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与音乐、舞蹈同源

朱光潜

就人类诗歌的起源而论，历史学与考古学的证据远不如人类学与社会学的证据重要，因为前者以远古诗歌为对象，渺茫难稽；后者以现代歌谣为对象，确凿可凭。但从这两方面的证据看，诗歌与音乐、舞蹈是同源的，而且在最初是一种三位一体的混合艺术。

古希腊的诗歌、音乐、舞蹈三种艺术都起源于酒神祭典。在祭典中，主祭者和信徒们披戴葡萄及各种植物枝叶，狂歌曼舞，助以竖琴等各种乐器。从这祭典的歌舞中后来演出颂神的抒情诗，再后来演为悲剧及喜剧。这是歌、乐、舞同源的最早证据。

近代西方学者对于非洲、澳洲土著的研究，以及中国学者对于边疆民族的研究，所得到的歌、乐、舞同源的证据更多。

澳洲土著的考劳伯芮舞非常有名。这种舞通常在月夜里举行。舞时诸部落集合在树林中一个空场上，场中烧着一大堆柴火。妇女们站在火的一边，每人在膝盖上绑着一块袋鼠皮。指挥者站在她们和火堆的中间，手里执着两条棍棒，他用棍棒一敲，跳舞的男子们就排成行伍，是到场里去跳。这时指挥者一面敲棍棒指挥节奏，一面歌唱一种曲调，声音高低恰与跳舞节奏快慢相应。妇女们不参加跳舞，只形成一种乐队，一面敲着膝上的袋鼠皮，一面拖着嗓子随着舞的节奏歌唱。

此外澳洲土著还盛行各种模仿舞。舞时他们穿戴羽毛和兽皮做的装饰，模仿鸟兽的姿态和动作以及恋爱和战斗的情节。舞者尽是男子，做着狂热的姿势，唱着狂热的歌调。从这种模仿舞我们可以看到原始歌舞是充分表现内在情感的。

原始人类唱歌就必跳舞，跳舞就必唱歌。《诗经》的“颂”原句，“舞容”。颂诗是歌舞的混合，痕迹也很显然。汉魏《乐府》有《鼓吹》《横吹》《清商》等篇名，都是以乐调命名诗篇。这些事实都证明诗歌、音乐、舞蹈在中国古代原来也是一种混合的艺术。

这三种艺术中分立最早的大概是舞蹈。《诗经》的诗大半都有乐，但有舞的除《颂》之外似乎不多。《颂》的舞已经过朝廷乐官的形式化，不复是原始舞蹈的面目。汉人《乐府》，诗词仍与乐调相伴，“舞曲歌词”则独立自成一类。就诗与乐的关系说，中国旧有“曲合乐曰歌，徒歌曰谣”的分别。“徒歌”完全在人声中见出音乐，“乐歌”则歌声与乐器相应。“徒歌”原是情感的自然流露，声音的曲折随情感的起伏，与手舞足蹈诸姿势相似；“乐歌”则意识到节奏、音阶的关系，而要把这种关系用乐器的声音表出，对于自然节奏须多少加以形式化。

诗歌、音乐、舞蹈原来是混合的。它们的共同命脉是节奏。在原始时代，诗歌可以没有意义，音乐可以没有“和谐”，舞蹈可以不问姿态，但是都必有节奏。后来三种艺术分化，每种均仍保存节奏，但于节奏之外，音乐尽量向“和谐”方面发展，舞蹈尽量向姿态方面发展，诗歌尽量向文字意义方面发展，于是彼此距离就日渐其远了。

