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将帮助静态的城市管理体系向动态的生态系统转型。人口管理政策也可以采用更具灵活性的政策工具集，为人口生命周期内的自由流动服务。我们可以观测到北京人口的实时变动情况，跟踪人口的流向，观察京津冀三地间人口流动趋势变动，通过对人口的全面、动态地监测，提供弹性、及时的设施配套和其他服务。这样我们就有可能在城市群的大空间尺度上，实现更加人性化的人口管理。城市群内部的部分城市人口减少，但整个城市群的人口空间分布会得到优化。

除了人口之外，大数据为我们提供了定量化、精细化、全面感知的技术手段，来分析检测各种真实要素流动特征，使得我们可以全面、立体、实时地识别城市群的问题，进而促进多种要素资源的高效利用。例如通过对城市群内部经济流的深度分析，可以明确不同城市、不同产业间的关联和量化关系及产业演进路径，为各城市在城市群层面的精准招商、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决策支持。多源、多维度大数据的综合，可以实现对多重要素的叠加分析，帮助城市群实现人口、产业和环境在城市群层面的合理匹配，优化城市群的布局和空间形态，提升其发展效率。

城市是一个动态的生命体，而城市群作为城市的集合，生命体征的复杂度更是以指数增长。如果说传统的统计数据像传统医学一般，根据经验为城市群的发展开药方，那么，大数据则会像新兴的精准医学那样，通过对城市群体征的全息检测，提供个性化、有针对性和精准的治疗方案。

对于城市管理部门来说，以数据为基础，构建动态的监测指标体系和信息化管理平台，是城市群协同发展、智慧提升的必然要求，也是现代化城市群治理体系的一部分。大数据为城市群协同发展提供智能支撑，支撑区域政策的制定科学化、管理的精细化。

而对于开发商来说，随着城市群发展与区域联动的进展，以及我国大都市郊区化和要素外溢，各大城市的外围辐射区域也开始成为我国城市开发新的增长点。大数据可以帮助开发商精准研判城市群价值空间特征，寻找城市群核心城市外围辐射区域的价值潜力。通过构建全周期、集成化、定量化、智慧化的城市开发和资本运营平台，优化投资和开发效绩。

公众亦在大数据介入城市群发展的过程中获益。事实上，各种人流、车流、信息流等大数据，均来自公众的时空活动行为。每个人都在以“用脚投票”的方式，为城市群的全息观测和研究提供了行为样本。基于大数据的人口监测将促进人口的有序流动，有力推动我国城镇化的健康有序发展，最终为城市群发展的核心主体——居民们提供更完善的福祉。

以往的智慧城市都是单一城市的发展路径，如今大数据与城市群发展的融合，将实现多个城市的“群体智能”。最新的大数据、深度学习、神经网络等“新IT时代”的技术，将在新时代的城市群发展和运营中全面、综合、动态地实现数据价值，为城市问题提供与时俱进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摘编自李昊《大数据激发城市群的“群体智能”》)

45.5%的受访者因睡眠不佳而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2002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睡眠浅（45.8%）、早晨醒来过早（28.5%）和难以入睡（28.1%）是困扰受访者的三种主要睡眠问题，49.2％的受访者认为睡眠质量差是因为工作学习压力大，44.5％的受访者希望通过加强锻炼改善睡眠质量。37.1％受访者平均每天睡7小时

本次调查中，8.1％的受访者觉得自己睡眠质量非常好，45.3％的受访者觉得比较好，30.3％的受访者觉得一般，15.0％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睡眠质量较差，1.3％的受访者觉得非常差。

“30岁之后，明显觉得睡眠质量不如从前了。”1986年出生的蔡严崇（化名）在北京做公务员，最近他觉得入睡越来越困难，“总是在床上躺一个多小时才能睡着”。

在北京某广告公司工作的李樊婕说，自己的作息时间非常不规律。“忙起来，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等工作告一段落，又可能在家里睡一整天”。

“每天凌晨一点睡觉是常态。”广州某高校大三学生陈文泽（化名）表示，大学期间自己的睡觉时间“不断延后”。“以前23点就准备休息了，现在即使到了零点，也觉得‘还早’”。

