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家炎1933年出生于上海宝山。早在吴淞中学时期，便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学作品。1950年入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后到安徽做过四期土改工作，，曾发动农民建立互助组，开展生产救灾。对农民生活和农村工作的实际体会和深切了解，为他日后在农民题材文学研究上取得卓越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严家炎曾任职安徽省委组织部，1952年任安徽铜官山矿务局秘书和办公室副主任。一个不满20岁的青年，已经涉足了社会生活的几大重要领域，这也许是他日后“最倾心”于小说研究的根基之一吧。他说：“在各种文学样式里，小说最便于表现古今中外人类社会的复杂内容。而要评论小说作品，最紧要也是最困难之处，便是体察人情，体察生活。”

带着这种丰富的体察积累，严家炎先生1956年考取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副博士研究生，1958年留系任教，从此开始了他的学者生涯。从最初的评论文章起，严先生就坚持“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原则，对陈腔滥调、空洞无物的文风保持着清醒的警惕。即便在为《文艺报》作业余评论员，需要写一些“命题作文”时，他仍然“坚持先以普通读者的身份，在心情完全放松的情况下将作品欣赏一遍”，以便“为整个批评建立比较牢靠的基础”。从1960年任讲师，到1978年任副教授、中文系主任，他始终坚持“从艺术欣赏入手，在鉴赏的基础上评论，将直观的欣赏和理性的分析结合起来，将美学的批评和历史的批评统一起来”，在情感上的“趁热打铁”与理智上的“冷处理”之间找到一个适度的平衡点。而历史主义的标准则是确定这个平衡点的“唯一正确的标准”。

由于捍卫这一标准，严家炎先生的学术道路既是坚实的，也是坎坷的。60年代初，在对柳青《创业史》的评论中，严先生发表了一系列充满卓越史识的独立见解，遭到全国百余篇文章的围攻，余波延续多年。而今那些围攻已然“曲终人不见”，只有严先生历经岁月考验的不易之论“江上数峰青”。想一想严先生初入学苑的那个时代，应该感受到，他不动声色的文笔中蕴含着多么巨大的真理的力量。他60年代与唐弢共同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曾获首届国家优秀教材奖，至今仍是各大专院校的权威教学蓝本。要说著作，严先生并不算多，厚厚薄薄的也就十余种，离那些“著作等身”的出书大腕远着呢。但学术成就是不能用著述数量来评价的，著述的生命力才是根本。

1986年，严先生曾应邀赴美国斯坦福大学任访问教授一年，小传被收入美国《世界五千名人录》和英国剑桥《国际传记词典》第21卷。这样的知名度，不是时间的流逝自然堆积出来的，而是建立在一系列扎实的学术创见上的。例如，关于五四文学革命，从20年代至50年代，一直并存着资产阶级性质和无产阶级性质两种观点，严家炎先生深入研究了大量原始材料，经过细密考辨，得出五四文学革命经历了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的转变过程这样一个令人信服的科学见解。当时的严先生只有25岁。

（摘编自孔庆东《严家炎：豪华落尽见真淳》）

①严家炎认真严谨，一丝不苟，尤其是材料功夫十分了得，他说他做学问，会“抓住阅读中发现的一些可疑之处，紧迫不舍，尽可能充分占有相关材料，深入开掘，最终获得成果”。

（摘编自陈晓明《文学，痴情者的事业》）

②“异元批评”就是你批评我我批评你，在我看来都不对。我觉得文学的各种创作方法可疑

同时并存。喜欢先锋派的不必把现实主义看得很蹩脚，现实主义也有它独特的地方，很深刻很细致，确实把作者的体验写出来了。

——严家炎

材料一：

德国现有的3000万个工作岗位中，至少有1800万个都可以被智能机器以及软件取代。最基层的操作工种中有86%的的工作岗位可以被机器人替代；坐办公室及从事文秘工作者最为危险，约190万个工作岗位将受到威胁；受影响严重的行业还有仓储、邮政以及快递业(150万)、零售业(120万)以及保洁行业(120万)等。

