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生活

冉正万

姑父五十一岁那年，仍然是个壮劳力。有一阵感觉到小腿里隐隐作痛，他说这事时不像得病了，而是像终于知道什么人和他开了个玩笑，甚至像一个小小的奖励终于到手。我们以为忍一下就过去了，小病小痛不是常事么？姑父自己也没打算去医院，他向村里的人求了个偏方。

半年后疼痛加重了，走路都相当困难了，他忍痛烧了一窑砖，卖掉后拿钱去遵义检查。医生说是骨癌，必须截肢，并且不能再拖了，一旦转移到大腿根，就没法截了。如果他早点去，截掉小腿就行了，现在已经转移到膝关节之上了，只能从大腿中间截。

二十天后，姑父从医院回来了。因为截面还没完全愈合，他必须躺在家里。过了三个多月，姑父拄着一根棍子出现在村道上，动不动就向别人展示他的断腿，直到别人不再有兴趣为止。

我是姑父的最后一个观众。放寒假了，我去帮表哥表妹们干活。先把砖窑里烧好的尚有余温的熟砖搬出来，再把生砖码进去。姑父不能干活了，表哥表妹得自己挣钱上学。大表哥还有半年就从师范毕业了，最爱和我讨论当教师收入高还是当医生收入高。二表哥早就辍学在家，用姑父的话说，他和书本有仇，和锄头钉耙倒亲热得不得了。姑父先说了些什么我记不得了，只记得他笑着说：“万娃你不晓得，医生的大汗都锯出来了。是一个老医生，头发都白了。他先用笔在下锯的地方打了个记号，然后在离记号两寸远的地方下刀，把皮反剥过来。不这样做不行的，一家伙锯下去，拿什么东西包啊。把皮剥开，锯断后就有东西包了。”说到这里他挽起剪掉一半的裤腿，像经验丰富的教师展示教具一样。我看到的断腿像糖果枕头，正中间像龙眼包子，皱褶是漂亮的，但让人发麻。

“皮剥开了，还要把肉切开，锯子只用来锯骨头，不用来锯肉。钢锯嘎吱嘎吱的，老半天锯不断。我告诉他，你应该找个木匠来嘛，哈哈哈哈。”我当时还没开始写作，无法理解姑父的乐观。二十年过去了，我写了一大堆东西，但我仍然无法理解，他为什么就那么快乐。

那天晚上，姑父让我和他睡一床。不是他家床少安排不过来，而是他太喜欢我了。我在搬砖时他就在旁边看着我，不时叫我休息一会儿，叫我喝水，叫我吃地瓜。叫我和他睡一床，也是施爱。我心里有一千个不愿意，可还是答应了，因为我从小受的教育是不能忤逆长辈。

姑父没有立即躺下，他在蚊帐顶上摸索了半天，掏出几个黑褐色的柿子，像刚上一年级的小学生一样真诚地说：“专门给你留的，你吃。”他藏在上面的，谁都不知道。这种柿子有股烟味，是黄熟前摘下来削掉皮熏熟的，很甜。我以前特别喜欢吃，可多读了几年书后，被卫生啦、细菌啦等等知识搞得很尴尬。姑父还有更重要的东西要给我，他竖起耳朵听了听，确认其他人已经入睡，或者即便没有睡也听不见他的声音，他才挽起裤腿，让我再看一次赭红色的断腿。他期望我摸摸，我没摸，他自己摸了，半闭着眼睛。“在长肉。”他说。意思是伤口正在愈合。

“要是不锯掉，我活不过五十五。”他说。这不是废话嘛。我也说了一句废话：“是啊，全世界都没有找到治疗癌症的药物。”“其实我得的不是癌。”他说。“医生锯错了？”“没锯错，但不是癌症。”