（选自《诗论》，有删改）

情与辞

朱光潜

一切艺术都是抒情的，都必表现一种心灵上的感触，显著的如喜怒爱恶哀愁等情绪，微妙的如兴奋颓唐忧郁宁静以及种种不易名状的飘来忽去的心境。文学当作一种艺术看，也是如此。不表现任何情致的文字就不算是文学作品。文字有言情说理叙事状物四大功用，在文学的文字中，无论是说理叙事状物，都必须流露一种情致，若不然，那就成为枯燥的没有生趣的日常应用文字，如账簿、图表、数理化教科书之类。不过这种界线也很不容易划清，因为人是有情感的动物，而情感是容易为理、事、物所触动的。许多哲学的，史学的，甚至于科学的著作都带有几分文学性，就是因为这个道理。我们不运用言辞则已，一运用言辞，就难免要表现几分主观的心理倾向，至少也要有一种“理智的信念”，这仍是一种心情。

情感无法直接表现于文字，都必借事、理、物烘托出来，这就是说，都必须化成思想。行文的第一步要心中先有一种情致，其次要找出具体的事物可以烘托出这种情致，最后要找出适当的文辞把这内在的情思化合体表达出来。创造也并非无中生有，它必有所本，自然就是艺术所本。艺术根据自然，加以熔铸雕琢，选择安排，结果乃是一种超自然的世界。艺术之所以为艺术，全在“自然”之上加这一番“人为”。情是自然，融情于思，达之于辞，才是文学的艺术。在文学的艺术中，情感须经过意象化和文辞化，才算得到表现。浑身都是情感不能保障一个人成为文学家，犹如满山都是大理石不能保障那座山有雕刻，是同样的道理。一个作家如果信赖他的生糙的情感，让它“自然流露”，结果会像一个掘石匠而不能像一个雕刻家。雕刻家的任务是给那块顽石一个完整的形式，一条有灵有肉的生命。

英国诗人华兹华斯有一句名言：“诗起于在沉静中回味过来的情绪。”在沉静中经过一番回味，情感才由主观的感触变成客观的观照对象，才能受思想的洗炼与润色，思想才能为依稀隐约不易捉摸的情感造出一个完整的可捉摸的形式和生命。这个诗的原理可以应用于一切文学作品。

就大概说，文学作品可分为三种，“情尽乎辞”，“情溢乎辞”，或是“辞溢乎情”。心里感觉到口里也就说出十分，那是“情尽乎辞”；心里感觉到十分，口里只说出七八分，那是“情溢乎辞”；心里只感觉到七八分，口里却说出十分，那是“辞溢乎情”。就常识说，情尽乎辞也应该是文学的理想。不过，“情溢乎辞”也未尝没有它的好处。语文有它的限度，尽情吐露有时不可能，纵使可能，意味也不能很深永。艺术的作用不在陈述而在暗示，古人所谓“言有尽而意无穷”。含蓄不尽，意味才显得闳深婉约，读者才可自由驰骋想象，举一反三。把所有的话都说尽了，读者的想象就没有发挥的机会，虽然“观止于此”，究竟“不过尔尔”。拿绘画来打比，描写人物，用工笔画法仔细描绘点染，把一切形色都尽量地和盘托出，结果反不如用大笔头画法，寥寥数笔，略现轮廓，更来得生动有趣。画家和画匠的分别就在此。画匠多着笔墨不如画家少着笔墨，这中间妙诀在选择与安排之中能以有限寓无限，抓住精要而排去糟糠。

（节选自《谈美•谈文学》）

诗人的孤寂

朱光潜

①心灵有时可互相渗透，有时也不可互相渗透。在可互相渗透时，就可以默然相喻；在不可渗透时，隔着一层肉就如隔着一层壁。惠子问庄子：“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反问惠子：“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谈到彻底了解时，人们都是隔着星宿住的。

②比如眼前这一朵花，你我所见的完全相同吗?你我所嗅的完全相同吗?你我所联想的又完全相同吗?你觉得香的我固然也觉得香，你觉得和谐的我固然也觉得和谐，但是香的、和谐的，都有许多浓淡深浅的程度差别，毫厘之差往往谬以千里，一般人较量分寸而无暇剖析毫厘，以为这无关宏旨，但是古代寓言不曾明白地告诉我们，压死骆驼的就是最后一茎干草吗？

