网的人越来越多，安全防护是重中之重。

网友丙：网络安全很重要。

网友丁：净化网络环境人人有责。

材料四   网络环境的净化非一朝一日之功。广大网民要坚持依法上网，做维护国家网络安全的积极践行者。互联网企业要在维护网络安全中发挥应有作用。各监管部门“应该像治理大气雾霾一样治理网络雾霾”，及时解决网络谣言、网络诈骗等突出问题。

今后，要加强网络内容建设，培育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发展和壮大网上正能量，让网络空间进一步清朗起来。

(摘编自《网络环境需净化》)

A．

B．

C．

D．

材料一：

全国多地实施史上最严“禁放令”初步取得的效果，得到了权威部门发布数据的支持。环境保护部有关负责人昨天向媒体通报，今年除夕和初一两天，烟花爆竹燃放对城市空气质量影响明显，由于今年各地普遍加强烟花爆竹禁放限放措施，全国空气质量同比去年春节期间普遍好转。如除夕19时至初一6时，京津冀地区PM2．5．PM10平均浓度分别为167微克/立方米和222微克/立方米，较去年分别下降28．9%和26．5%。

多地实施最严“禁放令”初步取得实效，给我们带来了十分丰富的启示。随着城市生活的规模和空间不断扩大，春节燃放烟花爆竹给消防安全、环境保护和居民生活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危害，公众对此反应日益强烈，反对燃放烟花爆竹在社会上不断积累共识，具有了越来越广泛的民意基础。政府部门和立法机关应当顺应这种舆情和民意，引导和培养关于限放、禁放问题的公共理性，最终成为科学的公共政策和立法行为。

燃放烟花爆竹是农业文明时代持续千年的古老习俗，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但在我国快速推进城市化过程中，这一古老习俗越来越显示出与城市文明不适应、甚至对城市文明具有破坏性的一面。从城市管理者到城市居民，都需要更多地运用现代社会的公共理性，对不能适应城市文明的传统习俗进行扬弃和改造，通过移风易俗和兴利除弊，进一步完善城市管理和城市社会治理，实现传统文化与城市文明和谐共生。

（摘编自《潘洪其：期待最严“禁放令“取得更好实效》）

材料二：

2月13日（腊月二十八）晚，河北省正定县古城的上空，再次绽放流光溢彩的电子烟花。腊月二十三过小年时，河北省正定县的电子烟花秀就已经惊艳全城。接下来，当地还有4场电子烟花秀即将在春节期间与大家见面。

电子烟花秀的出现，既照顾了“年味儿”，以强烈的视觉效果烘托了过节气氛，也体现了环保的要求，不失为一个两全之策。从现场效果看，电子烟花不仅丝毫不逊色于传统的烟花爆竹，也为今后的年节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正定县的努力也表明，“禁”与“放”并非绝对的二元对立、水火不容，全面禁放烟花爆竹也并非意味着取消公众的娱乐，让传统的春节静悄悄、无声无息，只要肯动脑筋、想办法，完全可以实现热闹和环保的兼顾。

电子烟花秀的璀璨也提醒人们，社会治理并非简单的一禁了事，而是应该堵疏结合、开闻视野，真正从民众的实际需求出发，真正从社会生活的真实样态出发，多一些服务意识，多一些民本思维，多一些科学态度。

（摘编自《胡印斌：让电子烟花多飞一会儿》）

材料三：

国家环境特邀监察员王维平认为，“环保过年”是基于资源、环境、民风三个角度提出的，“燃放烟花爆竹，一是污染环境，二是消耗资源，三是产生大量垃圾，往年仅除夕一天就会产生将近300吨的垃圾。因此，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珍惜资源，爱护环境，养成勤俭的社会风气。”

王维平强调了“移风易俗”在时代发展中的重要性。“一个民族好的习俗应该沿袭，与时代不相称的习俗应该改变。相比过去，中国如今的大气污染问题日益严重，限制燃放、治理环境是时代的要求。除了给孩子买鞭炮，书和玩具也能让孩子高兴；除了燃放烟花，外出旅游、逛庙会也能让人们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氛围。”

火药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而燃放烟花爆竹一直是中国人的传统习俗。与春联、饺子、年画一样，烟花爆竹亦是中国传统节日重要的文化符号和温暖的生活记忆。

