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睡前拖延”是荷兰学者Kroese等人提出的概念，是指个体在可以自由选择的情况下，习惯性地推迟其预定的就寝时间的行为。这一概念在国内常被称为“晚睡强迫症”或“习惯性熬夜”。已有许多研究表明，习惯性睡前拖延带来的睡眠不足会导致激素异常和免疫力下降，使人们患糖尿病、肥胖症、癌症、心血管疾病、神经精神疾病和慢性感染等各种疾病的风险加大。

由于每个人的生物钟存在个体差异，所以其睡眠——觉醒节律也不同。睡眠——觉醒节律代表了个体对睡眠和清醒时间的偏好差异，表现为不同的睡眠类型。已有研究表明，个体睡眠——觉醒节律与睡前拖延存在关联。偏晚睡晚起型的青少年更倾向于推迟就寝时间，偏早睡早起型的青少年更不易于睡前拖延。偏早睡早起型的人更容易考虑他们行为的未来后果，采取更具策略性的行动，懂得延迟满足；而偏晚睡晚起型的人则更容易冲动和冒险，寻求即时满足，更看重眼前而不顾长远。

研究显示，睡前拖延特别容易发生在个体心理能量不足或自我控制力弱的状态下，因为决定去睡觉的时间点本来就是在一天结束时，而那时个体的自我控制资源通常都是比较匮乏的，所以往往会自我调节失败，不能按预期的时间去睡觉。

（摘编自李露孙慧敏《睡前拖延研究综述》）

材料二：

年长、年青两辈作息规律及认识比较

“萤火虫族”的六大特征

（摘编自《2020中国睡眠指数报告》）

材料三：

《2020中国睡眠指数报告》显示，国人平均睡眠时长为6.92个小时，接近六成的人每周熬夜超过3次，拥有深度睡眠的不到1/3，睡得晚、睡得短、睡得浅成为当代国民的三大睡眠现状。

一方面，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光污染打破睡眠节律，职场、社交和社会阶层压力导致身份焦虑和群体孤独，失眠成为常态。另一方面，干扰睡眠的因素不断增长。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数据，2019年我国手机网民达8.47亿。某科技公司数据则显示，中国人平均每天在移动设备上花费6.2个小时，信息传播的碎片化、娱乐文化的繁荣和对自由时间的把控欲让熬夜成为一种主动行为，呈现出明显的低龄化趋势。

“报复性熬夜”“解压式狂欢”是职场人在内心焦虑状态下带有证明性的自我宣誓，此外，00后和年轻妈妈也是“萤火虫族”中的典型人群。00后学生党娱乐学习两手抓，而年轻妈妈处于职场和家庭双重压迫中，在“工作+带娃”的模式下过着双面黑洞的生活，20％的人甚至发生天天熬夜的现象。

（摘编自《2020中国睡眠指数报告解读》，消费日报网）

材料一：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英文缩写为AI。它是研究、开发用于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系统的一门新的技术科学。

人工智能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它企图了解智能的实质，并生产出一种新的能以人类智能相似的方式做出反应的智能机器，该领域的研究包括机器人、语言识别、图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和专家系统等。人工智能从诞生以来，理论和技术日益成熟，应用领域也不断扩大，可以设想，未来人工智能带来的科技产品，将会是人类智慧的“容器”。人工智能可以对人的意识、思维的信息过程进行模拟。人工智能不是人的智能，但能像人那样思考、也可能超过人的智能。

人工智能是一门极富挑战性的科学，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必须懂得计算机知识，心理学和哲学。人工智能是包括十分广泛的科学，它由不同的领域组成，如机器学习、计算机视觉等等，总的说来，人工智能研究的一个主要目标是使机器能够胜任一些通常需要人类智能才能完成的复杂工作。但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对这种“复杂工作”的理解是不同的。

(摘编自“百度百科”)

材料二：

（摘编自清华大学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现状与未来》）

材料三：

近年来，中国人工智能发展，逐步走出了一条需求导向引领商业模式创新、市场应用倒逼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创新的独特发展路径。但也应看到，我国企业目前仍主要凭借丰富的数据、巨大的应用需求和开放的市场环境累积优势，而发达国家科技行业则依旧掌控着全球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和技术优势，并在基础理论、核心算法以及关键设备、高端芯片方面大幅领先。这样的情况下，尤其需要我们瞄准核心关键技术和基础前沿理论，迎头追赶、久久为功。

人工智能是接地气的科技力量，面向需求，面向数字经济，面向高质量发展，才能更好激发正能量。我国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界应当继续利用好自身的优势，不断开发人工智能在各种场景、各个行业中的深层次应用，真正解决人们关心的问题。同时，国家层面也有必要围绕核心技术、顶尖人才、标准规范、政策伦理等进行前瞻布局，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发展，并着力推动科研机构和领先企业下好“先手棋”，突破人工智能基础前沿理论和关键技术。

(摘自余建斌《深度开发，激活人工智能潜能》)

材料四：

新一代人工智能在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的同时，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在法律、安全、就业、道德伦理和政府治理方面向我们提出了新的挑战，需要我们共同研究新的策略。

技术与立法必须齐头并进，才能为各种智能产业应用实践提供强有力的法制保障，目前我国的人工智能立法工作还没有全面开展，面临着诸多的挑战。人工智能发展以探索前沿科技为主，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多样性和复杂性，如何实施审慎监管，既规范市场行为，保障用户和社会利益，又不阻碍早期技术创新，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同时，人工智能技术涉及面广，应用领域宽，其立法工作需要技术、产业和法律专家跨部门、跨行业协同攻关。为了有效应对这些挑战，国务院发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提出要初步建立人工智能的法律法规、伦理规范和政策体系，形成人工智能安全评估和管控能力，让技术创新运行在法律和规范的轨道上。

在研究开发人工智能技术时，一定要把安全放在首位，运行安全是所有智能系统中“一票否决”的决定性因素。例如研发自动驾驶技术，首先就要关注驾驶员、乘客和行人的安全，把保障安全的功能放在科技研发的首位。尤其是智能时代的到来，大数据在为我们带来精准服务和个性化便利的同时，也易于收集和分析个人隐私数据、行为偏好，我们要有明确的制度和法律来应对。

(摘编自《人工智能时代:蓝图这样变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