③凡是情绪和思致，愈粗浅，愈平凡，就愈容易渗透；愈微妙，愈不寻常，就愈不容易渗透。一般人所谓“知解”，都限于粗浅的皮相，而浓淡深浅上的毫厘差别是无法从这个心灵渗透到那个心灵里去的。在粗浅的境界，我们都是兄弟；在微妙的境界，我们都是秦越。曲愈高，和愈寡，这是心灵沟通的公例。

④诗人之所以异于常人，是在感觉方面异常锐敏。常人的心灵好比顽石，受强烈震撼才生颤动；诗人的心灵好比蛛丝，微嘘轻息就可以引起全体的波动。常人所忽视的毫厘差别对于诗人却是奇思幻想的根源。一滴水便是大自然的返影，一阵螺壳的啸声便是大海潮汐的回响。在眼球一溜转或是肌肤一蠕动中，诗人能窥透幸福者和不幸运者的心曲。他与全人类和大自然的脉搏一齐起伏震颤，然而他终于是人间最孤寂者。

⑤诗人有意要“孤芳自赏”吗?他看见常人不经见的景致不曾把它描绘出来吗?他感到常人不经见的情调不曾把它抒写出来吗?他心中本有若饥若渴的热望，要天下人都能同他在一块赞叹感泣。可是，在心灵探险的途程上，诗人不得不独自踯躅了。

⑥在一般人心目中，这位独自踯躅者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诗人布朗宁在《当代人的观感》一首诗里写过一幅很有趣的画像。一位穿着黑色大衣的人天天牵着一条老狗在不是散步的时候在街上踱来踱去，到处探头探脑，他真是一个怪人!——诗人的当代人这样想，一般人对于诗人的了解就是如此。

⑦一般人不也把读诗看作一种时髦的消遣吗?伦敦、纽约的街头不也摆满着皮面金装的诗集，让老太婆和摩登小姐买作礼物吗?群众所叫好的都是前一代的诗人，或是模仿前一代诗人的诗人，他们的音调都已在耳鼓里震得滥熟。如果有人换一个音调，他们就不免“对牛弹琴”了，“诗人”这个名字在希腊文中的意义是“创作者”。凡真正诗人，都必定避开已经踏烂的路去另开新境，他不仅要特创一种新风格来表现一种新情趣，还要在群众中创出一种新趣味来欣赏他的作品。但是这事谈何容易？“千秋万岁名”往往是“寂寞身后事”。诗人能在这不可知的后世寻得安慰吗？汤姆生在《论雪莱》一文里骂得好：“后世人!后世人跑到罗马去溅大泪珠，去在济慈的墓石上刻好听的殊语，但是海深的眼泪也不能把枯骨润回生！”

“音象”，是对中国文学中声音之象的泛称，是指文学（诗歌）作品在音乐或格律的参与下形成的声音效果，以及由声音效果产生的形象体验。与之相对，“诗象”用于指称依靠文字内容而产生的主体想象和认知。“音象”与“诗象”是构成文学“意象”的基石，充分剖析作为“意象”重要维度的“音象”，有助于全面认知“意象”概念。

魏晋之前，“音象”主要以“乐象”为存在形态，到了唐代，建构在音律或格律基础上的整体音响效果及形象体验，是“音象”存在形态之一。就此种“音象”而言，音乐或格律的运用会使作品形成一种独特的氛围或气质，从而在整体上营造出与众不同的声音效果。对入乐性作品来说，这种整体效果主要借助音乐的曲调、节奏、旋律来实现；对不入乐作品来说，则主要以语辞的韵律性和音乐性来体现。配乐而歌是中国古代音乐文学的最典型形态，对唐代而言，以齐言歌诗和杂言曲辞最具代表性。来看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混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据考证，该诗配乐歌唱之事实是确定无疑的。王维诗的立意在送别.故此可以推断与之相配的音乐也应当以感伤的基调为主，即便是先有辞，然后才根据意境产生了曲，但音乐由回环的旋律而产生的“三叠”的唱法，对诗意的升华无疑是有重要作用的。从而使渭城朝雨与阳关漫道、绿柳垂杨与大漠孤烟的形象对比更为突出，惜别之情跃然纸上。唐代入乐性作品，还包括很多杂言曲辞。各种民间谣辞、酒令、琴歌，甚至是佛教俗讲，都往往凭借音乐深入人心，加以传播。很显然，吟唱之声的婉转动听，在人们接受文意、领会经旨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此时音乐产生的“音象”可能是模糊的，但它相当于一个朦胧的场域，与文字层面的“诗象”相结合，从而使“意象”意义获得彰显。

