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锦诗：敦煌的女儿

雷媛

1962年，24岁的樊锦诗第一次到敦煌，这位正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女大学生受到了大震撼。莫高窟太美，壁画雕塑，无不精美，学考古的她深知它的珍贵。

她与彭金章在毕业分配时约定，自己在敦煌“玩”三年，把壁画、彩塑看个遍，就奔向武汉，两人成家。期限到了，彭金章没见着人影，就赶往敦煌。看到朝思暮想的恋人，彭金章傻眼了：“变土了，哪像在北京读书时候的样子。”他们一起看洞窟，彭金章再次傻眼了：“太震撼了！”但他没有留下来的打算。自此，两人过着牛郎织女般的生活。直到1986年，由甘肃省委、省政府出面，把已经在武汉大学工作了23年的彭金章调到敦煌研究院。在结婚21年后，他们一家终子在敦煌团聚了。

1979年，敦煌对外开放。世界各地来参观的人越来越多，莫高窟的名气越来越大。但到了旅游旺季，因游客超载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湿气等对洞窟壁画造成的损害难以估量。樊锦诗的心抽紧了，“真担心有一天从梦里醒来，莫高窟不见了。”

20世纪80年代，敦煌石窟的保护工作已经从50年代的看守式保护和抢救式保护阶段进入了科学保护的新时期。到1998年樊锦诗出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时，如何破解保护与利用的矛盾，实现敦煌遗产永久保存，成为她日夜思考的问题。

2003年，樊锦诗提出了“数字敦煌”的概念。为什么要提？她的回答很明确：“游客越来越多，直觉就是高得不得了。不让看不行，看坏了也不行，当时院里正在搞数字化，这给了我一个启发，能不能让游客在洞外面看？后来明白了，以当时的技术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数字敦煌”的概念一提出就引起了很大的争论，质疑声不绝于耳。“那时候我真的很孤立。”为了让大家理解自己的想法，樊锦诗逢人就说“数字敦煌”，一说就是一两个钟头。

对计算机并不熟悉的樊锦诗，开始着手大量资料的查阅。樊锦诗抓住一切机会向同行请教，哪怕一个数字、一个细节也会刨根问底。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知识的积累与眼界的开阔，更加坚定了她“让科技引领和支撑莫高窟保护”的理念。

“数字敦煌”的进度是慢工出细活，一幅壁画要用轨道固定相机拍摄，一面墙可能要几千张照片才能拼起来，一个洞窟要做一份档案，492个洞窟就要做492份档案。事实上每个洞窟的档案照片，最少要保证有窟形、窟顶和四壁各一张，才能算得上一个洞窟最起码的照片全面记录。如此算来，莫高窟最少要有3000张洞窟档案照片。

在樊锦诗的积极努力和支持下，《濒危珍贵文物信息的计算机存贮与再现系统研究》《曙光天演Power PC工作站在文物保护工作中的应用研究》《多媒体与智能技术集成与艺术复原》等数字化项目相继完成，敦煌壁画数字化存贮与再现技术水平持续提高，取得了良好的成果。2003年，在她的策划与提议下，建设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的建议，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2014年8月1日，敦煌莫高富前的金色建筑像流动的沙丘在大漠戈壁上缓缓隆起——敦煌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正式运行。

在同行眼里，樊锦诗还是一名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的敦煌学者。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樊锦诗的带领下，敦煌研究院全体科研人员在石窟考古、佛教美术、文献研究等很多领域都取得了新成果，敦煌研究院已经成为国际敦煌学研究的最大实体研究院，“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研究在国外”的历史已不复存在。她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完成了敢煌莫高窟北朝、隋、唐代前期和中期洞窟的分期断代，揭示了各个时期洞窟发展演变的规律和时代特征，先后撰写了《莫高窟北朝洞窟分期》《莫高窟隋代洞窟分期》等论文。这些敦煌石窟分期排年的学术成果，不仅确定了洞窟本身的时代，而且为敦煌石窟的各项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她主持的《敦煌石窟考古全集》第一卷的出版，将敦煌石窟考古带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著名国学大师、香港大学教授饶宗颐先生称此报告“既真且确，精致绝伦，敦煌学又进一境，佩服之至。

