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在2019年7月6日召开的第43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大会上，“良渚古城遗址”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②良渚古城建造于约公元前3300-2300年间，距今五千年左右。除了世界遗产的光环，“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令人振奋的另一层意义是，中国五千年前文明史终于得到国际承认。

③良渚申遗成功的意义，第一是古城，这个良渚王城，是中国文化的早期中心，第二是神话，形成了神话叙事的核心话语系统。良渚文化的价值最高的是早期神话，因为王城废弃了，神话流传下来。所以神话远比王城重要。良渚遗址中发掘出的大量玉器物象和祭祀遗址中，有大量天地日月崇拜、龙凤崇拜的物象叙事，一直延续下来，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这些神话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共同性与统一性。

④德国哲学家谢林曾说：“一个民族，只有当他们认同了共同的神话时，它才是一个真正的民族。”在华夏民族的形成发展过程中，神话起到了精神滋养作用，文化认同作用，其最为突出的表现是图腾文化的认同、至上神灵的认同。

⑤中华民族有五千年历史，其实有文字记载的不过三千多年，之前还有一两千年的历史如何确认？“神话”是重要的确认方式，这里的“神话”当然不是语言的传说，而是_________________。

⑥神话流传有三种途径。第一种是用语言文字记载下来的神话，如大家熟悉的“盘古开天地”、“女锅造人”等神话传说，既有古老的典籍文字记载，也有民间口头传承，我们称为神话的语言叙事；第二种是和信仰结合，比如祭祀仪式、以仪式演述故事，比如端午竞渡，这些行为传述着古老神话，我们叫神话的行为叙事；第三种是和物质形式和图像景观结合起来的叙事，如特定的器物、塑像、绘画，以及建筑等，我们叫神话的物象叙事。

⑦良渚文化时期还没有文字，无法靠语言记录，古老的祭祀仪式现在也无法完全重视，其文化特质主要只能通过墓葬文物来推断，那么最为重要的，就是物质图像部分所表现出来的神话故事。

⑧良渚文化出土了大量玉器，如玉璧、玉琼等等，都是重要的礼器，这些玉器对稍晚的龙山时代诸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分布范围达到大半个中国。玉文化的传统一直延续，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部分。《周札·春官·大宗伯》中有“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也就是说用璧祭天，用琮祭地。两千年前的文字记载，与五千年前的考古文物契合一致。天地神话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创世神话，良渚王城考古遗址成为中国最高王权掌握主流信仰神话的有力证据，是成熟的中华文明精神体现，具有文化源头的深刻意义。

⑨良渚文化出土的“十二节玉琮”，是关于天地自然崇拜的礼器，内圆外方的形制，暗合“天圆地方”的神话观，十二节和天文历法上的十二个月应该有关联，是古人对天地日月的时间记录。天圆地方的观念，这和后来中华文化的天地观念是一脉相承的。

⑩良渚文化最重要的遗产是它奠定了中国统一的神话文化基础。“天圆地方”的概念从良渚文化到夏商周文化，再到清代天坛、社稷坛，以及现代的中华世圮坛，有一条清晰的传承线索。五千年的不间断的中华文明，良渚文化就是源头的直观呈现。

⑪良渚文化时期，龙凤两大文化文汇，也是中国创世神话发展的大事。上海福泉山的良渚文化陶器上的龙纹，成为后来龙文化最典型的纹饰之一，这是良渚文化后期，夏禹龙文化东进南下的标志性事件，中华文化从此走向了龙凤呈祥的新时代。

⑫良渚文化构建了中国创世神话的基本谱系。中国神话的多元发生，在八千年的兴隆洼文化的龙纹，七千年前的河姆渡凤纹就已经出现了。经过数千年的演进和交流，这些主流的多元文化于五千年前在良渚交汇整合，形成的关于天地神话、关于龙凤神话叙事，以及至上神的叙事和崇拜，形成了早期中国统一神话文化的源头，关于天地日月神话、关于龙凤呈祥神话、关于至上神像的崇拜，是民族的共同的神话叙事，成就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前提。神话是良渚文化的灵魂，也是中华民族的灵魂。

