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17年10月9日，是第48届世界邮政日，国家邮政局局长马军胜透露了一个重磅信息:“中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连续三年位列世界第一；全球快递业务增长中，中国贡献了四成。”据了解，顺丰、中通等6 家企业成功改制上市，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业务规模已进入世界邮政前三强，创造了中国服务业和世界邮政业发展的奇迹。

随着快递行业体量不断增大，如何优化快递末端的“最后一公里”成为了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在中国邮政集团上海邮政科学研究院原院长周焕德看来，快递末端建设还存在不少的短板 : “网点分布不均现象较为突出，末端网点建设水平不高；表现在标准不统一、配套设施不完备、功能分区不科学；快递企业对基层网点建设重视不够，对网点硬件建设和服务软实力重视程度还有待提升。” 

(摘编自郭丁源《中国快递业还缺几个国际巨头》，2017年10月11日《中国经济导报》)

材料二

材料三

高速发展的现代物流业，呼唤更精细的现代治理，而法治无疑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近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布《快递暂行条例(征求意见稿)》。根据相关规定，“收寄快件未查验寄件人身份并登记身份信息，或者发现寄件人提供身份信息不实仍予收寄”，快递公司就要遭罚。

一个产业遭遇的问题，不是靠行业自律或市场竞争就能完全得以解决，尤其离不开法律法规的规范约束。条例重点关注物品寄送安全和个人信息安全，直击快递业发展的隐患和瓶颈。要落实“妥善保管用户信息等电子数据，定期销毁快递运单”，既需要整个快递业为数据“加把锁”，也呼唤管理部门在监管上“站好岗”。从数据流通环节看，只有尽快实现信息数据的“总对总”共享，才能确保实名信息数据在快递公司总部与邮政总局之间单向封闭流动。其实，从手工分拣到快递机器人，从几日达到当日达，国内快递业从未停止自我升级的步伐;从一家独大到多家放开经 营，行业改革一直在路上。只不过，当一个行业的发展速度远超人们的预期之时，注定要求治理的脚步也相应加快。

(摘自何鼎鼎《加速补齐快递业的治理短板》)

材料四

日本快递企业只有21家，且每年快递业务量的92%都集中在大和运输、佐川急便、日本邮政三家快递企业，这些快递企业无论是从营业网点的深度、广度，还是企业的设施设备、各级转运中心都有很大规模，这为企业打造统一的、标准的服务质量，快速而高效干支线运行和一体化的管理提供了支撑保障。反观我国，几千家的快递公司，每一家的公司都是小规模，快递行业的各种资源都碎片化，在这样的现状下要使整个行业高效、快速、低成本运行的难度很高。

在日本，日本邮政专攻普通邮件业务，大和运输等民营企业专攻小包裹业务，DHL等外资企业专攻国际包裹业务，佐川急便等物流企业专攻综合物流业务，整个市场是“差异化竞争、专业化经营、合作化发展”战略。从单个日本快递企业成长历程来看，其业务开拓也是一直专注于专业化方向的客户消费心理、行为习惯，从而实现多样化、高质量的快递及相关的运输服务产品满足客户需求，以提高企业的规模效益及范围经济性效益。反观中国，数以千计的快递企业均提供标准快递服务，造成整个行业在价格上的肉搏，陷入“谁先涨价谁先死、谁不涨价谁等死”的怪圈。中国快递行业应充分挖掘快递市场消费者的需求，合理的细分市场，满足不同客户需求，挖掘行业新的赢利点。

(摘编自肖玉徽等《日本快递业现状对我国快递发展的启示和借鉴》)

抉择

于而凡

他已经好几天没睡好。越近判决日，心越不宁。明天就要判决，他却还没有做出决定。这案子审判半年了，半年里他就是在煎熬中度日。他心里很清楚，按理他应该判被告谋杀罪，给予重罚，不是死罪也是无期徒刑。可是，这被告不是别人，而是旺伯的小儿子少雄啊！

他不会忘记，当年旺伯是怎样对他一家伸出无私的援手的。在家里发生困难时，旺伯总会出面帮忙。父亲在法院败诉导致生意破产，是旺伯帮父亲还清债务，当父亲重病需要动手术时，是旺伯掏腰包解决。最后，连他上大学读法律的学费也靠旺伯支持。他还记得，父亲临终时对他的叮咛：“我们家欠旺伯的恩情大多无法偿还，以后他们家有难，你定要尽心竭力帮忙。”