（有删改）

我爱水

张秀亚

我爱水。多少年来，生活的戏剧虽几易布景，但我总喜欢滨水而居，为了在梦中可以听到那潺湲的柔声，明晨启扉，更可见到那一片照眼的清光。一湾澄明的流水，静静地向前滑流着，滑流着，把我的思念与忧虑都带走了，最后只将我留在岸边，悄然独立，盈耳只有那琤琮微响，向我诉说一个无终结的故事。

我最喜爱的那片水，该是故都城北的什刹海了。那如一块青玉的平静流水，曾做了我四年的伴侣。

什刹海正位于我母校的后门，度过一道筑在溪水上的石桥，再一转弯，便会听见那愉快的水声，伴着水滨青翠的树色在欢迎来访者了。逢着清晨无课，我总是拿了一本诗集，在水边徜徉，那时候，正是充满了诗意与幻梦的年纪，水边有时是“自在飞花轻似梦”的诗境，有时是“无边丝雨细如愁”的凄凉境界，还有什么更适于少年的心灵流连徘徊？我常是将书放在身边，双足垂到水面，叫水上的白云，将我带到又温暖又惆怅的幻梦里。我曾有一首小诗，其中两段是：

我曾持一卷诗一朵花来到你身旁，

在柳树荫里静听那汩汩的水响。

诗，遗忘了；花，失落了。

而今再寻不到那流走的时光。

你曾几番入梦，同水上一片斜阳，

还有长堤上卖书老人的深色衣裳。

我曾一叠叠买去他的古书，

却憾恨着买不去他那暮年的悲伤。

诗中“你”的称谓，即是指什刹海，这首诗里，实在交织着无限的怀念和怅惘。

什刹海的可爱处，在于它的“变”，在于它的“常”，晴阴风雨，春去夏来，水边的景色不同，而它那最高度的美与宜人处，却永远蕴藏在那一片朦胧水雾，以及潋滟清光里，引人系恋。

当冬天撤去了那皎白的冰雪之募，在水面薄冰上试步的乐趣享不到了，但一片温柔的春意，却把整个什刹海的灵魂浸透了。不知何处传来一声声鹧鸪的啼唤，像那么遥远，又像是那么逼近，听来似是不分明，然而却又是那般动听，直扣人的心门。再过几天，水边的杨柳出了浅浅的绿痕，水堤上的泥土渐软了。而几场雨后，水已平了堤，时时刻刻似乎要涨溢出来，却又似被一道神秘的边界拘拦住了。一直在那里溶溶漾漾，如同一个殷勤的主人的手，将酒杯斟得太满了，使每一个来游者，都想一尝这葡萄色的琼浆，而低吟：“呵，你新鲜的湖水，陶醉了我的心灵。”

放假的日子，水边那块大石，便是我露天的座位了，水声轻柔，水光明媚，教给我无穷尽的智慧，将已逝去的，正在进行的，将要发生的一切，缓缓地告诉了我。我就这样坐着，听着，想着，直到夕阳将辉煌的火炬投入水中，将对岸人家的窗子也照亮了，我才将水色水光摄录心坎，带了回去。

最可爱的还有那水边新秋，北方的秋天本来是悄悄地来，比春天来得更幽俏，有一个天，你一凝眸，不免惊讶水的颜色浅了，堤边水位低了，水蓼花的颜色更深了一些，而荷叶已有一丝憔悴之态。那么，秋意便是满了什刹海了，渐渐地，水边桥头，有个老人在卖荷叶粥了。水面上，更有一些年轻的女孩子赤足在采鲜藕，什刹海在荷叶的摇曳中已另有一种感伤的情调，但当星光落在水面时，你已可依稀听到诗神环佩。

岛上乡居，流水绕墙，每天望着这蜿蜒而去的山溪，我更怀念起什刹海了……

静夜品瓷

程应峰

夜静时分,忽地就想到了景德镇,想到了多年前不经意打碎的一只来自景德镇的薄胎青花瓷瓶,想到了曾经读过的一首诗,想到了诗中所写的“一根白发,掉落在洁白的瓷盘上,牵动心中万千愁绪”的情景,这情景,竟然一直存留在我的记忆之中。