如果说，入乐性的歌诗由于与音乐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从而使得“音象”的作用较为突出，那么下面就来考察不入乐的徒诗“格律”中蕴含的“音象”潜能。对唐代徒诗而言，李泽厚称：“盛唐诗歌和书法的审美实质和艺术核心是一种音乐性的美。”北宋郭茂情《乐府诗集》甚至把唐代的律、绝体诗歌称为“近代曲辞”和“新乐府辞”，这充分说明了这些作品本身具有的音乐性。正是由于唐代诗歌在格律上仍然保留着音乐性潜能，在吟诵过程中产生的音乐效果便构成了新的“音象”存在形态。这种音声层面的“音象”与文字层面的“诗象”相得益彰，从而使“诗象”升华为“意象”，提升了诗歌的审美境界。

综上所述，“音象”在文学中与“诗象”同样重要，它们都是构筑“意象”、生成意蕴的必要保障。“音象”与“诗象”的结合，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学的音乐性、抒情性和表意性的特征。

（摘编自韩伟《唐代“音象”当论》，《文学评论》2017年第6期）

诗人应该如何回应时代的呼唤，这是一个常说常新的问题，社会的进步，技术的发展，让我们进入全新的信息时代。新的传播手段，让诗歌这种曾是少数精英写作的“文学皇冠”艺术，变成了大众传情达意的工具，繁荣和杂芜共存，多样与无序同在，先锋与通俗携手。诗歌这门艺术，其边界被各种突破和探索改变，在一些人那里，诗歌成了一种面貌模糊的快餐产品，更有激进者和无知者进行无底线的尝试，以惊世骇俗的语言涂鸦从事所谓的诗歌写作。因此，真正热爱诗歌并坚守诗歌精神的诗人们，在今天需要更加努力回应时代的呼唤，写出无愧时代的诗篇，这是诗人的天职与担当。

努力提升诗歌精神的时代高度，是中国诗人特别是百年新诗历史所证明的诗之大道。百年中国新诗的发展，就是真实地记录并表达了中华民族奋起反抗、争取自由解放的百年心路历程，成为中国人百年来振兴中华的情感史。中国新诗在民族危亡和社会变革的每个历史时期，都产生了代表性的诗人和里程畔式的诗篇。在“五四”时期，胡适、郭沫若、徐志摩、冰心等，都是开一代风气的大家。抗战时期，艾青的《我爱这土地》、田汉的《义勇军进行曲》，还有田间等一大批诗人的作品，记录了中华民族危亡时用血肉筑起长城的精神。新中国成立之初，贺敬之的《放声歌唱》，以及郭小川、闻捷、公刘等诗人的作品，记录了一个站起来的新中国所激起的浪漫情怀。直到改革开放，重新歌唱的牛汉、绿原等老诗人，以及舒婷、顾城等青年诗人的作品，呈现改革开救和思想解放的中国重新焕发青春的气象……坚守中国新诗与时代同行的初心，不忘中国新诗与中华民族同呼吸、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鼓与呼的使命，中国诗歌一定能产生更多更好的无愧时代的伟大诗篇。