现在旺伯的儿子有难，他怎能撒手不教？救不教的问题先不说，可起码也不能当一名刽子手，把少雄判下重刑推进地狱里！少雄的哥哥少勇在信中说：“我教不好弟弟，让他阀了大祸，是愧对爸爸。爸爸在世时，对你的期望很大，我相信你定能不负所望，助我们一家渡过难关，让他在天之灵也得以安息。”

他远在棉兰的老妈打过电话：“孩子，做人哪，千万别忘恩，旺伯对你对我们全家恩重如山，这是你回报他们家的时候了。”

面对这一切，他曾有过减轻少雄刑罚的想法。可是几个月来见证判案过程，他无法不动摇初衷。他看到了那绝望的寡妇----死者的母亲！丈夫年纪轻轻就去世，多年来她自己一人把独子养大，终于苦尽甘来，挨到儿子学成就业了，谁知儿子却惨遭杀身之祸。你能想象她有多么苦痛？在法庭上，他看过她好几次在嚎哭中昏倒。

他明白，明天判决日，他这一票是关键。三名法官中，他知道一人已经被少勇收买，很可能会判被告无罪。剩下两人，只要他也判无罪，少雄就可获款。可时至今日，他还不能有所决定。按公理行正义呢，他无法面对旺伯一家人；顾情面帮少雄呢，他无法面对那苦命的寡妇，也无法面对公众雪亮的眼睛。

“一直以来，书中英雄含身取义，大义灭亲那么容易，而轮到自己施行起来为何却那么难？”

已经是半夜了，他还无法安定，头上阵痛变得更强烈，几个钟头前的便药看来无效。他又打开妻子平常放药的抽屉，拿几片妻子吃剩的重药吞下去。前几天，他妻子带孩子回老家看望她生病的妈妈，家里只留他一个人。

到了凌晨，他仍然无法入睡，明天的判决问题仍然盘踞脑海。“上天，我可以选择拒绝经手这案件吗？饶了我吧，不要让我承担这一切！告诉我，你要我做怎样的抉择？”辗转不能睡，他的神经面临崩溃。“不能这样下去，今晚我一定要睡好，睡好了明天脑子才会清醒。明天的事留到明天再说吧！只希望……神灵会在梦中指点。”他又从另一个抽屉里拿出几粒安眠药。这药，他已服用了好几天。

终于渐渐入睡。酣睡中，忽有一片柔和的白光把他唤醒。白光引领他穿过洁白的走廊，走廊尽头，他发现自己置身在一栋老屋前，这不是棉兰的老家吗？

他看到阿旺伯站在门前，微笑着向他询问：“孩子，你为什么要学法律，还记得吗？”他当然记得，当年年少的他是怎样回答旺伯的：“爸爸上法院败诉而破产，是因为我们不懂法律，在法庭上让他们牵着鼻子走。那些贪污的法官，看的是有势官大人的面，吃的是有财大老板的钱，把正义拍卖。我就要学法律，在法庭上向他们讨一个公道，也给无财无势的民众撑腰！”

旺伯点点头鼓励：“你学法律是为了伸张公义，伯伯支持你！那么，你还有什么好犹豫呢？”突然，他见到父亲站在旺伯旁边，质问：“旺伯那么支持你，你又怎么报答他？你可不能恩将仇报啊！你难道要做忘恩负义的小人？”……

今天是判决日，法庭里早早就挤满了人，有死者与被告者的亲友，有新闻记者，也有各界市民，他们都想知道这轰动全市的谋杀案最后的判决。中午一点钟过去了，法官还没出来，庭里人们有的正襟危坐，有的开始焦急不安。

两点少十分，两位法官进堂，往绿桌后的高椅上入座。法官主席捶捶桌面表示正式开庭，简短开场白后，向庭众宣布：“各位尊敬的来宾，我们有一个重要的丧事向大家公布：今天早上，负责这案件的法官之一----库纳万法官先生，在家突然昏述不醒，送进医院后抢教无果而离世。为此，判决会不得不延期，重开庭日程容后再公布。现在，让我们一齐站起来，为死者的亡灵默祷……”

（选自《台港文学选刊》）

近年来，文化热不断升温，以文化命名的书籍非常之多，这可见“文化”包含的内容有愈益扩展之势。无论哪一种行业，哪一种活动，几乎都可以和文化联系上。如旅游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校园文化、企业文化等。“文化”本来就有广、狭二义。广义的文化和自然物、自然存在相对而言，举凡人类劳动所创造的一切成果，无不可称之为“文化”。如“原始文化”、“旧石器文化”，指的是初民“穴居野处”之时，能够简单加工石器，开始用火，已脱离了一般动物那样的一个阶段。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的物质生产、精神生产都极大地丰富、复杂起来，广义的文化便兼综了“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两个方面。人们特予关注并加以研究的尤在“精神文化”，也就是狭义的“文化”。“精神文化”包含了语言、文字、文学、艺术、观念、信仰、习俗等等。这些方面的差别，往往体现了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特点与个性。现在，人们已认识到世界的发展，必须允许文化的多元化存在，只有各种文化的取长补短，互利合作，才能出现一个和谐的世界。正缘于此，文化的研究才受到了空前的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了大力地发掘、抢救，便是最好的例证。。