早在20世纪70年代，德国就开始了“机器换人”的过程。时至今日，德国工业领域每万名工人配备机器人292台，仅次于韩国和日本，排名全球第三。在此期间，德国通过政府长期资助、产学研结合的方式扶植起了自己的机器人产业和人才梯队。德国还引领欧盟成立了专门机构，对欧洲机器人技术的发展进行长期研究，并实施了规模庞大的民用机器人研发计划，投入大量资金研发可用于医疗、护理、家务、农业和运输等领域的机器人。

(摘编自《德国工业4.0全面布局人工智能机器人会抢走谁的饭碗》)

材料二：

(摘自中国产业信息网)

材料三：

8月22日；世界机器人大会2017论坛环节开幕，展会部门将在8月23-27日对民众开放。活动现场，新浪科技等媒体对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曲道奎进行了采访。

新松公司隶属中国科学院，是一家以机器人技术为核心的高科技上市公司，其产品线涵盖工业机器人、洁净(真空)机器人、移动机器人、特种机器人及智能服务机器人五大系列，其中工业机器人产品填补多项国内空白。

公开数据显示，在2015年，我国的机器人替代率只有0.23%，国际平均替代率是0.58%，这意味着中国有99.77%的工作还不能被机器人替代。谈到近两年的机器人发展成果，曲道奎表示，替代率低的一个影响因素是因为我国的人口基数大，但保有量的增速有了明显的提升，2016年同比增长30.9%。市场需求空间还很大，机器人密度低说明了市场空间的潜力。

机器人产业发展将促进制造业发展，但双刃剑的另一面可能是失业率的提升。曲道奎认为，由人工智能和机器人驱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与前三次工业革命存在一个明显差异一一机器的功能。前三次革命中，机器取代的都是“人类的肌肉”，但第四次工业革命将是对智能的取代。在数字领域，服务领域，媒体行业，传统的、低智能的工作将会被机器取代。

(摘编自《新松机器人曲道奎：机器人会取代人就业将重新定义》)

材料四：

“我国已成为全球机器人产业规模稳定增长的重要力量。尤其是在工业机器人领域，今年上半年生产完成5.9万台，同比增长了52%。我国占全球工业机器人市场的比例将从25%提升到30%以上。”辛国斌说。

这样快速发展的市场，显然极具潜力。而对于机器人这样一个没有先例的新兴产业来说，要充分释放其潜力，必须建立开放共赢的全球合作新体系，这已成为本届机器人大会嘉宾们的共识。

以色列机器人协会主席ZviShiller表示，非常期待“一带一路”背景下中以两国在机器人领域加强合作，“机器人行业现在还比较小，很多投资者都喜欢去投那些很快就可以看到成果的东西，但是不能所有人都去摘已经成熟的果子，必须要有人种树。以色列和中国的机器人行业应该相互合作一起种树”。

“俄罗斯非常愿意和中国进一步在机器人领域开展合作，我们可以共同开发全球机器人市场。”俄罗斯机器人协会主席VitalyNedelskiy说，机器人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对人类来说安全易用的协作机器人。这个领域需要使用人工智能和深度机器学习技术，俄罗斯的科学家和中国的机器人公司可以携起手来，一起在这个领域进行更多突破。

(摘编自《世界机器人大会展示中国机器人产业新突破》)

提升海洋文化软实力

海洋文化的地域性构成了国家文化的多样性。沿海地区是海洋文化的孕育地与发源地，不同地区的海洋文化具有特定的地域性，又通过交流形成了具有地域性和多元性的海洋文化。首先，同一个国家不同地区具有不同的海洋文化，具体体现在中国有辽宁海泽文化、齐鲁海洋文化、吴越海洋文化、岭南海洋文化、闽粤海洋文化、潮汕海洋文化等。在这些海洋文化地区中，无论法律制度还是风情民俗，乃至饮食文化都存在很大的差异，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特色。其次，同一个国家的海神信仰也具有地域性。比如，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渔民崇拜鲸，尊称其为“过龙兵”，在鯨鱼经过时渔民焚香烧纸对其祭拜。

