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和伦理、经济等概念不一样,美更多涉及人对事物的情感评价,而且这种评价均趋于正面。以此为背景,审美的超功利性促进人追求雅化生活并对生活抱理想态度,这些都天然地通向一种健康、乐观、高尚的道德情操。也就是说,审美不是道德,但它天然孕育并涵养着道德。

中国传统文明萌芽于上古时期的巫史传统,但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上古的“巫”并没有发展出对后世文明产生强大统摄作用的宗教,而是显现出更理智清明的特点。这一特点的表现就是以美善相济作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这一价值观念的确立始于西周时期周公的制礼作乐。礼主要涉及道德伦理问题,但由其昭示的人的行为的雅化和群体活动的仪式化，则是审美的；乐是中国社会早期对诗、乐、舞等艺术形式的统称,它预示的心性、社会乃至天地人神的整体和谐,却指向伦理性的至善理想。虽然按照现代学科划分，美与善之间存在分界,但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论述中,两者却是混融的。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美与善之间仍然存在差异。比如在《论语.八佾》中,孔子评价上古乐舞《武》“尽美矣,未尽善也"，《韶》则“尽美矣，又尽善也”。这一方面说明美的未必就是善的,另一方面则说明善必然是从美出发的善，美对于道德之善而言具有奠基性和先发性。正是因此，自孔子以降,中国儒家主张以审美教育涵养道德教育，即以美储善。

中国传统儒家强调美对善的生成和涵养作用，同时也强调善向美的二次生成。人们相信,人的内在道德品质与外在形貌具有一体关系。良善的本性总会以美的形象向外显现。基于这种看法，孟子认为涵养内在的“浩然之气”是培育君子之德的要务，被这种道德化的浩然之气充盈的状态就是美的状态。

当代的儒家伦理学研究中,人们习惯于将中国儒家关于美、德关系的看法限定在个体化的人性养成方面,但事实上,它却具有家国天下的广远视野。按《诗经·泮水》等文献,起码在春秋时期，中国即存在完整的国家礼乐教育体系,天子有辟雍,诸侯有泮官，民间有庠序。宋元以降。借助话本和曲艺等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礼乐精神更在民间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弘扬。

要而言之,在中国古代，美一方面涵养道德，另一方面引领道德;它在个体层面涉及“以美立人”问题,在国家层面涉及“以美立国”问题。从中国历史看，由儒家确立的社会道德原则和伦理秩序之所以具有纵贯数千年的生命力，关键在于它借助美和艺术深化了道德的人性基础,活化了社会伦理秩序，软化了诸多人伦规则的机械和僵硬,使其更合乎人性和人情。认清这一点,有助于更深刻地体认美育之于中国当代学校乃至国民教育的重要性，同时也有助于为国家道德建设开启出一条更趋行稳致远的道路。

(摘编自刘成纪《中国古典美学中的“美”与“德”》)

新诗以中华文化为依托，在外来诗歌的影响下出生和成长。臧棣曾评价新诗是“在中西文化冲突中不断拓展的一个新的审美空间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新诗如何接纳古今中外的影响所呈现的迷思是其百年发展及未来所需关注的。

新诗是在古典诗歌基础上发展变化而来，但是无论其间的反叛还是背向，在本质上是不可能将两者完全独立起来的。早期新文学的推手胡适大力贬低文言旧诗，提倡白话新诗，但他自身仍承认有向宋诗学习的诗作，除他之外，还有许多诗人的诗作皆有古典诗的影子，如废名、朱湘、戴望舒、卞之琳、林庚……中国新诗无论如何发展，都是在中华文化土地上生根发芽，汲取了古典诗歌精华，这一事实是不可否定的，也是不可忽视的。