姑父说，他得的是一种遗传病。他的父亲，同样是腿痛，但以前医疗技术差，没有像他一样截肢，五十二岁就死掉了。他的祖父，死时才四十八岁，同样从腿痛开始的。

我一下明白了，刚开始发现病症，他为什么像得了个小小的奖励一样面带微笑，因为这是必然会来到的，他早就等着它，知道这个遗传病后就在悄悄地等着它，现在终于来了，反倒轻松了，放心了。这当然不是什么奖励，它只不过带着一点正气：我说了会来，就会来的，我不说假话。姑父知道自己在迎接什么，反倒没什么好怕的了。

姑父一会儿就睡着了，睡得真香。我却熬了好一阵，只要他剩下的那条腿碰我一下，我就浮想联翩。

二十多年过去了，姑父的乐观没有任何改变。有一阵，大表哥要给他装假肢，他坚决不要。

（选自《人民文学》，有删改）

庆捷

终于告捷了，寒地栽桑养蚕项目审批手续一拿到手，赵主任和王助理就架着胡文斋往松雷大厦走。

胡文斋拖垃着鞋，有点儿跟不上他们的步伐，兴奋的红晕依然在瘦刀条脸上荡漾着，问两个部下要把他弄到哪里去。胖胖的赵主任说，上午来省厅时你答应过的，事办成，就把你穿了八年的皮鞋换掉。

个矮的王助理说，堂堂局长，一言九鼎。你脚上这双鞋，甭说我们看不下眼，连警卫都嫌有碍观瞻。你别忘了，这是在省城，不比我们嘉通那疙瘩。

胡文斋站定说，怪不得警卫瞅我那眼光有点特别，敢情是看人下菜碟啊！甭说他了，连主管厅长看我这鞋时都皱眉了。我说今天咋这么顺利，大笔一挥就过了呢？原来还有鞋的功劳啊！言罢大笑。

三人来自嘉通县农业局，项目立项一年有余，省城跑了数十回，还是见不到阳光。胡文斋上次到省城索性就放挺了，在一家小旅馆住下，打起了持久战，终于惊动了陈厅长。把胡文斋邀去一谈，陈厅长激动了，拉着胡文斋的手说，老百姓有你这样的父母官是福分啊！之后一切手续办得快马加鞭。这次再到省城，因为胡文斋鳄鱼嘴一样的鞋，差点儿被警卫拦在门外，办不成事情。

转了几个来回，胡文斋拉两人的衣袖说，这里的东西太贵了！王主任瞪眼，一分钱一分货！别总想买东西就去咱那破百货。告诉你，现在我们俩说了算，让你穿啥就穿啥！

前后试穿了几双鞋，两人商定，买下其中一双三百多元的。胡文斋心疼得直咧嘴，太贵了，我穿这样的鞋咋下乡啊？咋和农民……

两人明确表态，给胡文斋换鞋是全嘉通人的心愿，一会儿他请他们吃饭好了。胡文斋红了眼圈，默默点头，穿鞋走了几步，红着脸努力适应。两人在一旁拍手窃笑。

胡文斋不肯扔掉旧鞋，把它小心包起来，装进了鞋盒里，两人无柰，只得随他。三人找了一圈饭店，最后胡文斋拍板，干脆，我请你们吃自助餐得了。三十八元一位，还大酬宾，肯定能吃饱。三人又戗戗一番，走进一家装潢考究的自助餐馆。

胡文斋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左打听，右探问，才算把心放肚里了。

菜肴很丰盛，三人有说有笑夹菜。赵主任和王助理眼放光，夹完奶油泡芙、深海清鱼，又夹生菜番茄沙律、火鸡烩粟子，直咽唾沫。

赵主任突然想起什么，问胡文斋这次来省城，是否去看看他读大学的女儿。胡文斋边夹菜边乐着说，她和同学去云南见习了，说是增加经验。这孩子懂事，勤工俭学，办了个什么网上培训，已能挣一些钱了。上次我来，她特意请我吃了牛排。