中国古代对于“文化”一词的解释，从来是侧重精神层面的。文献中最早将“文”与“化”联系起来的，是《周易•贲卦》的彖辞，其云：“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晋代人干宝的注解说：“四时之变，悬乎日月；圣人之化，成乎文章。观日月而要其会通，观文明而化成天下。”“要其会通”即含有天人相应的意思。古代人理解文化、文章、文明几乎同义。“文明”即“文章而光明”的意思。这里所谓的“文章”是指礼乐制度等属于上层建筑的东西。应该说“文明”是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所达到的一个标准。有了礼乐制度，讲求道德规范，社会才完全摆脱了蒙昧、野蛮，进入了文明时代。古人理解“文化”，尤其着眼在“化”字上，那就是以人文去教化、感化人们，使整个世界具有亮采，日臻美好。

“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悠久的传统文化塑造了我们民族的性格，铸成了我们民族的精神。在我们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道德观念、审美心理等方面，无不打上了深深的历史烙印。       当我们面临着现代化发展的时候，传统文化仍旧发挥着它正面或负面的影响，或者成为发展的动力，或者成为因袭的重担。我们的任务只能是：继承并发扬传统文化中优秀的部分，同时扬弃其中的糟粕，克服其消极的影响。传统文化树立了民族文化的主体地位，确立了了吸取、融合外来文化的基础。因此，它不是历史的陈迹，也不是抱残守缺者崇拜的偶像。它是发展民族新文化的逻辑起点，是建设具有民族特色的、切合现代生活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心要条件。

（选自郭维森《浅谈中国传统文化》）

我国最早的诗歌经典《诗经》“蓼莪”篇中描述父母的养育之恩，“昊天罔极”“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哀哀父母，生我劳瘁”。我国流传至今最早的历史文献总汇《尚书》就定义“克谐”为“孝”（“克谐，以孝烝烝”《尚书·尧典》），尧帝以虞舜孝德厚美而传位予他。可见我国最初定义“孝”就不仅是一般的奉养，态度还要恭敬和美。这与后来孔子《论语·为政》篇所说的孝不仅是“能养”，还要“敬”父母是一脉相承的。《尚书·商书二太甲中》已然将“奉先思孝”确定为人的行为准则。到了孔子，则把孝的地位提高刺极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孟子·离娄章句上》说得更具体：“不得乎亲，不河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不尽孝，就没有资格称为人，没有资格做儿子。在全部德行中，百善孝为先，孝的思想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养老思想。

从夏商周三代一直到汉代，我们的祖先逐渐把中华养老文化建成为从观念到行为、再到制度、再到法律的一套完整体系。《礼记》里记载了如何把养老尊老上升到安邦定国的高度。《礼记·乡饮酒义》中记载：“民知尊长养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长养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国可安也。”这就是“以孝安治天下”。

大致在西汉时期养老制度真正成为国家的普遍制度。西汉的《王杖诏书令册》可说是中国最早的养老法律实物证据。1959 年到1983 年期间，在甘肃省武威地区出土的文物中，出土了一些鸠杖，还有皇帝颁的诏书（木简）：《王杖十简》和《王杖诏书令册》。《王杖十简》内容涉及西汉宣、成二帝关于给高年老人赐王杖的诏书，以及对侮辱受杖老人的犯罪者的处罚案例等；《王杖诏书令册》是记载关于尊敬老者、抚恤鳏寡孤独残疾者、高年赐杖以及处决殴辱受杖老人的罪犯等的五份诏书。

到了东汉时期，对不孝罪的惩罚，进一步形成了许多具体的法律条文。到了隋唐，不孝被列为十种恶之一，此后，宋、元、明、清各朝代都予以沿袭。以法行道、以法保孝，用法律震慑力保障了孝道的推行，强化了孝文化的地位。

