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古典文学是中华文化的上游，而古典文学的载体——文言文，是根底，是骨架。不读文言文，几千年的中华文化，包括文学，我们很难吸收，很难理解。先秦时代是中国文言文形成并逐渐成型的重要时期。那个时代的文言文虽然离所谓“今古文”还较有距离，但已经为后来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为汉代华丽的赋体、魏晋风骨、唐诗宋词做了铺垫。应该说，从先秦开始，中华绚烂的文化便和文言文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所以说，不熟读古文，就不会见识到中文能美到什么程度，也不会领悟古人的造诣能抵达怎样的深度和高度。学习古文可以提高一个人的人格修养。文以裁道，经典古文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最好的载体。处世为人的哲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都蕴含其中。背诵和学习这些经典古文，对我们的眼界、志气、品格修养的提高大有帮助。

有很多人对学习古诗文有误解，认为学了这些诗文不能吃，也不能喝，甚至想到是不是还要回到古代那样的生活。我必须告诉各位，其实这是一种功利思想在作怪。当然，读了古诗文，的确可能不能马上看到什么成效，获得什么收益。但是，学习古诗文一个最大的好处在于能涵养一个人的心性并为之奠定坚实的文化底蕴。而最重要的是，这样一种文化熏陶正是我们作为一个现代人与自己的先人进行对话的基本途径。现代著名文史学家顾随先生曾经说过：“学古诗文的目的是做一个现代人。”一个人学习了古诗文，能够爱生活、有情趣、平等待人、学会宽容，而且可以获得阅读体验和精神感悟，这无疑是最大的收获。一个现代中国人，没有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从严格意义上讲，尤其从文化意义上来说，不能算作一个真正的现代人。

（摘编自张胜强《古诗文学习的现代意义》有改动）

材料二：

古人说“仓廪实而知礼节”，当人们吃饱穿暖时，自然就会有更高的精神追求。古典诗词以短小的形态、精准的表达、高度的思想性、动情的内涵回应了人们对精神生活的追求。最近，抖音发布的《古诗词数据报告》显示：过去一年，古诗词短视频在抖音上累计播放量达178亿，同比增长168％。无独有偶，来自图书销售市场的数据显示，近几年古诗词图书销量猛增。这些充分说明，在精神文化产品极度丰富的今天，古诗词依旧热度不减。

古诗词中，唐诗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体裁之一。经过一千多年的流传，人们依然能在唐诗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喜怒哀乐，找到与古人强烈共鸣的情感瞬间。那些经过时间洗礼的经典诗句，感染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大家之所以喜欢唐诗，一方面是因为诗歌本身的节奏韵律，十分便于朗诵记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唐诗兴盛的时代极具魅力。历史上的唐朝，风气开放、兼收并蓄，出现了许多英雄和天才人物，涌现出大量诗人、艺术家。现存的5万多首唐诗，基本涵盖了一个中国人所能想象到的生活和情感的全部。再加上高超的艺术水准、高深的思想境界，因此唐诗成为中国古典诗歌领域最为璀璨的明珠，让后来历代人敬仰。也因此，有一种说法认为，“唐诗是中国人情感的最大公约数”。

今天我们如何阅读古诗词？以唐诗为例，许多经典篇目都是诗人在困境中的有感而发，今天我们回顾这些诗句时，不仅要读出诗人们曾经遭遇的困难和挫折，更要读出他们展现的乐观心态。比如《行路难》，李白在诗中感慨“将登太行雪满山，欲渡黄河冰塞川”，这显示出他对前途困难的清醒认识。面对艰难险阻，“诗仙”李白也会有迷茫，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那种豪迈自信之力跃然纸上，令人动容。