通过海洋传播的外来异质文化影响国家文化安全。文化安全是相对于“文化威胁”或“文化霸权”提出来的，主要指一个主权国家的主流文化体系没有遭受其他文化的侵蚀与破坏，能够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同时，扩大本国文化的影响力。海洋是流动的资源，连接着五大洲的众多岛屿和陆地。人类借助海水的流动性将一地一城的文化通过航海传递到异城他乡，产生了异域异质文化之间的跨海流动性和互动性。异质文化是一把双刃剑，我国有漫长的海洋疆域线，容易让大量的异质文化介入。这些与我国相邻的国家在国家性质、主流意识形态、宗教信仰、文化特征等方面都与我国存在着巨大差异，形成了我国沿海地区较为复杂的政治关系。我国多数地区濒临海洋，为异域异质文化之间跨国、跨民族、跨地区的辐射与交流提供了便捷通道。

海洋文化产业较为薄弱，影响国家文化传播。我国海洋文化产业是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开展起来的，是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重要途径。海洋文化产业的发展是繁荣海洋文化的基础，是海洋文明崛起的支撑点之一。我国已将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在国家发展战略框架下，建设与中国海泽强国战略相适应的海洋文化产业。

当今，经济与文化一体化是大势所趋，“文化经济化，经济文化化”已成为时代潮流。海洋经济发展本身就含有浓厚的海洋文化色彩。没有海洋文化的发展就没有海洋经济的发展。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高度依赖海洋的外向型国家，国家正逐步实现建设“海上长城”的战略思想。从现实意义上来看，海洋经济对于推动海洋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首先，要建设海洋文化强国，离不开海洋经济的发展。其次，海洋经济的发展增强了民众对国家海洋文化的自信，海洋经济的发展，不仅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郣，还能推选海洋文化体制、观念和内容的创新。

（选自《人民论坛》)

在中华文明中，足以担当精神价值之任的是中、和、乐三种价值。也就是说，中华道术、道德及艺术所体现的对人的精神生命最具关切性和重要性的属性分别是：道术中、道德和、艺术乐。

在中华文明中，道术主要表现为对人道的探索，而“中”便是中国人人道真理观的最高体现。“中”即不偏不倚、适中、中庸。从《论语•尧曰》篇看，早在尧舜禹时代，“中”就被当作核心价值与最重要的政治智慧代代相传：“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

《论语•尧曰》对尧、舜、禹传道过程的记述，已经充分表明儒家对“中”的重视，其提出“中庸”“中和”等观念绝非偶然。至于老子的“守中”、庄子的“养中”等学说，无疑也是对早期“中”思想的继承与弘扬。还有，佛家以中道为最高真理，大大丰富了中华中道观。

“和”即和合、协同、合作、亲和，是中华文明中的最高道德理念。在先秦时期，“和”的价值是在与“同”的比较中凸显出来的。“和”即不同事物和美整合，“同”是同一事物简单积累。后来，孔子进而将“和”“同”引申为道德范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所谓“和”，是指不同的事物、观念结合，并处于一种和谐的状态。所谓“同”，是指同一种事物或观念的相加，显得十分单调。因而，和而不同又意味着兼容并包与追求和平。《周易》乾卦《象》更是将“和”提升为宇宙法则，提出“太和”这个重要概念。

“和”也是道家和佛家的基本价值范畴。老子一方面以“和”为宇宙法则，“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另一方面又以之为常道，即最高道德法则，“知和曰常，知常曰明”。“六和”观念，则体现了佛家的基本道德原则。

至迟在夏、商、周三代时期，中国人就赋予了音乐以道德意义和教化功能，甚至将其与“礼”并称，因而中国早期的艺术精神主要体现在音乐之中，而音乐之“乐”与快乐之“乐”又是密不可分的。音乐的功用是让人快乐，正如《礼记》所说“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

鉴于音乐之“乐”与快乐之“乐”的这种密切关系，对音乐的重视必然带来对快乐的追求，这从早期典籍中大量出现的“乐”字可以窥见端倪。以《诗经》为例，如“窈窕淑女，钟鼓乐之”“鼓瑟鼓琴，和乐且湛。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等。由此可见，“乐”为中华最高艺术价值。

“乐”也是儒家、道家、佛家的共同价值。见于《论语》的“孔颜乐处”一直为后儒所称颂，《庄子•至乐》中的“至乐”“天乐”则是一种与道冥合的超然之“乐”，更不用说佛教所描绘的西方极乐世界了。

（摘编自《光明曰报》，郭沂《中和乐：中华文明的精神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