追溯历史可见，早期新诗的发展离不开国外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的推动，他们的学识和视野都经过国外教育的熏陶而得到了极大拓展。西方诗潮在中国的大力宣扬和广泛传播，这背后既有被迫推动的命运之歌，更有诗歌发展态势的必然趋向。留美归来的胡适对诗歌的构想无疑受到英美意象派的影响，以自己的《尝试集》率先为白话新诗铺路；深受日本俳句和印度诗人泰戈尔影响的冰心也推出自己“爱”的代表诗集《繁星》、《春水》，为新诗注入新鲜血液。20世纪30年代现代派诗人艾青、卞之琳等人主要受法国象征派诗歌观念的影响；40年代九叶诗派受西方现代主义影响较大；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朦胧诗与西方现代派的关系也很密切；直到今天，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依然和西方诗歌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接受中国古典诗歌和西方诗歌的影响是新诗自身发展的一大动力，然而也很可能带来视野的局限，对这两者应如何结合和接受所呈现的迷思是新诗一直在摸索与调适的。新诗在古典诗歌的土壤中接受阳光雨露变革旧诗，结合西方诗艺追求新理念，两者结合从而指向重生，而两者在古今中外文化间的融合和失真状态，是其不断追求中所一直呈现的迷思。朱光潜曾指出：“我们的新诗运动正在开始，我们必须郑重谨慎，不能让它流产。当前有两大问题须特别研究，一是固有传统究竟有几分可以沿袭，一是外来影响究竟有几分可以接收。”在不同的时期、文化、社会环境中，新诗的选择是不一样的。龙泉明也曾说：“新诗对传统与西方的选取，在各个时期，各个诗派与当今诗人那里，常常是有条件的，有其选择重点的。”

接受古今中外的诗歌影响是新诗百年来的重要标识，在不同的时期和环境中有着不同的表现，而如何对待这标识所体现的交融迷思却仍在摸索中，这一自身特点将有待于诗歌的自身呈现和不断拷问，也有待于在今后的诗歌发展中得到更多的领悟与解释。

（摘编自陈西西《新诗的追逐与迷思》）

清淡有味

李娟

烟花三月，与友人去西湖边的龙井村喝茶。

坐在窗前，透过雕花的窗棂向外张望，春雨过后，茶山上云烟渺渺。不远处，见采茶人背着背篓，戴着斗笠忙着采茶。不一会儿，茶山上升起淡淡的薄雾，如女子飘逸的纱裙，半山腰的采茶人仿佛站在云里一般。穿蓝花旗袍的女子端来几杯龙井，嫩绿的茶叶如雀舌，品一口清香悠然，心也一瞬间纯净透亮起来。茶，适宜和三两故友同品，有时谈天说地，有时只静静对坐着，不说什么也是好的。

知堂先生写过：“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约三两知己，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清茶如春风，几杯入喉，人就轻盈喜悦起来。细细品味这个“茶”字，原来是人在草木间，那是人生另一个美好的境界。

近日，读作家车前子的散文集《茶墨相》《苏州慢》《册页晚》。那些文字如清茶一杯，滋味无穷。读那些文字，似漫步在清清溪水边，在清流里掬一捧水，在田野上摘一朵花，落花流水皆文章。

翻阅他的书，仿佛坐在一叶小舟中，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书中他写饮茶、作画、听琴、读帖，文风清丽，开阔静气。

他的散文如宋代的一幅水墨，山水清明，云烟苍茫。中国水墨画讲究写意，闲闲几笔，简静自然，平淡天真。他的散文随笔，亦新亦古，洒脱随性，有着明清小品文的风骨与余韵。

车前子的文字处处有留白。一个人写作时若有十分力气，他大约只用了六七分。真正的好文章不会写得太满，真正的好作家更不会把力气用尽。一个人用力过猛地写作，仿佛年轻的女子爱上了一位男人，飞蛾扑火一般热烈和投入，让读者没有了回味和喘息，这样的作家算不得高手。真正的好作家，下笔时只用七分力气，心中之事，还留有三分。作家仿佛是习武之人，比的是内力而不是外力。好文章是四两拨千斤，处处有留白，给读者留下细细品味的空间。

古人的文章读多了，也仿佛多了几位古代的朋友。我若生在明代，真希望能与张岱做朋友。

那一晚雪落汉江，翻开他的书，读《湖心亭看雪》。张岱逸笔草草，极简极淡，寥寥几笔勾勒出一幅水墨丹青。此时，山川大地一派洁净。我读了又读，最喜欢此句：“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清水淡墨，简静出尘，有意境之美。落雪之夜，品茗、读书、听雪，围炉夜话，古代文人生活的情趣和闲逸都在他的笔墨里。

写作如同作画，到了一定的境界，原来是删繁就简，也是给美人卸妆，卸去浓墨重彩，姹紫嫣红，越发注重一个“淡”字。作家多次修改、打磨的文字，如丰子恺反复画的一弯月亮，新月如眉，挂在湛蓝的天空。清淡有味，余韵悠长，让人念念不忘。

品茶、观帖、赏画、读书，人生最美的感受不过是书外情思，画外之音，茶后余味。真正的艺术大多平淡天真，不渲染，不雕琢，却能给人以安静平和的力量。

艺术之美大概如此，生活的真意也正是如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