我国古代很多的诗人没有回避人生面对的困难、遇到的阻力，但是最终释放出来的是希望、理想和前景。当然，这并不是说大家一读古诗词就能百病皆消。只是希望大家遇到困难时，能够学习诗人的自信、乐观；我遇到了困难，我承认这个困难，我也敢于面对这个困难，并最终找到解决困难的方法。诗里有悲伤，有泪水，有痛苦，还有挫折和烦恼，但最终传递给人们的是希望，是未来，是阳光，这也是许多古诗词能够经久不衰的原因。

总之，人们对于古诗词的热爱，就在于它能够变成自己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当你读一首绝句或者律诗时，文字背后的诗意、韵律也被深深印入脑海，使我们看月不仅是月，还有“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思乡之情；看水也不仅是水，还有“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的豪情。时代在发展，但古诗词所蕴含的诗意与文化，仍与我们当下的生活息息相关，滋养着我们的精神。我想这正是中国古典诗词的魅力所在。

（摘编自康震《古诗词在今天为何热度依旧》有改动）

杭州司机吴斌在驾驶大客车的过程中不幸被飞来的铁块砸中，但他以惊人的毅力停稳客车救了一车人的性命，自己却不治身亡。“最美司机”和前不久媒体报道的因救孩子而断腿的“最美女教师”等平民中的伟大人物，让我们在反思这个社会的冷漠和不信任的时候，觉得应该将重建良善社会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底层。

诚然，今天的世界，不论东方还是西方，人与人的纽带弱化，社会缺乏互信，这已成为世界通病。有人认为，权力与市场，严重腐蚀了今天的中国社会。笔者以为，我们中国底层普通市民之中，仍然存在传统的美德、责任与信赖的基础。上述事实也说明，中国社会底层存在广泛而深厚的良善社会基础。

有人将良善社会重建的重任寄予我们的知识阶层，笔者不敢苟同。北大教授钱理群直言，现行中国教育制度培养出一大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批判的是某些知识分子向权力奴颜婢膝的现状。这些年，教育制度过分注重知识灌输而忽视人格成长。钱教授这番话不能不让我们追问，在中国，如何恢复独立人格的价值、社会彼此信任这个更为根本性的问题。

数千年来，中国能屡遭入侵而不亡，这有赖士大夫阶级对中国主流价值的捍卫、传承。具有高度历史责任的中国知识阶层引领了近代历次革命。当年的知识阶层拥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和独立人格。

现代国家建立之后，知识阶层容易成为权力附庸、市场奴仆。国立大学成为培养知识权贵的基地。明治维新之后，东京大学成为培养官僚的学府。对此，一个来自地方的政治家创办了早稻田大学，他认为日本不能成为官的天下，应该成为民的天下。他决定在这个大学要培养两类人：一类是新闻记者，另一类是全国的村长。因为他认为，权力不能没有监督，国家不能没有基础。

今天中国面临一个重建良善社会的任务，我们应把希望寄托于普通公众，把更多的精力、热情投放在基层。我们重塑中国地方，应该从中国的传统之中汲取养分，培养公共精神。在这个方面现代社会资本理论值得参考。

什么是社会资本？美国政治社会学家罗伯特·普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如核心价值观、规范、社会信任及社会网络。这些因素共同促进人们的互利协调、合作。他认为，社会资本其实就是一种道德资源。一个有效的政府，一个良好的教育系统、一个快速发展的经济体、一个很低的犯罪率，都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这个社会的普遍信任、合作与广泛参与。怎样恢复、重建现代社会的社会资本？答案是推动民众发扬真诚合作的公共精神。

迄今为止，中国改革取得的成就，是汲取了各个地方发展的经验。今天我们面临新一轮更大更艰巨的改革，这场改革需要建立在一个全新的社会基础之上。我们如要发挥地方活力，必须在基层培养类似吴斌这种具有公共精神的市民。一个人具有公共精神，则意味着他并没有把自己作为一个孤立的个人，而是把自己认同于一个与他者联系在一起的共同整体，以维护和实现共同的利益、价值和秩序。只有这样的人多起来，那么这时候才再度回归合作、互信、互助的社会。                         （节选自《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