都是因为瓷器。瓷器这东西,每一道工序都是一个故事,每一片温润都是一种情怀,每一缕光泽都闪烁着离奇的色彩,它总是古色古香、不著痕迹地将生活的美和好嵌入一个人的生命。

我有两次抵达景德镇的经历,一次是在梦里,一次是在梦外,这两次都披着夜色,悄悄的,静静的,没有喧闹和喧哗,但我却分明听见质地优雅的瓷器的声音天籁般传来。这声音,沾染着浓重的人文气息,漫溢华宇,贯穿古今,美轮美奂,直入心扉。

就像大都市总是陷落在繁华里一样,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景德镇总是陷在瓷器里。这里的花盆是瓷的,灯杆是瓷的,景观是瓷的,图案装饰也是瓷片镶嵌而成。比比皆是的商铺,摆放着五花八门的瓷器,旅馆、饭店、广场、游乐园,哪里都泛现着瓷器的光泽。那些看起来无处不在的,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瓷器,总是旗帜鲜明地撞入眼帘,令人心怡而感叹。就像有人说的,景德镇的瓷,比汉语里的词还要多得多哩。

灯影笼罩下的瓷都,是值得慢慢品味的。无须外在的叩击,这满街满巷遍布的瓷,就可以层层叠叠地在心中回响起来,回响起千年的美丽和沧桑。如此美妙的去处,如此美妙的音韵,是值得在静夜、在灯影月色里、在行云流水处细细品味的。

走过一家乐器店,我看见了各种瓷乐器:瓷排箫、陶埙、瓷琴、瓷二胡、瓷唢呐、蓝斑腰鼓等等,令人目不暇接。我不知道它们究竟能散发出怎样不同凡响的音韵,但在我的想象中,它们一定有着或厚重,或悠远,或美丽多姿,或情意绵绵的音韵,这音韵,有着不可抵御的诱惑力。

回转,静坐宾馆大堂,入目的博物架上,“荷花碗”、“旋纹樽”、“荷叶口瓶”……在声光电的策动下呈现出古朴、娴雅、沉静、大气之神韵,那优美的形态、别致的釉色、含蓄的花纹生动而传神,教人观之再三,不舍移步离去。是啊,最美的瓷器如淑女,最精致的瓷器如少女,就算在幽幽暗暗里,明明灭灭中,也能感受其晶莹剔透的质地,滑润如玉的釉面,以及迷离状态下所具有的神秘温润的气息。这聚集着东方女性纯洁、温柔、细腻、内敛品性的瓷器啊,究竟蕴涵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生命美丽?透过眼前的瓷器,所能体验的,除了窑变的神奇,还有空明无尘的人间趣味。

无论读瓷还是听瓷,都需要慢慢慢慢地品。用心品了,就能品出它的源远,品出人类卓越的智慧,品出属于它的春花秋月,品出它所承载的历史蕴含。用心品瓷,可以让人沉入或清新或愉悦或凝重的人生境界里,继而在思想的枝丫上,长出簇新的可以自由飞翔的芽叶来。

(选自《文学与人生》,有删改)

【推荐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天”和“人”可以说是两个最基本、最重要的概念，“天人关系”问题则是历史上我国哲学讨论的最重要的问题。司马迁说他的《史记》是一部“究天人之际”的书，宋朝的思想家邵雍说得很明白，“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对天人关系问题的认识有种种不同的理论，例如荀子提出“明天人之分”，道教提出“我命在我不在天”等等。但唯有“天人合一”学说影响最大，它不仅是一个根本性的哲学命题，而且构成了中国哲学的一种思维模式。

在中国哲学史上，讲“天人合一”的哲学家很多。也许成书于公元前三百年前的《郭店楚简·语丛一》中的“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是关于“天人合一”思想最早最明确的表述。它的意思是说，《易经》是一部讲会通“天道”和“人道”的关系（即“天人合一”）的书。由《易经》开始提出的“天人合一”思想，作为一种哲学的思考、一种思维模式，或可对我们解决当前生态问题有所启发。