根河之恋

根河是鄂温克人^【1】的母亲河。

春天，根河从厚厚的冰层中泛起春潮，河的巨大生命力迸发开来，它推去坚冰，欢快地伸展腰肢，向远方而去。这破冰时节的河水才是它真正的本色，纯真清洌，水晶一般透明。这条源自大兴安岭的河，原本的名字“葛根高勒”，正是清澈透明的意思。在一个个春天的日子里，根河回到童年，回到本真，然后再一次次丰满成熟，将涓涓乳汁流送给两岸的万千生物。

传统的鄂温克人跟森林河流贴得最近。他们与驯鹿为伴，生活起居、狩猎劳动，都离不开看上去“四不像”的驯鹿。眼下，这些温顺的大鹿在全世界已所剩不多，鄂温克人结束了最后的狩猎，放下了猎枪。他们离开森林，进入城市或远走他乡，但敖鲁古雅部落受人尊重的长辈94岁的玛丽亚·索一步也不想离开她的驯鹿。

一踏进根河，我就听说了她美丽的名字。先前见到过作家乌热尔图为这位老奶奶拍的一张照片。白桦林里，老人穿着长袍，扎着头巾，侧身站在一头七叉犄角的驯鹿前，她微微佝偻着身子，皱巴巴的手轻抚着鹿柔细的皮毛。鹿依偎在她的袍子下，那儿一定有着母亲的气息。她神色沉静而坚毅，嘴角两旁的皱纹宛如桦树皮上的纹路，仿佛她的脸上就印刻着她相守了一生的森林。她或许就是根河的化身，充满了母性的慈祥，又有着丰富的传奇。年轻时她漂亮能干，是大兴安岭远近闻名的女猎手，与丈夫在密林里行走，打到的猎物无论多远，总是她领着驯鹿运回部落。这位伟大的母亲至今仍恬然生活在她的鹿群之中。

其实我很想去为玛丽亚·索拍一张照片。这些年，涌到玛丽亚·索猎民点参观游览的人络绎不绝，但我想，我这样匆匆来去，怎能配得上她的丰厚？怎能有乌热尔图探望她时目光里的深沉呢？

因为乌热尔图是根河的儿子。当年，这位从小生活在大兴安岭的鄂温克青年捧着他的《琥珀色的篝火》走上了文坛，刹时让人眼前一亮。人们从他的小说里，认识了这个寂寞又热烈的民族。出乎意料的是，乌热尔图后来辞去京官重返故乡。时隔多年，当我行走在呼伦贝尔草原上，那些将天边画出蜿蜒起伏线条的山丘，那些怒放成海洋或孤零零独自开放的鲜花，那些低头吃草或昂头沉思的马群，还有那些袒露在草原上始终默默流淌的河，都让人忍不住心潮起伏。这位鄂温克作家返乡的理由还需要问吗？就是这草原这河流这民族，是祖先留在他身体里的血脉在涌动啊！

乌热尔图在回到草原以后的日子里，完成了《呼伦贝尔笔记》等一系列著作和摄影作品，那是他数十载的文化寻根，是他作为一个鄂温克的儿子，对母亲的深情眷念与报答。

我们山外的人远道来看山，原本住在山上的人却搬下了山。

人类到了21世纪，越来越意识到人与自然必须平等相处。生活在根河的大多数鄂温克人恋恋不舍地告别了山林，将更多的空间留给了无边的草木以及驯鹿、黑熊、狼、灰鼠和蝴蝶。在离城市不远的一个地方，新建了童话般的家园，这座小城就叫了根河。

我们去到那里时，从山林里搬出的鄂温克人正三三两两地在自家门前干着一些零碎的活儿。男人穿着时尚的T恤和牛仔裤，女人们烫了发，有的还挑染成了黄的深红的，她们的裙子仍然长长的，跟老去的玛丽亚•索一样，但却是城市里流行的花色。

这里的房屋都是政府投资兴建的，咖啡色外墙，小尖顶，搬进来的一家家鄂温克人按照自己的想法装扮屋子，盘算着未来。鄂温克人与外族人通婚是常见的事情，近些年更为普通，他们的孩子大多取的是鄂温克名字，成为这新部落的新一代。这里曾有过多年的繁忙，大兴安岭的木材源源不断地从根河运往大江南北。眼下，过往的一切留在了画册里。伐木工变作了看林人，大批工人需要学习新技能，谋求新职业，他们在努力与以往告别，与未来接轨。