真的？孩子真是有出息了，他爹虽然当着局长，可也不常吃牛排吧？赵主任乐得眼睛眯成一条缝儿。

王助理不忘幽默，此言差矣，我们局长啊，天天摸爬滚打在乡下，和乡亲们混得熟，谁家宰牛杀羊不请吃一顿？红烧、清蒸，不是想怎么吃就怎么吃？甭说牛排羊排，就是鸡排也早吃腻了。

胡文斋笑，你小子，嘴上给我留点德。说老实话，我一次牛排也没吃过，当时还埋怨姑娘干嘛花那么贵的钱吃牛排骨？三十多元啊！可后来我发现自己错了，牛排不仅有骨头，也有很多肉呢！

两人大笑，笑胡文斋的老土，笑声引来就餐者的侧目，这才惊觉，他们的旁若无人早引得人们皱眉了。三人急忙噤了声。

胡文斋悄声问赵主任，这地方咋净是年轻人啊？夹那么大一盘菜，吃得了吗？赵主任乐了，人家吃不吃得了你管得着吗？真是乡下见识。

胡文斋兀自摇头，又下意识打量餐馆里的人，但见窃窃私语者有，朗声说笑者有，多半吃一点东西，再用手触一下手机屏幕，或把手机举至耳边，和什么人通话。面前大多放着可乐、雪碧什么的饮料，以及咖啡。

三人把食品端至桌上，赵主任和王助理各夹了很多生蚝，唯有胡文斋未夹。赵主任问，胡局，你不爱吃生蚝？

胡文斋惊诧，这东西叫生蚝？咋个吃法呀？没吃过……

王助理瞪圆眼睛，堂堂大局长，怎么会没吃过生蚝？太不真实了吧？

胡文斋脸红了，我没说谎，这东西甭说吃，见也没见过，刚才夹菜时我看到它，心里还想这是什么东西？样子不太好看，不知好不好吃？你们别笑话我，自小农村长大的，哪见过这些稀奇八怪的东西。

两人这才发现，胡文斋的餐盘里夹的是玉米、瓜片什么的，肉食只有肉串和猪耳朵之类。两人把生蚝悉数往胡文斋的餐盘里拨，红了眼圈说，胡局，你尝尝……你今天必须尝尝！

（选自《百花园》）

以往，我们总是强调地方戏曲的“家乡意识”“乡土风情”，因而格外重视表面所体现出来的家乡风土、家乡人情、家乡俚俗趣味，藉以满足对于曾经感知的家乡的记忆和联想。可是如果经历了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以后呢？经历了缺少或完全没有家乡亲历经验的后来的延续者呢？那么有关家乡表面风情的表达，是否就会减弱，甚至完全没有了一种心灵与情感的照应？我想这就是“原乡”与“家乡”意识的不同。

“原乡意识”也许并不包含太多的感知和经验，而只是一种籍贯或来源的确定，只是一组被代代告知的有关家乡生活的画面或声音。即使迁徙后经历了无数代的延传，但仍知道自己的源头在哪里，根在哪里。知道自己是中原人、山西人、苏北人。这时的“家乡”也许就是一个梦境、一种幻想，哪怕是落实在几句方言口语、几幅残缺抽象的图画上，可它照样深入骨髓，照样沉淀在潜意识中，等待着被“一朝唤醒”。比如好几百年前就远徙到北欧的蒙古裔人，他们的后代也许根本没去过老家，也没有对家乡的具体感知，可是他却有可能知道那里有草原，有马群，有帐篷，还有一种音乐叫“长调”，他蓦然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里看到了一幅绘画或照片，冷不丁听见了长调演奏的旋律，就可能有一种惊心动魄、灵魂被牵引的感受。千里万里，百年千年，有一种东西埋藏在基因里，流淌在血液中，生生不灭。