浏阳博德烟花公司总经理杨广泉表示，环境保护是千秋大业，企业利益只是代表一个局部，地球只有一个，需要全社会来保护。但是，烟花作为千年民俗文化，还是应当被善待。湖南梦想烟花有限公司董事长、国际烟花协会副秘书长贺建武也认为，将环境污染问题完全归结于烟花爆竹的燃放是不合理的，相关部门应出台其他有效措施以改善环境，而不是局限于对烟花爆竹的限制。

中国烟花爆竹协会秘书长吴郑理提到了烟花爆竹产业未来的安全环保文化的发展之道。“首先，生产经营要安全，要切实提高员工安全意识与素质，大力推进危险涉药工序生产机械化，完善法律法规；产品要环保，有组织强化实验研究，完善相关标准，加大科技创新力度，研究新配方；另外，文化要创新，强化公共宣传，不断增强产品的文化含量，积极配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拓展消费市场。”

（摘编自《廖心悦 施麟：烟花遇上环保 针锋相对还是握手言和》）

王阳明的人生与学问

吴   光

明宪宗成化八年九月三十日，王阳明诞生于余姚一个官宦之家。幼名为“云”，五岁时改名“守仁”，盖取《论语》“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之意。

阳明十二岁时，开始拜师读书。他经常捧书沉思，思考人生真谛。有一天，他突然问书塾老师：“何为（人生）第一等事？”老师回答说：“惟读书登第耳！”王阳明疑惑地说：“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这个“读书学圣贤”的心愿，表达了少年王阳明要做圣贤的远大志向。

弘治十二年春，阳明二十八岁，第三次参加会试，终于举进士出身。

明武宗正德元年，阳明三十五岁。司礼太监刘瑾专权跋扈，结党营私，排斥异己。御史薄彦徽等会同南京给事中戴铣，上疏请诛刘瑾等“八虎”。刘瑾大怒，逮薄、戴等人下诏狱，各杖三十。戴铣竞被杖死狱中。时任兵部主事的王阳明挺身而出，抗疏力救，刘瑾遂逮阳明下诏狱，廷杖四十，贬为贵州龙场驿驿丞。

在贬谪龙场期间，王阳明经历了身体与心灵的“百折千难”，但他并未被种种天灾人祸所击垮，而是自强不息，从容应对。面对种种困境，他常常思考“圣人处此，当有何道”的问题。

在一个风雨交加酌深夜，他突然大彻大悟《大学》“格物致知”之旨，不禁欢呼雀跃，“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这便是所谓“龙场悟道’’，其关键在于领悟了“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道理，其逻辑的结论是求理于心，而非求理于外。这标志着王阳明主体意识的觉醒，也为他日后在讲学中形成良知心学奠定了心灵觉悟的基础。

正德五年三月，王阳明经历了两年贬谪生活后被朝廷起用，升为庐陵知县。他以民为本，推行了多项德政，特另q是冒着被罢官处分的风险蠲免了困扰境内百姓的苛捐杂税，深得民众拥护。同时，他敦励风俗，推行孝道，以儒家道德人文精神教化民众，使民风归于淳厚。

正德十四年六月十四日，宁王朱宸濠在南昌起兵反对朝廷。当时，阳明正奉命到福建途中，仓促闻变，立即回军吉安，调兵“勤王’’。在王阳明的精心调度与策划2-下，竞能“以万余乌合之兵，而破强寇（宁王）十万之众”，这在军事史上创下了以少胜多的奇迹，也成就了王阳明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和文武双全的历史声名。

从正德十二年到十六年，王阳明大多时间在江西赣州和南昌。这段时期，他经历了自贬谪龙场以来人生最艰难险恶的时期，但种种苦难的磨砺，使王阳明的思想升华到一个新高度，促使他提出了“致良知”的哲学命题，从而完成了阳明学的哲学建构。正如阳明自己总结的：“某于‘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非是容易见得到此”，“我此‘良知，二字，实千古圣圣相传一点滴骨血也”。阳明良知之教的成型，不仅使其精神境界升华到新的高度，更使他在复杂险恶的政治斗争中气定神闲、宠辱不惊，自立于不败之地。

嘉靖六年五月，广西田州土司叛乱，数剿无效，朝廷遂命王阳明进剿“乱贼”。王阳明率师抵达广西以后，对恩恩、田州地区瑶族土司的武装反叛采取了安抚为主、罢兵息战的政策。不到半年，即促使其首领卢苏、王受率数万之众竭诚投降，使得迁延数年、屡剿无效的思田之乱宣告平息。