调查显示，41.3％的受访者在22点到23点之间睡觉，在21点至22点和23点至24点之间睡觉的分别占23.1％和23.2％。也有3.9％的受访者在21点之前睡觉，8.5％的受访者24点后才会休息。

“晚上睡得晚，早上还要照常上班。”最近失眠一直困扰着蔡严崇，他的睡眠时间也因此少了两个小时。

“晚睡大多时候也是出于无奈。”陈文泽表示，每学期初，自己都会定下“早睡早起”的目标，“但随着课程的加紧，事情越来越多，往往不知不觉就到了深夜”。

数据表明，83.1％的受访者每天睡眠时间在68小时之间，其中6小时、7小时和8小时的分别占22.7

37.1％和23.3％。还有3.3％的受访者每天睡眠时间为9小时或更多，4.8％的受访者睡眠时间不足6小时。

睡眠浅、早晨醒来过早和难以入睡是最困扰受访者的睡眠问题

“我已经很久没有深睡过了。”来自湖北仙桃市的陈洁几个月前刚生了宝宝，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她每晚都要醒来三四次，检查孩子是否需要喂奶或更换尿布。“稍有动静，我立马就会醒过来”。

调查中，睡眠浅（45.8％）、早晨醒来过早（28.5％）和难以入睡（28.1％）是最困扰受访者的三种睡眠问题。其他睡眠问题依次是：半夜易醒（24.3％）、失眠（23.7％）、嗜睡（16.8％）、打鼾（15.8％）、猝睡症（6.3％）、磨牙（5.5％）和梦游（5.0％）等。

“工作太忙，就会睡不踏实。”李樊婕坦言，睡眠质量不佳的原因既有生理上的，也有心理上的。“如果第二天有很重要的安排，前一天便往往睡不踏实”。

陈文泽则表示，平时缺乏锻炼也是影响睡眠质量的一大原因。“在办公室或教室里，一坐就是一天。即使到了假期，也常常宅在屋子里不愿出门”。

造成睡眠质量不佳的原因有很多。调查中，49.2％的受访者将原因归结为工作学习压力大，43.7％的受访者是因为作息时间不规律。其他原因还有：生活中遭遇了不愉快的事（37.4％）、平时缺乏运动锻炼（32.4％）、年龄增长（25.4％）、周围环境太吵闹（23.1％）、睡前暴饮暴食（13.8％）和高血压等疾病带来的影响（5.3％）。47.8％受访者会在白天犯困

“连续熬夜之后，脸上会不停地‘爆痘’。”李樊婕说，“这还只是表面上的问题，熬夜对身体内在的伤害是更严重的”。

陈洁则表示，睡眠差让自己的情绪也变得不稳定。“常常会觉得焦虑不安，也比以前更爱发脾气了”。

而在陈文泽看来，睡眠不好最大的影响是降低学习效率。“比如很难集中注意力，上课经常不自觉地‘开小差’。”曾经有一次备战考试，陈文泽连续一周每天只睡4个小时，“即使醒着，脑子也完全转不动了”。

长期睡眠不佳会对人们的生活带来许多影响。本次调查中，47.8％的受访者表示自己会在白天犯困。其他影响还包括：思维迟钝（46.0％）、心情较差且暴躁易怒（39.9％）、创意灵感匮乏（31.9％）、免疫力降低（30.6％）和工作学习效率降低（25.0％）等。

45.5％的受访者会因睡眠不佳而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

要改善睡眠质量，53.3％的受访者认为要保证睡眠时间，44.5％的受访者建议平时加强身体锻炼，43.3％的受访者建议按时入睡，42.3％的受访者建议保持好心情。其他建议还有：睡前洗个热水澡（38.7％），更换更舒适的床上用品（30.0％），睡前不再考虑工作学习的事（27.2％）和适当服用安眠药物助眠（3.4％）等。

