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着5000多年历史的中国传统艺术是一条璀璨星河，它的精神和血脉对世界文化艺术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涵养作用，对世界众多艺术家产生过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尤其是当西方传统写实绘画的发展处于困境之时，中国传统艺术更是以其独具特色的艺术魅力和表现形式启迪了一大批现代艺术家，他们从中汲取营养，摸索前行。在很多西方艺术史论家眼里，中国传统艺术是世界艺术的高峰。

中国传统艺术对西方的影响可以追溯到14世纪的欧洲，当时中国的瓷器、丝绸和国画等商品一直流行于欧洲的上层社会中。在法国，中国的龙凤图案常被运用于各类织物中。15世纪意大利和法国的瓷器制作，盛行模仿中国青花瓷器造型。18世纪法国“罗可可”绘画大师让˙安东尼˙华托青年时期曾研究中国的《百戏图》，他的作品《发舟西苔岛》具有明显的中国意味和东方艺术特色。著名的评论家雷文曾说：“凡于中国宋代之风景画研究有素者，一见华托此作，必讶其风景之相似，其画中远山犹保持作者之生命，青峰缥缈，用单色作烟云。华托所惯为者，亦中国山水画最显著之特色也。”日本学者小林太市郎认为应该将17-18世纪流行于欧洲的“罗可可”艺术称为“中国-法国式”。19世纪新古典主义大师安格尔则因为具有浓郁东方意味的艺术语言，被当时的人们称为“误生在19 世纪雅典废墟上的中国画家”。

19世纪中叶，摄影术的发明，给西方传统写实绘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西方绘画艺术的发展陷入了困境，艺术家开始寻求新的出路，此时，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艺术思想和独具特色的艺术表现形式，给了西方艺术家以启迪，使得西方艺术在现代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行。一些杰出的画家诸如凡˙高、高更、毕加索、马蒂斯、克里姆特、大卫˙霍克尼等，分别从不同的方面和角度吸取中国艺术的养分，探索出全新的艺术风格，创作出一大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艺术杰作，对世界艺术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诚然，一些西方艺术家和学者认为日本浮世绘对西方现代艺术有过重要的影响，不过，凡是知晓世界艺术史的人都知道，日本艺术并不是独立发展起来的，而是在吸收中国传统绘画的基础上形成的。尽管后印象派的画家是从日本浮世绘中获取了灵感，但是日本浮世绘的画法，则是来自中国唐代绘画及明代画家陈洪绶和萧云从的作品。正如毕加索所说：“在这个世界上，谈到艺术，第一是中国人的艺术；其次是日本，日本的艺术又是源自中国。”

在漫长的艺术发展过程中，中国历代艺术家在实践中探索出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高超技巧的艺术样式，形成了完整的艺术体系，在世界艺术史上居于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为世界艺术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审视中国传统艺术对世界文化的贡献，更能坚定我们的文化自信。

(摘编自桂小虎《东方的启迪——中国传统艺术对世界绘画的影响》）

方汉奇：冷门做出热学问

作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新闻史学会名誉会长，方汉奇常常被人们称为新闻史学界的“泰斗”，他却说，如果将中国新闻史比作一条浩瀚的长河，我只不过是一个在这条长河之中溯流探源、艰辛跋涉的旅人。

1946年，方汉奇考上了校址设在南京、苏州两地的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夙愿既偿，他全身心投入了大学四年的专业学习中。学习之余，他继续搜集报纸，上大二时，他把苦心搜集的1500余种报纸拿出来办了个报纸展览。伴随着集报活动的开展，方汉奇在报史研究方面的才华也逐渐展露，引起了系主任马荫良先生的注意。

1950年，方汉奇大学毕业，已调任上海新闻图书馆馆长的马荫良慧眼识珠，邀请方汉奇到该馆担任研究馆员，负责《申报》史的整理工作。方汉奇感于师恩，应邀而往，从此他就一头扎进了《申报》的故纸堆，从1872年的创刊号一直看到《申报》停刊，一干就是三年。“我那时住在图书馆，白天晚上都与这些旧报为伴。新闻是历史的记录，通过这些报纸我好像把清末民初的社会历史经历了一遍，心里非常有底，对我后来从事中国新闻史的教学、研究，一辈子受用。”“真没想到，我的记者梦没做成，最后搞上了新闻史，坐了一辈子的‘冷板凳’。”