根河天亮得很早。走到窗前一看，根河就在眼前，河对面的广场上已经有许多人在翩翩起舞，似乎这个小城的人都聚集在此了。根河的水伴着音乐荡漾，我忍不住踱过根河桥，进入了舞者的欢乐。用不着有任何忐忑，大家都是这样笑着来又笑着去的。这些根河小城中的曼妙舞者啊！我模仿着她们举手投足，扭动腰肢，想象着生活在此的种种愉悦。那是我度过的最为愉快的时刻。

阳光将河水映照得流光溢彩。我知道我虽然来过了，但却远远抵达不了这河的深奥，我只能记住这些人和这些让人眷恋的时光。

（取材于叶梅的同名散文）

巴蜀文明源远流长，历史文化积蕴深厚。巴蜀文化与巴蜀文学的发展并非同轨运行，直到西汉文翁入蜀兴学，巴蜀文学才渐发展起来。令人诧异的是，巴蜀文学刚刚起步时，就出现了以蜀中四贤为杰出代表的作家，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魏晋有南北之分，南朝诗歌创作兴盛，而蜀中却无一知名作家。到了唐代，巴蜀文学又重新焕发出光彩，迎来了又一个文学高峰。五代时期四川为地方势力割据，但文学创作呈现出兴盛局面，尤其是后蜀时期，西蜀成为词创作的中心。宋代是继唐代之后巴蜀文学创作的另一个高峰。宋代对文官的优待以及崇文轻武的政策，加上五代末期大批文人入蜀，使四川人才济济，导致宋代巴蜀文学繁荣昌盛。这种繁盛局面维持到宋端平三年蒙古铁蹄南下破蜀，便发生了变化。从元代到清代，四川遭受多次战争创伤，人口急剧减少，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均遭到重创难以复原。加上明清时期经济与文化中心向江浙转移，经济的衰退导致文教的式微，元明清时期巴蜀文坛难以如唐宋时期辉煌。

巴蜀作家往往具有创新精神，站在当时文学创作的最前沿，作品代表了整个文坛的最高成就。其中汉赋、唐诗、宋词的杰出代表者就是巴蜀作家，从而独领风骚而万世流芳。汉赋是在司马相如手中定型的，为汉代辞赋创作奠定了基础。唐诗中的杰出作家陈子昂、李白，在促进唐代诗风转变的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薛涛是唐代最为出名的女诗人，与宋代李清照一样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杰出女作家代表。五代时期西蜀成为词创作的中心，欧阳炯、孙光宪、李珣等都是当时最著名的词人。宋代巴蜀作家又一次引领风骚。苏轼的诗、文、词创作代表了宋诗、宋文、宋词的最高成就……上述巴蜀作家都是在离开四川后才扬名于世的，但也有一些作家是入蜀后才声名渐显的，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自古诗人例到蜀”。“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诸人皆曾入蜀。盛唐两位边塞诗人高适和岑参，也都来四川为官，留下了许多吟咏蜀中山水风物的诗篇。杜甫的七律是在蜀地定型的，同样也代表了唐诗中七律的最高成就。此外，元稹、贾岛、李商隐、温庭筠、韦庄、李珣、孙光宪、黄庭坚、陆游、范成大等著名唐宋诗人都曾入蜀。

巴蜀作家似乎天生具有浪漫气质，巴山蜀水钟灵毓秀，古蜀大地悠久的神话传说孕育了诗人们的丰富想象。在创作方法上偏向于浪漫主义，在风格上偏向于崇高壮美，作品具有强烈的感染力。汉赋和唐诗最能显示巴蜀文学的崇高壮美风格。这些不同时期的巴蜀作家，创作体裁与内容各不相同，但都表现出同样的崇高壮美风格。巴蜀文学多才女作家。中国古代文学史算得上是一部男性创作史，古代女作家寥寥，但巴蜀文学却不乏女诗人，甚至代有其人。如汉代的卓文君，唐代的薛涛，五代的李舜弦、花蕊夫人与黄崇嘏，宋代的蒲芝、史炎玉、谢慧卿，明代的黄峨，清代的王淑昭、林颀、沈以淑、左锡嘉、梁清芬等。巴蜀多女作家的一个前提是家族文学的兴旺，从宋代眉山三苏起，直到清代绵州三李，中间出现数量众多的文学家族，这是巴蜀文学发展的一个突出现象。此外，巴蜀自古就是多民族聚居之地，藏羌彝等少数民族与汉族和睦共处，在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中，也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文学作品。

（摘编自王永波《从时空维度看巴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