我们不能把“人”和“天”看成是对立的，这是由于“人”是“天”的一部分，“人之始生，得之于天”。“人”不仅应“知天”，而且应该“畏天”。现在人们强调“知天”，只是一味用“知识”来利用自然，以至于无序地破坏自然，把“天”看作是征服的对象，而不知对“天”应有所敬畏，这无疑是“科学主义”极端发展的表现。“知天”和“畏天”是统一的，这种统一表现着“人”对“天”的一种内在的责任。我们不能把“天”和“人”的关系看成是一种外在关系，这是因为“天即人，人即天”，“天”和“人”是相即不离的。“人”离不开“天”，离开“天”则“人”无法生存；“天”离不开“人”，离开“人”则“天”的活泼的气象无以彰显。如果“人”与“天”是一种外在关系（即它们是相离且不相干的），那么“人”就可以向“天”无限制地索取，而把“天”看成敌对的力量，最终人将自取灭亡。“天”和“人”不仅不是对立的，而且存在着内在的相即不离的关系。所以说，“为天地立心”就是“为生民立命”，不可分为两截。

“天”和“人”之所以有着相即不离的内在关系，皆因“天”和“人”皆以“仁”为性。“天”有生长养育万物的功能，这是“天”的“仁”的表现。“人”既为“天”所生，又与“天”有着相即不离的内在关系，那么“人”之本性就不能不“仁”，故有“爱人利物之心”。如果“天”无生长养育万物的功能，“人”如何生存，又如何发展？如果“人”无“爱人利物之心”，无情地破坏着“天”的“生物之心”，同样“人”又如何生存？因此，中国哲学认为，不能把“天”和“人”看成是不相干的两截，不能“研究其中之一能够不牵涉另一个”。

“天人合一”这一哲学命题体现着“天”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它不仅包含着“人”应如何认识“天”的方面，同样也包含“人”应该尊敬“天”的方面，因为“天”有其神圣性（神性）。故而，虽然中国哲学（主要是儒家哲学）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宗教（如基督教、佛教），但它却有强烈的宗教性，可以起着某种宗教的功能。中国哲学（主要是儒家哲学）强调“天”和“人”存在着一种内在相即不离的有机联系，“天人合一”不仅意味着“人”对“天”的认知，还强调“人”应在实现“天人合一”的境界过程中达到“人”的自我超越。无论如何，这样一种思维路径对我们走出“天人二分”（或“天人对立”）的困境是十分有意义的。

从上述四点中，我们可以看出，“天人合一”作为一种思维模式，对解决“天人关系”无疑有其正面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它赋予了“人”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即“人”必须在追求“同于天”的过程中，实现“人”的自身超越，达到理想的“天人合一”的境界。

（摘编自汤一介《论“天人合一”》，有删改）

材料二：

“天人合一”，语出张载《正蒙·乾称》。作为一种表达天人之间关系的特殊思想，它成熟甚早，至少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是儒家等学派所阐发的宇宙观之核心理念之一，从儒家的“四书”、《易传》，到道家的《老》《庄》等，无不以天人相和谐为其思想旨归。但何为天？何为人？又如何相合？则各呈异说、内涵丰富，构成了先秦诸子学说的一个重要内容。

“天人合一”的思想，历经秦汉、隋唐、宋明，下至晚清，经历了极为复杂的演变和发展过程，就儒学之主流而言，大致有汉儒的天人感应说、汉唐间的自然论、宋明时期的“天理”以及性即理、心即理等，一直到近代西学传入，又有了科学诸解释。在现代学术研究的方式和视野之下，“天人合一”观念成为历史叙述的内容，同时也作为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化的重要资源之一被重新加以理解和阐释。总的说来，在科学宇宙观和自然进化论已经成为常识，并为一般大众所理解和接受的情形下，再来谈所谓“天人合一”，其论说的前提必然包含了对科学知识的承认，也预设了现代性批判的眼光，即对迷信观念的鄙夷和对宗教信仰的排斥，以及知识的分类意识和科学研究方法的运用等等。