中华传统养老文化的先进性在于，早在 2000 年前的西汉时期，就实现了中华传统养老文化从观念到制度的演化，并且由制度化进一步演化为法制化。由汉代到唐代以后，进而扩展到包括孝道教育、社会伦理、人才培养、官吏选拔在内完整的养老制度体系。这是世界上最早、最全面的养老制度体系。因此，不能一味地认为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就是西方社会的产物，以为中国古代没有福利制度。其实，中国古代不但有，有些还很先进。中国历朝历代尤其是宋代，社会保障特别是社会救助制度很发达。同样，不应该认为社会工作是西方特有的，其实我国古代也有社会工作，不过名称可能叫义学、义仓、义诊、义演、义卖、义师。

几千年来，孝老文化对于维系中国家庭和社会稳定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现在，虽然时代变了，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变了，但是，中华民族孝老敬老的优良传统是必须延续的。对于老年人的赡养和尊重，既是现代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也是现代人的一种美德。

（摘编自景天魁《传统孝文化的古今贯通》）

【推荐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元杂剧《窦娥冤》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戏曲家关汉卿的代表作，位列我国十大悲剧之首。之前我们解读《窦娥冤》悲剧的原因主要是制度的黑暗、官吏的贪赃枉法、地痞流氓的猖狂和封建礼教的束缚等。近年来，人们讨论《窦娥冤》冤情的证据和法理问题，并引发了一些争论。大家普遍认为，由于当时的审讯方式的主观随意性和没有强有力的自然科学技术、实证科学研究传统与职业传统的支持，悲剧是必然的；也有人认为，对于借助鬼神来作为裁判的依据，丧失了法律的独立性。但是，无论是法学家还是文学史家，在研究《窦娥冤》时，都忽略了一个重要人物蔡婆，只把她作为弱者看待而深深地同情她。实际上，蔡婆才是这个悲剧的起因。

我们知道《窦娥冤》的第一个也是很关键的焦点是高利贷。楔子里说，窦天章因为不愿错过三年一次的科举，不得已借蔡婆的高利贷；又因为还不上蔡婆的高利贷，才忍痛将女儿卖给蔡婆八岁的儿子作童养媳，所以才有后来的悲剧发生。显然剧作家也是将蔡婆放高利贷作为故事的起因。

元代放高利贷是合法的，但元代高利贷的利息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元英宗时代修订的《大元通制》上明确指出：“诸称贷钱谷，年月虽多，不过一本一息……违例取息者，禁之。”一本一息就是按借款金额的10％支付利息。但是我们看蔡婆的利息，是百分之二百，借二十两，要还四十两，这样的放贷明显违法。而且看上窦天章的女儿，提出作为交换要窦娥作童养媳，属于夺人女儿。按照法律规定，罪上加罪，应该严惩。不仅如此，蔡婆在道德上也有明显问题：当窦娥心疼她违心承认下毒以后，她采取默认态度，一言不发，和窦娥“休打我婆婆，情愿我招了罢”形成鲜明对比。轻易代窦娥答应张驴儿父子的婚事，说什么喜事冲冲的，而和张驴儿父亲厮混在一起。所以蔡婆在法律上有罪，道德上有明显过错。

桃杌太守贪污受贿、严刑逼供，是案件的裁定者，也是悲剧的直接制造者。张驴儿父子为非作歹、抢劫投毒。也是悲剧的参与者和制造者。桃杌太守接受张驴儿的贿赂，贪赃枉法，内外勾结，固然在程序上、法理上有值得指责的地方，在证据上的处理也明显违法。

《元史·刑法志》说：“诸有毒之药，非医人辄相卖买，致伤人命者，买者卖者皆处死。”作为毒死张驴儿父亲的毒药是哪里来的？按照元代的法律，需要搞清楚，致死人命，应该买者卖者皆处死，但是桃杌太守完全不问毒药的来源，直接判处窦娥死刑，明显渎职枉法。

窦娥临死前发了三桩誓愿：血溅白练，六月飞雪，楚旱三年。结果显示，窦娥的这三桩誓愿都应验了。这三桩誓愿有一定的逻辑关系，也是古代人们表达冤枉时习见的方式。利用不可能出现的现象虚构，一方面是中国古代承认鬼神的存在，另一方面是古代天罚神断传统的延续，所以在当时没有什么瑕疵。戏剧的题目叫作《感天动地窦娥冤》，中国人信奉天人感应，认为人世间的事都会在天象上表示出来。感天动地实际上是对桃杌太守和整个楚州的惩罚。

中国的诗歌、戏剧、小说的悲剧在末了往往出人意料地体现出美好的结局，譬如《孔雀东南飞》的化鸟，《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化蝶等，成为中国文学的特色。

（摘编自孙娟《〈窦娥冤〉里的蔡婆》，《光明日报》2020年03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