（选自2017年03月30日《中国青年报》，有删改）

钱穆：称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

潘剑冰

钱穆，字宾四，江苏无锡人，著名历史学家，国学大师。其《国史大纲》被公推为中国通史最佳著作之一。1949年秋，任香港亚洲文商学院院长；1950年，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1990年去世，是备代中国声名赫赫的一位文化宗师。

在《国史大纲》的引论中，钱穆说：“唯藉过去乃可认识现在，亦唯对现实有真实之认识，乃能对现在有真实之改进。” “故欲其国民对国家有浓厚之爱情，必须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经之历史有深厚之认识。”余英时认为钱穆毕生以发掘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主要精神及 其现代意义为治学宗旨。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研究历史的人总是好旧的，所以女人嫁给历史学家肯定是不会错的。钱穆在北京教书时，中式的长袍已经成了一种落伍的标志。但是钱穆看到好友陈寅恪穿长袍，他也改穿长袍，并把这一习惯一直坚持到老。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受到西方文明的冲击时，钱穆以这样最直接的方式宣布自己将坚决捍卫自己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这是需要 很大的勇气与毅力的。

钱穆在燕京大学的时候，作为一所美国人创办的教会大学，燕大的水电费催缴单都是用英文写的，对此，大家也觉得很正常。但是钱替不干了，他每个月接到水电缴费单后都把它扔到一边。后来学校派人来质问这个“老赖”，钱穆告诉来人：“我是学校聘用的一个国文教师，不必要认识英文。为什么你们在中国办学校要用英文发通知？”

钱穆在中学执教时有一段时间兼过英文课，他的英文水平看懂水电单绰绰有余，他的理由无非是外国人在中国办学枝就得用中文，这种行为是一种保护民族文化的本能。为此，他不惜当刺头儿。

值得一提的是，在一次燕大校长司徒雷登与教师的宴会上，钱穆大胆直言，批评燕大各楼的起名问题，说入校门即见M楼、S楼，不伦不类，既然在中国，就应该起个中国名字才是。司徒雷登最终接受了钱穆的建议，事后，他按照各楼羑国捐建者名字的汉译，将 M楼改为穆搂，S楼改为适楼，办公楼命名为贝公楼。有人跟钱穆开玩笑说：“正是因为 你的提议，学校以你的名字来命名一虚楼，与胡适各分各占一楼，你真是荣幸啊!"新中国 成立后，燕大并入北大，北大搬到了燕大的校园，现在北大校囷的未名湖，就是当年钱穆起的名。

在钱穆的心目中，一国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髄首推其历史，他认为一个国民只有充分了解本国的国史，才能建立起对国家民族的“信仰”。

钱穆欣赏顾炎武的观点，认为“亡国"与“亡天下”有着本貭的区别，“亡国”不过是改朝换代，而“亡天下，’则意味着一国精神文化的消亡，这才是最可怕的。

1950年秋，钱穆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 期间历经坎坷与打击，艰辛难为外人道也。彼时已经功成名就的钱穆完全可以不用去自讨苦吃，但他看到许多流亡到香港的青年人彷徨无着，失去精神支柱，觉得自己应该尽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经世救国的责任，借由在百年殖民之地上办校之机，倡导中国文化，让流亡者别忘了要做中国人。

1986年6月9日,九十二岁高龄的钱穆在台湾自己的寓所素书楼讲完最后一课，从此告别杏坛，他给自己的学生留下了最后赠言：“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毫无疑问，钱穆心中的"中国”正是一个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灿烂文明的中国。

1990年8月30日晨，风雨之日，钱移于台北杭州南路新迁寓所去世，享年96岁，身后留下一千四百万言的著作。1992年，钱穆魂兮归来，知葬太湖水滨。而他留在岭南的足迹，也被历史一路仔细搜集，成为后人阅读钱穆时一个绕不过去的章节。