在此背景之下，对“天人合一”的阐释，一般是用中西文化比较的方式来进行的，有意模糊了传统儒、释、道的思想界线，从中国文化之总体特性来确立其现代意义。其现代诠释，大略可概括为三种模式：一是科学的理解；二是历史的解释；三是哲学的阐发。

（摘编自景海峰《“天人合一”观念的三种诠释模式》，有删改）

《红楼梦》的开篇神话

《红楼梦》是由一个神话故事开端的。说的是大荒山无稽崖下，有一块女娲补天时未被采用的石头，幻化为神瑛侍者，每天用甘露浇灌三生石畔上的一颗绛珠仙草，后来仙草修成女身，愿把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的情。因此一事，便引出一部悲金悼玉的《红楼梦》来。

故事虽然说来荒唐无稽，但是任何神话都有其尘根俗缘。曹雪芹编造的这个神话故事，毫无疑问也是有其现实的基础的。那么，《红楼梦》中的这块顽石，到底生于何方何地呢？作者说是本于“大荒山，无稽崖”，用脂砚斋的话来说，就是“荒唐也，无稽也”，亦即是无可稽考之处。在我看来，这是作者和批者有意让人处于扑朔迷离之中，它应当是真有其处的。依据相关材料揆情度理，我认为，它应当是我国东北部的长白山。在远古时代，人们便称此为“大荒山”。我国第一部地理学著作《山海经》中记载：“大荒之中有山，名不咸，在肃慎之国。”肃慎，位于我国东北的东北部；不咸，蒙语即神仙的意思；不咸山，即仙山。长白山天池之畔有一天豁峰，山峰形状奇特。山石巨大，其中最大的一块，便名曰“补天石”。   

“绛珠仙草”又是什么呢？我认为，它即是长白山上的名贵特产人参。人参常被称它为“神草”或“仙草”，长着对生的绿叶，绿叶中间挺立着一株长长的花柱，柱上结着一串串红宝石似的珠果，颜色绛红绚丽，形状如同南国红豆，晶莹剔透。这样看来，这个“绛珠仙草”不是人参又是什么呢？

“神瑛侍者”呢？他似是“神鹰”的谐音。很早以前，满人中间流传一个神话：有三个仙女在长白山天池里洗澡，有一只神鸟（也有称说神鹰的）噙来一颗绛红的仙果放到最小的仙女佛库伦的衣服上，仙女吞下红果后生个男孩，便是清世祖先布库里雍顺。因此，神鸟（或神鹰）与绛红朱果的兰因絮果，恩恩怨怨，早就缔结在三生石畔了，曹雪芹只不过是将其巧妙地改造了一番，且完全不露一点痕迹。

为什么曹雪芹要用这么一个神话故事，来牵引出这部百年望族的兴衰史呢？曹雪芹先人早在明万历年间迁居沈阳附近，加入旗军正白旗。他们为清室开创基业，屡立卓越功勋。因此曹雪芹用这么一个神话故事开篇，这与他绵绵不绝的寻根怀旧思恋有着直接的关系。曹雪芹生于末世，当年随同清室一同入关的八旗子弟，个个都是声名显赫，唯独他结庐在荒凉的西郊荒野村，穷困潦倒，怎能不产生“娲皇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单单剩下一块未用”的慨叹呢？

曹雪芹在一首《画中诗》中说：“爱此一拳石，玲珑出自然。溯源应太古，堕世又何年？有志归完璞，无才去补天。不求邀众赏，潇洒做顽仙。”这里明明点出这块顽石的来历，它的根源本来尊贵，详溯其源当是出自太古的大荒山（即长白山）山巅，遥想当年是何等的荣耀，只是今日才蒙蔽尘埃，埋没于蓬蒿之中。现虽欲返璞归真，但又不能去攀结那些豪门权贵，只能是“自怨自愧，日夜悲哀”而已！并于万般无奈之中，才求诸于笔墨文字，冀图得到诸如空空道人之类的人去传述其一番历历可数的心迹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