曾听过台湾作家席慕容的演讲，她说她虽然从小就知道自己是蒙古族人，可是直到长大她并不知道家乡是个什么样，她对这个地方有一种难以名状却又难以排遣的情感的、文化的、精神的深度认同，她说那就是她的“原乡情结”。席慕容不是生长在这里，可是她知道这里是她的“原乡”，无论走到哪里她都不能摆脱她生命的“根”。终于，席慕容在她盛年时回到了内蒙古，她一脚踩到草原上就本能地跪了下去，亲吻着祖先的土地，泪流满面。这时，席慕容气质里的“原乡情结”和对家乡认知的文化碎片，就蓦然间与实在的家乡遇合了。

于是我们知道，在人的意识里有一种比“家乡情感”更为深刻的“原乡情结”，它也许不如“家乡”的记忆具体，但是它比具体的记忆更开阔、更深远、更具有悲剧意味的美。“原乡”的情结甚至是超越一般疆界的，它甚至是人类对于自身血缘、族群和文明来路的普遍关怀。尤其是现代人，越是伴随着现代化、城市化和全球化的发展进程，越是会关注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什么地方深埋着自己的“根”。

为什么移民到上海的苏北人在经历了几代人以后，还要去剧场倾听淮剧？为什么一出好的地方戏曲能够超越地域限制，照样感动感染方言区域以外的人群？为什么何训田和朱哲琴的《阿姐鼓》能够感动全中国，感染全世界？被感动感染的心灵并不一定到过西藏，甚至作曲和演唱者也不是西藏人，可是大家都在一个遥远的、神秘的“家乡”会合了，共同感受着那一处“家乡”的同时，也回到了各自的“家乡”。这就是人类的“原乡情结”或“原乡情感”——自己的原乡，他者的原乡，共同的原乡。

假如，更多的地方剧种和剧团都能够持久地追求一种超越一般“家乡情感”升华为“原乡意识”的创作境界，那么就有可能在超越自身生存局限的同时，超越了地方戏曲乃至戏曲文化存在的局限。如此，中国传统戏曲包括地方戏曲的时代再兴，绝非是不可期的。

(摘编自《解放日报》刊文《地方戏曲的“原乡意识”该醒了》，作者罗怀臻)

所谓“非虚构写作”，指的是一种基于“事实”的文学创作活动，它采用讲故事的叙事方法反映真实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与虚构性写作基于“想象”的特点不同，非虚构写作是围绕“采访”建构“真实性”。真实事件、真实经历、真实体验是非虚构写作的基本要求。

严谨的非虚构写作活动要求写作者有扎实的采访过程。为了写作《像我这样的黑人》，霍华德·格里芬乔装成黑人进行浸入式体验，多次乘坐公共汽车穿越密西西比州等种族主义倾向较严重的区域。为了写作《出梁庄记》，梁鸿追踪梁庄人在全国各地谋生的艰辛与尴尬，跑遍全国十一个省市，访谈了340余人。

中国是非虚构写作的“富矿”，因为“在短短3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几乎完成了西方400年的历史，经历了犹如过山车般的眩晕与速变。光怪陆离的现实常让人有匪夷所思之感，比虚幻更为不真实，每个人都身处一种被分裂和被分割的生活中，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几种生活、多元观念同时并存，仅仅是一墙之隔，就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人生和场景”。

面对剧烈变革的中国社会，传统作家来不及发现、洞悉、分析、沉淀、总结和提炼现实生活，由此造成文学在及时、鲜活、生动、深刻地反映现实生活方面表现乏力。正如美国学者约翰•霍洛韦尔所说，当一切事情以比过去高十倍的速度变化时，“日常事件的动人性已走到小说家想象力的前面了”。即使是兼具新闻性和文学性的报告文学，近年来也因调查技巧单一、表达手段单一，无法满足当代读者对事实深层次的追求而走向衰落，甚至有一部分沦为宣传文体，成了“吹捧文学”“推销文学”，失去现实主义批判性，遭到读者的厌弃。