1953年8月，应北大中文系副主任罗列之邀，方汉奇来到未名湖畔，在北大中文系主讲新闻史。当时的新闻史研究在我国还是一片尚待开垦的领地，全国从事新闻史教学的只有复旦大学的曹亨闻先生和方汉奇两人。“那个时候连一本通用教材都没有，涉及现当代部分的内容更是一片空白。往往是下个礼拜要讲的课，这个礼拜还没有备出来，没米下锅啊，要找米！没办法啊，只好到图书馆、档案馆去查，连暑假也不闲着。就这么紧张。”方汉奇一边讲课，一边扎进图书馆、资料室，从浩如烟海的故纸堆里精心选择资料，为新闻史的研究奠定了一块块基石。寒暑易节，燕园中风光无限，但一心治学的他连午休时间都抽不出来，哪里有心思野游骋怀。由于长期伏案工作，他上衣两肘总被磨得由光而破，由破到烂，他倒好，干脆准备了无数套袖备用。经过五年的积累，讲课步入正轨。1958年，方汉奇随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并入人大新闻系。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方汉奇不仅丝毫没有想过放弃，反而自得其乐地沉浸在自己的精神家园里。他说：“我不怕坐冷板凳。一个人甘于坐冷板凳，不争名于朝，不争利于市，才能安下心来做学问。不怕慢，就怕站。这些年来，应该说，我没闲着。”1983年1月，他发表论文《从大不列颠图书馆藏唐归义军进奏院状看中国古代的报纸》，振聋发聩地提出：“中国报纸始于唐代”；“《进奏院状》是现存的中国最早的报纸和现存的世界上最早的报纸”。

这一论断不仅澄清了中国报纸究竟起源于何时这样一个命题，而且订正了戈公振率先提出的汉朝起源说。否定别人也许不难，否定权威则太不容易。关于这一点，方汉奇有自己的原则，他说：“做学问要有胡适‘于不疑处有疑’的独立思考精神，更要有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从事新闻史的教学与研究，对新闻史中的人物也好，报刊也好，事件也好，在叙述和评价时，都应该力争做到实事求是，做到一切都有根据，做到‘言必有征，无征不信’。”

“我有一句座右铭‘人之彦圣，若已有之’，就是说别人学术上有了成就，就如同自己拥有一样，对年轻人要多扶持，对同辈人要多借鉴，不要得红眼病，不要嫉妒人家，应该有这样的襟怀。我希望年轻人能超过自己，超过自己的学生才是好学生。”正是基于方汉奇的薪火相传，半个世纪以来，方汉奇的学生中新闻名家辈出，其中不仅有范敬宜、郭超人、陈锡添等新中国新闻事业的杰出代表，更有一大批走上教学岗位的优秀新闻教育工作者，他们已成为共和国新闻事业的脊梁。

（摘编自吴晓晶《方汉奇：冷门做出热学问》）

“城市文明”问题在当下的提出，我想有两个背景最值得关注：一是从全球范围看，以“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都市群”为中心的城市化进程，在极大推动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使城市社会学家所谓的“城市问题”大量涌现并不断升级，直接影响到当今世界城市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二是对中国来说，这既是城市化进程在中国快速发展的必然表现，也是“城市文明”在当下备受关注的直接原因。但另一方面，我们在现实与理论上的准备，却不足乃至匮乏。

城市文明的研究与建设，有两个问题需要先行解决。首先，什么是文明，它有哪些具体的层面与内涵，这些具体层面与内涵的相互关系为何？这是建构一个科学的发展框架，是城市文明和谐、健康地发展的基础。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文明”最早见于《易·乾·文言》和《尚书·舜典》，是指一整套用来区别“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的“形式符号系统”，具体地说就是先秦儒家津津乐道的“礼乐制度”。“礼乐制度”的主要功能是为政治服务，所以中国古代的“文明”概念主要指“政治文明”。马克思、恩格斯对“文明”也多有论述，核心是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的成果，包括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方面。由此可知，“文明”的基本内涵决定了其功能相应有三：在“物质文明”层面，以生产工具的发明与使用为标志，它是一种人类特有的物质生产方式；在“政治文明”层面，以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的创造与运用为标志，它表现为一种与野蛮时代或野蛮民族有着本质差异的社会生活方式；在“精神文明”层面，以伦理、艺术等人文精神的创造为最高目标与理想，它是一种在大自然、动物界及野蛮社会中不可想象的艺术生活方式与审美精神境界。