努力开拓诗歌题材的社会深度，是中国诗人在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所做的最重要工作。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间，诗坛空前繁荣纷杂，而创作主潮深化了中国诗歌的题材。自20世纪末以来，对外开放让中国年轻一代有机会接受现代文学思潮，中国孕育了影响深远的现代主义诗歌潮流，呈面对世界的向外姿态，面对现实的向下姿态。向下面对脚下土地的写实主义，经过近四十年多次流变而成为诗坛主要的新写实主义诗潮。这些作品不拒绝在表现手法上向西方学习，但诗歌的元素和资源是目光向下，面对本土，表现大众生活，为普通百姓呐喊，同时强调自我独特的创作风格，具有较强的民族性。及物写作与表现自我之结合，成为诗坛的新主潮。同时，坚守古典诗歌的传统，坚守“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统在诗坛也没有缺席，他们用文言创作的格律诗词表现社会生活，表现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守。

努力锤炼诗歌语言的艺术精度，是每个中国诗人的天职与担当。诗歌是一门与语言有关的艺术。悠久的诗歌发展史，也是诗歌语言越来越典雅精美并且富于活力的过程。《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以及近现代出现的新诗等中国诗歌的语言运用，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精美绝伦，成为我们民族气质的体现。从现实生活中汲取鲜活且有生命的语言，拒绝粗鄙低俗的诱感，拒绝空话套话的侵蚀，不仅考验每个诗人掌握语言的分寸和技巧，更能呈现诗人文化修养的成色。   

摘编自叶延滨《回应时代的呼唤是诗人的天职》）

戏剧是在舞台上表演的综合艺术，主要借助文学音乐、舞蹈、美术等艺术手段来塑造人物形象，揭示社会矛盾，反映社会生活。戏剧文学是供舞台表演使用的脚本，又称剧本，是与小说、诗歌、散文并列的文学样式。通常所说的戏剧欣赏，主要指的就是对剧本的欣赏。

戏剧欣赏，首先要了解戏剧所展示的戏剧冲突。弄清冲突是怎样形成的，冲突的性质是什么，进而弄清冲突发展的过程，完整地把握剧本的情节。戏剧冲突，主要指剧本中所展示的人物之间、人物自身以及人与环境之间的矛盾冲突，主要表现为剧中人物的性格冲突。比如《雷雨》第二幕中涉及多处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这些冲突表面看来是家庭内部的矛盾，实际上是阶级之间的矛盾。鲁侍萍与周朴园之间的冲突实为下层劳动人民与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冲突；周朴园与鲁大海之间的冲突实为资本家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冲突。戏剧冲突既是社会矛盾的反映，也是人物性格发展的必然。

戏剧欣赏，其次要把握戏剧语言。语言是构成剧本的基础。戏剧语言包括人物语言和舞台说明。人物语言也叫台词，包括对白、独白、旁白等。剧作家通过人物语言来展开戏剧冲突，塑造人物形象，揭示戏剧主题，表达自己对生活的认识。舞台说明是一种叙述语言，用来说明布景、环境、人物的动作及心理等，直接展示人物的性格和戏剧的情节。第一，要品味个性化的人物语言。所谓个性化，是指受人物的年龄、身份、经历、教养、环境等影响而形成的个性特点。第二，要品味富有动作性的人物语言。动作性包括外部动作和内部动作（内心活动），像周萍打鲁大海，他们之间表现为外部动作；鲁侍萍看见周萍打鲁大海后那种痛苦的心情，是内部动作。第三，要品味人物语言中蕴含的丰富的潜台词。好的潜台词总是以最少的语言表达最丰富的内容，给人以品味、想象的空间。比如《雷雨》中，鲁侍萍听周朴园“沉吟”“无锡是个好地方”的时候，虽然顺着他的话语说“哦，好地方”，但其中包含着丰富的潜台词。

戏剧欣赏，还要欣赏戏剧中的人物形象。第一，要抓住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第二，要揣摩人物的语言；第三，要随着剧情的发展，弄清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因为人物形象是在戏剧冲突的发展中通过戏剧语言来刻画的，戏剧冲突主要是剧中人物的性格冲突，它为人物性格所决定，同时又是为展示人物性格服务的。因此，要完整地了解一个人物形象，还要弄清在冲突的发展过程中，这个人物形象有无变化，以及有哪些变化。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