和传统的新闻文本相比，非虚构作品同样具有优势。传统的新闻文本往往擅长粗线条地转述新闻事件的框架，见“事”不见“人”。非虚构作品在恪守新闻“真实性”的前提条件下，不遗余力地挖掘人物、事件背后更为丰富的意义，在个人思索和公众历史、社会使命之间寻找到平衡点，反映出这个时代的精神和生活的内核；其中叙事策略和文学表现手法的运用增强了作品的可体验性和可理解性，让读者更深切地认识到世界的复杂，抵达真正的“真实”境界。

非虚构作品与虚构文学有不同的阅读价值，后者偏向超越与审美，前者重在挖掘社会历史真相。从近年来全球媒体的非虚构写作实践来看，非虚构写作者重视宏大叙事下忽略的一些边缘题材，喜欢写作主流媒体忽视的焦点，如不被广泛关注的社会底层、边缘人物等。

有意思的是，非虚构写作不是专为职业作家与记者而准备的，业余的大众也可以参与到非虚构写作中，记录下自己身边的人事。非虚构写作平台“有故事的人”的写作理念是“每个人都有故事，都可以写出故事”，并且认为非虚构写作者“可以来自名流，来自职业写作者，也完全可以来自贩夫走卒、升斗小民”。与专业文学创作、专业新闻写作相比，非虚构写作打破了写作的壁垒，推翻了写作的围墙，拆除了写作的藩篱，让普通人成为写作的参与者。

非虚构写作在我国的兴起体现出整个社会文艺需求和理念的变化。1990年代，中国纪录片领域曾发起一场“新纪录运动”，原先被遮蔽的底层社会开始在镜头中向我们敞开。在网络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非虚构作品有了更多的渠道发表与传播，广大普通人的写作活动为非虚构写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故事源泉。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写作领域即将展开的可能是一场文字世界的“新纪录运动”。

（摘编自刘蒙之、张焕敏《非虚构写作：内涵、特点以及在我国兴起的多维因素》）

中国书法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历代书法家对《兰亭集序》不断阐释的历史。《兰亭集序》被认为是中国书法界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峰，尽管与之相随的是，《兰亭集序》的真伪之辨从来没有停止过。

最早提出质疑的是宋代学者，而较有说服力的是清末曾经当过慈禧太后秘书的李文田。他工书善画，学问渊博，是岭南“碑派书法”创始人。他爱好金石收藏，精于鉴别。他通过多年考辨，认为《兰亭集序》不是王羲之的作品。

1965年夏，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在《文物》杂志上，发表了《从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兰亭集序〉的真伪》一文。他基本上重复了李文田的两个论点，认为从年前南京出土的王谢 (晋代) 墓志来看，《兰亭集序》失去了晋人惯用的带有隶书笔意的笔法，因此断定它不是晋代遗留下来的作品。其次，从文章的内容来看，作者是在王羲之所作《临河序》的基础上加工而写成的。因为，文章前半部描写欢快之情，写得很流畅，后半部突然悲痛起来，这与晋人的达观以及王羲之本人的性格大相径庭，故值得怀疑。据此，郭沫若推断《兰亭集序》乃是一赝品，并非王羲之的作品。

郭文发表后，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高二适写了《〈兰亭集序〉的真伪驳议》一文，提出了与郭文针锋相对的观点。该文认为，唐初各大书法家如欧阳询、虞世南等都在学王帖，而唐太宗也酷爱王之书法，我们没有理由否定唐初书法家的鉴别能力。其次，若以东晋书法当接近于隶书，而《兰亭集序》却是行书，因此就怀疑《兰亭集序》非晋人之作，这是方法论的错误。王字本身有发展过程，它脱胎于旧时代而又高于旧时代，向行书方面发展，故王羲之被称之为“书圣”，其理由即在此也。再者，从美学的观点上看，《兰亭集序》书法、文思之潇洒、飘逸，与东晋士族的风貌也相吻合。因此，《兰亭集序》为晋代王羲之手笔。