广西平乱的战事，前后经历一年多。这一年多来，王阳明以衰病之躯，奔走于炎热潮湿、瘴疠遍布的崇山峻岭，可谓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嘉靖七年十月初十日，王阳明向朝廷上了平生最后一道奏疏，说明自己“炎毒益甚、遍身肿毒，喘嗽呕吐”的严重病况，请求朝廷允许他回乡养病，其词悲切。眼见病情日重，他已等不及朝廷的批复了，于是班师北归。于十一月二十五日抵达南安府（今大余县），二十八日晚，舟停青龙铺水面。二十九日上午，他已处于弥留之际，其弟子周积请问有何遗言，阳明只留下了“此心光明，亦复何言’’八个字，瞑目而逝。享年五十七岁。

（摘编自吴光《王阳明的人生与学问》）

（黄宗羲《明儒学案•姚江学案》）

我所认识的许国璋教授

黄源深

许国璋教授尤因教材而名扬天下，但其学术成就远不止于此。

他晚年主攻语言学和语言哲学，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其中“语言的定义、功能、起源”“语言符号的任意性问题——语言哲学的探索”“社会语言学和唯理语言学在理论上的分歧”“从《说文解字》的前序看许慎的语言哲学”“《马氏文通》及其语言哲学”和“追寻中国古代的语言哲学”篇篇都是见解独特的文字，成为当代语言学研究的力作。他给语言下的定义，越出了传统的“工具”说，大大丰富了语言的涵义，被语言研究者反复引用；他撰文批驳了“中国没有语言学”的说法；他抉发出了《说文解字》前序中“非常精彩的语言学见解”；他肯定了《马氏文通》的“普世语法哲学”。这些，都是他对中国语言学建设的重大贡献。

关于翻译，许国璋教授在“学术论著的翻译——以罗素《西方哲学史》论文艺复兴诸段为例”一文中指出，“翻译的目的，在于便利不懂外文之读者，如不懂外文之读者读之不懂，翻译者不能说尽到责任”。强调“译文力求醒豁，不按词典译义，而按词的文化史涵义翻译。不按单句翻译，而按句段译出，用流水句法，不用三四十字的竹节句”。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提出了翻译学术论著时使用“阐译”法，并现身说法，以自己翻译罗素《西方哲学史》片段为例证，既有理论，又有实践，读来明白易懂。所谓“阐译”法，即为了使读者明白原著含义，译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对译文作适当阐释。尽管“阐译”法是否完美无缺，尚可讨论，但为学者们树立了一个榜样，说明理论可以突破，学术是应该创新的，我们不能总是亦步亦趋地跟在他人后面，唯洋理论是从。

许国璋教授主编的《英语》（四册）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可以说是为中国英语学习者度身定制的，因此自1963年发行以来，一直受到普遍欢迎，广泛用作大学教材、自学教材、培训教材，经修订后，到1996年已重印40余次，民间俗称为《许国璋英语》。“文革”后的“外语热”中，《许国璋英语》独领风骚，街头巷尾，提起英语学习，言必称许国璋。许国璋英语教材前后印发几千万册，盛行中国达三四十年，对我国几代人的英语学习，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如今，由于时代的变迁，当年的轰动不再，但其倡导的科学性、实用性、知识性等原则，将惠泽后世，成为英语教材编写的圭皋。

许先生不但富有才情和创新精神，在很多方面为中国学界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他崇高的精神境界和职业操守，也为广大学人树立了榜样。他把金钱看得很淡，虽然教材的稿费不菲，但他大多用于资助困难学生和同仁，他甚至还把留在国外书店、当时显得非常金贵的一点外币，也给了在当地进修的学生拿去买书。外出讲学，他常拒收讲课费，说是各校都有困难，招待我们已经不容易了，不能再收费。他生活极其俭朴，家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厅堂里唯一的“摆设”，是一张陈旧的八仙桌和几条靠背椅。据他孙子回忆，他卧室的“双人床”也是学校宿舍楼两张单人床拼起来的，他在这张床上睡了数十年，直至去世。他安于清贫，精神上却非常充实，孜孜矻矻，专心治学，垂暮之年仍不断追求新知，自述“九时睡，四时起，读书到七时，稍进食，写文到十时，亦不甚倦”。还常以自身体验勉励青年，要“有做学问的欲望，有追求知识的志趣。我今年75岁了，仍兴致勃勃地看新书，每天都吸收新的知识，新的思想，享受智力增进的快乐”。他的经济状况，被宿舍楼旁摆摊的小皮匠注意到了，传来话说“大名鼎鼎的许国璋，每月的收入还不如我小皮匠”。他听了不以为然，说：“他小皮匠有小皮匠的人生哲学，我许国璋自有我许国璋的人生哲学，我才不在乎呢！”