钱穆的学生余英时在他进世后写下了这样的挽联：

一生为故国招魂，当时捣麝成尘，来学斋中香不散。

万里曾家山入梦，此日骑鲸波海，素书楼外月初寒。

很多人认为社交网络的实时性加速了谣言的传播，这似乎是有道理的，但先于社交网络存在的BBS、“论坛”和“社区”等交流平台也有实时性；很多研究复杂网络的分析则认为，社交网络的复杂结构更易于传播谣言，复杂网络的结构特性确实会加速谣言的传播，但事实上社交网络的复杂结构特性在人际社会中同样具备，因此这不能解释两者的区别。实时性所带来的信息成本降低因素不是决定性的，网络结构因素又不能完全说明问题，真正造成社交网络谣言传播加剧的根源是信息反馈机制的失效。

在传统的人际社会中，谣言传播是在一对一或者一对多的人际圈子中，首先由“谣言感染者“发起谣言，接着倾听者们会逐一表示自己的态度：认同、反对或沉默。“认同”会增加圈子中的个体进一步将谣言带入另一个交际圈的兴趣；相反，“反对”会减弱圈子里的个体对于谣言的兴趣。如果反对者的态度足够强烈且理由充分，圈子中的其他人也会成为“谣言免疲者”甚至“谣言粉碎者”——当其在别的圈子中再次听到该谣言时，也会加以反对。

在虚拟的社交网络中，由于信息发布的单向性和局城广播性，谣言的传播机制通常是：谣言发布——推送给交际圈中的每一个个体——个体转发——再次推送给新的圈子，而反馈并不在再次推送的内容中。在整个传播机制中，一方面，个体对谣言的反馈无法与谣言的传播同步，谣言的单向发布使得信息并不需要获得反馈就可以传播，这样导致反馈远远滞后；另一方面，社交网络的反馈只针对谣言发起者，并不具有等同的局域广播性，这使得反馈变得异常微弱。严重滞后和微弱到不起眼的音量，使得人际社会的反馈机制在社交网络中根本无法发挥作用——这就是为什么社交网络中“智者”的声音会为谣言所淹没。

把准社交网络上谣言传播加剧的根源，才能更有针对性地提出减少谣言传播几率、降低谣言传播危害的策略。我们认为，可以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的技术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对谣言传播的自动辨识，实行风险标注，提醒用户；加强对谣言传播路径的监控，及时发现高风险的谣言传播；强化对谣言传播“易感人群”的教育保护，提高他们的谣言辨识、防范能力。

(摘编自喻国明《双因机制：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谣言生成》)

年轻人喜爱经典老剧，痴迷于回头看，构成了一道颇具意味的文化景观。从心理层面解读，这是因为现代社会生活节奏较快，不少人意欲摆脱压力、逃离现实，产生了浓郁的怀旧情结，对观众而言，经典老剧除了带来故事和文学上的双重享受，对提升审美有着一定帮助，还能勾起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引起大众的文化共鸣。在观看过程中，可能会产生“生活在别处”的新鲜感、满足感。弹幕中经常出现的“童年记忆”之类的评论，便或多或少体现了这种心态。

除了怀旧，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受众对优秀文艺作品的认可与执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被视为中国电视剧发展的黄金时代。彼时，作品数量相对有限，剧本底子往往较好，拍摄过程中通常全神贯注、不计成本，在讲究思想性、艺术性的同时，也在观赏性上做出了诸多努力。这在一定意义上，成为第一版“四大名著”影视剧的品质保障。这些作品，故事情节经得起推敲，能够体现幽微人性和生活温度，即便经过时间冲刷，也仍值得一品再品。这反映出经典老剧历久弥新的价值、强而有劲的穿透力。

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时代，影视文化消费逐渐从最初的稀缺匮乏走向富余过剩。影视作品的“流水线”“快餐化”生产随之而来，这种方式追逐的是快产快销，而难以有当年敢打敢拼、精益求精的精神。创作心态、社会文化土壤等因素，都对作品质量有着一定影响。一些作品为迎合点击率、播放量，创造更多利润，往往过度重视表面化的东西，不惜人为拉长集数、改变叙事节奏，而牺牲内在的思想性、逻辑性。急功近利、粗制滥造的作品，自然难以传之后世、藏之名山，甚至可能成为糟粕，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在这种浮躁的氛围中，剧集质量整体下降，并因此被观众诟病。