值得欣慰的是，“兰亭论辩”沉寂多年之后，新出土的文物为考证传世《兰亭集序》的真伪提供了新线索。1998年6月，在南京市东郊发现一处罕见的六朝古墓葬群，其中二号墓室前部出土有两方极为珍贵的砖质墓志，在全国引起轰动。该墓为东晋名臣高崧及其夫人谢氏的合葬墓。高崧卒于公元366年，夫人谢氏卒于公元355年，而王羲之卒于公元361年。可以说，他们生活在同一时代。这两块墓志上写有“晋侍人、建昌伯、广陵人高崧” 等字，虽仍有由隶入楷的痕迹，但已与现代意义上的楷书十分相近。高崧墓志作为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楷书实证资料，在中国书法史上意义重大。在南京周边，还有三十块左右墓碑，东晋墓碑出土地点也不只是南京，还有在丹阳、马鞍山出土的。

这些考古发现表明：从书体上来看，六朝的书体在转型之中，即由隶到楷的重要演化阶段，多种书体并存是合情合理的。东晋时期不仅只存在隶书，而且行楷或隶楷兼有。这就纠正了过去“晋代不可能出现楷书、草书”的说法。这些考古发现完全推翻了李文田、郭沫若的基本论点，也为《兰亭集序》的真伪之争画上了一个句号。

（摘选自刘孟达《〈兰亭集序〉真伪之谜》，有删改）

当宋代诗人登上诗坛时，他们仰望唐诗，犹如翘首远眺一座巨大的山峰，可从中发现无穷的宝藏作为学习的典范。但这座山峰同时也给宋人造成沉重的心理压力，他们必须另辟蹊径，才能走出唐诗的阴影。宋人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对唐诗并未亦步亦趋，而是有因有革，从而创造出与唐诗双峰并峙的宋诗。

谚云“极盛之后，难以为继”，宋诗的创新具有很大的难度。以题材为例，唐诗表现社会生活几乎达到了巨细无遗的程度，这样宋人就很难发现未经开发的新领域，于是他们在唐人开采过的矿井里继续向深处挖掘。宋诗在题材方面仍有成功的开拓，主要是向日常生活倾斜。琐事细物，都成了宋人笔下的诗料。比如苏轼曾咏水车、秧马等农具，黄庭坚多咏茶。有些生活内容唐人也已写过，但宋诗的选材角度趋向平民化，比如宋人的送别诗多写私人交情和自身感受，宋人的山水诗则多咏游人熙攘的金山、西湖。所以宋诗所展示的抒情主人公形象，更多的是普通人，而不再是盖世英雄或绝俗高士，这种特征使宋诗具有平易近人的优点。在艺术上，宋诗的任何创新都以唐诗为参照对象。宋人惨淡经营的目的，便是在唐诗美学境界之外另辟新境。宋代许多诗人的作品的风格特征，相对于唐诗而言，都是新生的。比如梅尧臣的平淡，王安石的精致，苏轼的畅达，黄庭坚的瘦硬，陈师道的朴拙，杨万里的活泼，都可视为对唐诗风格陌生化的结果。

宋代诗坛还有一个整体性的风格追求，那就是平淡为美。苏轼和黄庭坚一向被看作宋诗特征的典型代表，苏轼论诗最重陶渊明，黄庭坚则更推崇杜甫晚期诗的平淡境界，苏、黄的诗学理想是殊途同归的。苏轼崇陶，着眼于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黄庭坚尊杜，着眼于晚期杜诗的“平淡而山高水深”。可见他们追求的“平淡”，实指一种超越了雕润绚烂的老成风格，一种炉火纯青的美学境界。

唐诗的美学风范，是以丰华情韵为特征，而宋诗以平淡为美学追求，既是对唐诗的深刻变革，也是求新求变的终极目标。经过宋人的巨大努力，宋诗终于与唐诗成了中国古典诗歌史上双峰并峙的两大典范。正如缪钺所云：“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折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钱锺书则云：“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宋诗与唐诗既各树一帜，又互相补充，成为古典诗歌美学的两大范式，对后代诗歌产生了深远影响。

（选自莫砺锋《宋代文艺高峰的启示》，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