（节选自2016年11月2日《中华读书报》）

汤道耕（艾芜）出生在一个乡村教师家庭，祖父给他取名叫做“道耕”，是希望他能够“耕读传家”。

汤道耕的祖上来自湖北，迁徙的路艰辛而漫长，凭的是“人生贵自强，自强则白手可成家，他乡可发迹。勿畏难而诿命，何患事不成耶”的豪气，积得一份家业，这种人生贵自强，白手成家的豪气在后辈的血液中暗暗传承，直到汤道耕这里，光着脚，墨水瓶挂在颈子上，再次印证了祖先独自闯荡天下的勇气和韧劲。

1925年的暑期，汤道耕从四川省师范学校肆业。他踏上成都望江楼下有些摇晃的木船，沿着府南河顺水而下，悄悄走出了亲人们的视线，开始了三十年背井离乡的生活。在路上，群山的优美与静寂，山民的淳朴与穷困，盗马贼的凶悍和灵巧，边地少数民族的独特风俗，缅甸的异域情调……他来到，看见和说出。

从四川到云南，道耕看到太多兵匪造成的祸乱对穷苦人家正常生活的骚乱。道耕为了安全夹杂在商队中，像那个时代和那个土地上的一只眼睛，来到，看到，并注定了后来用自己的笔说出那些无人知晓的山里人家的苦难与悲怆。

赤脚流浪，墨水瓶挂在脖子上，一步一步，汤道耕走成了著名作家艾芜。

艾芜在丁玲的介绍下加入了左联。在“左翼作家联盟”这个词组中，别人看中的是“左翼”，而更能吸引道耕的却是“作家”，他希望从这个组织里的作家那里能够学习到文艺写作知识，也结识一些写作上的朋友。

真正有时间在上海的亭子间坐下来以后，艾芜开始用笔温习自己当年的漂泊史，这使他在这个喧嚣嘈杂的大都市中找到难得的宁静。1933年冬，他完成了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南行记》，其中《三峡中》讲述的是一些典型的社会底层游民的生活，故事中的环境就是一个典型的“江湖”。读书流浪人的艾芜，加上小时候熟悉的读物，包括他的笔名，父亲所入的游民组织哥老会都对他产生潜在影响。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作者对游民生活不由自主地有着一种同情。他的叙述已经带有真实和幻想相混合的色彩，同时这种想象还受到左翼革命思想的制约。

艾芜的中篇小说《春天》得到茅盾等人的好评，这篇小说从社会的政治经济层面去观察和分析社会现象，饱含着艾芜对家人、故乡的深情。这种流行于左翼文坛的文学范式后被称为“社会剖析小说”，影响深远。

1961年，艾芜被安排到云南去体验生活。一路的参观给艾芜带来写作的激情，他似乎再次找到了原来创作《南行记》的感觉，迫不及待的写作“南行记续篇”。这无疑满足了《南行记》读者对“续”的好奇，也再次给艾芜带来荣誉。

1981年2月，艾芜受邀进行了生命中的最后一次南行。云南的一路上，回忆着自己的经历，倾听着别人的遭遇，震撼于死亡一样的沉默，血的控诉，更加让艾芜感到人世之沧桑凄凉。9月起第三次南行的写作陆续发表，合集叫《南行记新篇》。

（选自王毅《艾芜传》，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艾芜（1904-1992），原名汤道耕，艾芜是笔名，他开始写作时，因受胡适“人要爱大我（社会）也要爱小我（自己）”的主张的影响，取名“爱吾”，后慢慢衍变为“艾芜”。

（选自“百度百科”）

②艾芜的文章想象大胆，情调浪漫的色彩形成了他独特的创作风格。而艾芜的性格却是认真刻苦、一丝不苟，他被称为“墨水瓶挂在脖子上写作的作家”。

（选自2007年8月17日《人民日报》（海外版）《艾芜和沙汀的友谊》，有删改）

③三次南行，对于艾芜的写作乃于他的一生都意义重大。南行，似乎成了艾芜一生的一条主要线索，成了艾芜写作的一个原点，他一次次地回到这里。

（选自黄岳年《南行百年说艾芜》，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