而经典老剧之所以好看、耐看，具备成为流芳之作的可能性，恰恰在于慢工出细活。除此，还与影视文本的开放性有关。一部剧被再度阐释的可能性越大，成为经典的概率往往也就越大。不同年代的人们虽然共享了同一个版本，但进入方式、思考角度有所区别。年轻人热衷于通过弹幕的形式，对经典老剧进行重新解读，为作品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并即时在线交流，形成智慧碰撞。

法国思想家罗兰•巴特认为，作者在完成作品的一瞬与作品的关系便宣告结束，解读权回归读者手中。这个“作者之死”的观点，明确了文本在传播过程中的意义再生产机制。互联网文化为这种机制提供了新的土壤。依托互联网而形成的多元诠释，具备跨越代际、年龄、文化背景的能力，让经典影视作品得以跨越时光之海，形成“老树开新花”的景观，从而赋予经典影视作品新主旨、新意义。而从接受角度来看，当经典老剧有了新的流行化解读，受众心理也会经历“被重新调试”的过程，从而产生一种与重温经典不同的新鲜感。

（孔德淇《时代在变迁，经典老剧魅力犹存》）

不差钱，就缺朋友

①“人一生最痛苦的事情是人死了，钱没花掉。人一生最最痛苦的事情是人还活着，钱花没了”，这是2009年春晚小品《不差钱》中的台词。“钱不是问题，就缺朋友”，这是2009年贺岁片《非诚勿扰》中秦奋的感叹。这些话语和感慨折射着现时代的社会“症候”：社会史无前例地物化，人情冷漠，人际关系庸俗化。

②现代社会作为时代症候的人际关系物化，深深遮蔽了人际交往的本真性维度。造成个体生命的生存危机，刨去人们生存的精神之基是交际物化的危害之一。当物化关系遮蔽了人的精神维度时，人作为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体就失去平衡，甚至被肢解或摧毁。同时，交际物化导致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危机，让人感觉到“尘世如同冰窟”。人们不禁唏嘘，什么都是假的，都不可信了，甚至包括自己的爱人、父母和朋友。交际物化也可以导致人的孤独感等心理疾病，进而导致一系列社会疾病。有研究表明，物化关系导致人的生命内在的失衡，其为了调节失衡，很可能转化成一种社会性的破坏行为。

③下面让我们从客观和主观两个层面来探究交际物化产生的原因。

④物化时代的社会物化。人类拜倒在以金钱为核心的“物神”的面前。人类社会的精神空间被物质主义的论调挤压得不能再小，人文维度被物化社会的物化现实遮蔽得严严实实。没有健康的社会，就没有健康的人际关系。在这样的物化社会中，交际不被异化和物化实在不易。

⑤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重新弥合，私人空间消失。在现代社会中，公私领域两分畸变为公共领域的的无限扩大，以致侵占了原有的私人空间。私人领域也失去了原有的“感情第一”的原则。如此一来，人用于悠游的空间被功利化的事务塞满了。人际物化危机的发生势所必然。随着私人空间的消失，时间也宰割着人的本质性的活动，时间伦理出现异化。如果一次交往行为失去了直接的或间接的功利目的，就是浪费生命。由此，精心计算投入产出比的物化交际形式在今天的凸显就不难理解。

⑥社会的流动性、易变性所带来的“我是谁”的认同危机。在现代技术的作用之下，人们被抛进了陌生的城市，“陌生化”、“我是谁”是生活的普遍感觉。由于没有传统的熟人社会的舆论和风俗等制约，交际的唯一目的就可能变为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除此之外，人性物化也是交际物化的原因之一。在物欲主义、享乐主义思想的影响下，把交往的对象仅仅当作工具来满足自己的自利目的，“利”字当头，除此之外，全是鬼话。

⑦其实，我们觉察到和不满于这些问题并批判与考问个中缘由本身已经表明，社会物化和交际物化危机并未弥漫于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社会昌明、交际“人化”的前景依然存在。作为物化社会中的我们的确需要多一份清醒，多一份持存，多一份守望。只有这样，突围物化世界，摆脱物欲之壑，走出物化时代和交际物化危机，才具有现实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