其次，要弄清“文明”与“城市”的关系。在起源上讲，“文明”与“城市”关系密切，中西皆然。英语的“文明”(civilization)源于拉丁文的“civitis”(城市)，最初指城市居民的风俗、习惯和道德的高贵。荷兰学者彼德·李伯庚在研究欧洲文化史时就指出，在16、17世纪，欧洲城市与农村的区别是“农村里没有城市里那么文雅”。早在中国的周代，人们就把祭祀与礼仪中心看作是“城市”建立的标志，这意味着，按照礼仪制度组织起来的人类社会，既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同时也是最初的城市文明形态。

尽管城市文明的内涵也主要有三层，但它的核心无疑是中国古代思想家讲的“礼”与“乐”。用今天的话说，是“城市的善”与“城市的美”。文明与城市发展史告诉我们，越往上追溯，城市的重心就越依靠物质文明与政治文明，因为只有强大的物质基础与强有力的政治保障，才能顶住野蛮人或外来文明的军事压力，以及维护好内部的安定团结。但随着城市在当代的发展，基础性的物质文明建设与基本的政治、法律制度建设，已不再是城市文明发展水平的最高理想。或者说，由于“文明病”、城市问题更多地与人的精神文化生态相关，因而中国古人最看重的“礼”与“乐”，在当下具有了越来越重要的意义。还可以说，在“礼”与“乐”之间，由于“乐”的目的在于生产和谐，目标是建设和谐城市，所以，“城市的美”比“城市的善”更高一层，代表了人类城市文明的最高目的。

（选自《艺术与城市文明》刘士林   有删节）

爱人者，人恒爱之

                                                ——廖俊波的大爱人生

姜洁

“百佳书记国公殇，万人同哀悼逝波”“仿佛你一如既往的浅笑，春风会不停地思念你”……无数认识或不认识廖俊波的人自发通过各种形式怀念他，寄托哀思。“听闻他的噩耗像失去亲人一样悲恸。”

“爱人者，人恒爱之。”正因为廖俊波生前给予了别人太多的爱，他才会受到干部群众的爱戴。

他爱百姓——为了群众的利益，怎么干都不过分

钟巧珍是出名的老上访户，与邻居因宅基地纠纷长期上访。廖俊波到政和县后，多次亲自接待钟巧珍，主动上门了解情况，多次对她的信访件作出批示。在廖俊波的努力下，双方纠纷成功调解。“没有廖书记，我现在肯定还在天天告状，他是我的大恩人！”一提起廖俊波，钟巧珍就很激动。

余金枝老人珍藏着一张廖俊波和她的合影照片。2015年4月的一个下午，正在采茶的余金枝，没想到县委书记突然出现在面前。“这样的茶现在采有点可惜啊”“您估计这些茶能卖多少钱呢”……两个小时过去了，在愉快的交谈中，廖俊波既帮助年迈的余婆婆干了活，也完成了一次民意调查。

2013年5月，东洞村几个村民在村口聊天，廖俊波来了，和他们拉起家常：“最近有什么困难需要我解决吗？”村民直言，村里人喝山泉水，但一下雨泉水就变浑。廖俊波当场就给住建局负责同志打电话。两个月后，一个崭新的过滤池在山泉边建成，村民们不管什么天气都能喝上清澈的水了。

他爱干部——对干部像亲人般春风拂面

早年，余道宗的女儿突发疾病，他却凑不足手术费，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廖俊波带头拿出一个月的工资。在他的带领下，其他班子成员纷纷慷慨解囊。手术如期进行，余道宗的女儿很快痊愈，如今已经考上了大学。

魏万进回忆起和廖俊波共事的情景，泪水涟涟：“前些年省里支援我们一台新的迈腾车，廖书记自己的车也很破，但他却坚持让给我坐。他总是什么事都先想着别人。”

魏敦盛说，廖俊波任政和县委书记时，每逢市领导来，他常常借故“开溜”，让一线干部有机会和上级领导“面对面”汇报工作。“好干部要赶快推荐、提拔出去。”他总这么说。廖俊波坚持干部在一线培养、一线考察、一线使用。2011年6月至2016年3月提拔使用的128名干部，有七成来自重大项目、重点工作和基层一线。

他爱家人——陪伴很少却用心呵护

“我们有一个家庭微信群，爸爸很少发言，但是偶尔空下来，他会用微信和我视频聊天，问问我最近的情况。”今年3月4日，女儿刚到上海做毕业设计，父亲就在会议间隙和她微信聊天，问她感冒好了没有，毕业设计进展如何，不要太满足现状——这是父亲最后一次和她通话。

妻子林莉忘不了，每年她的生日，再忙，廖俊波也会备一份生日礼物。县委办主任叶金星记得，有一年恰逢林莉生日，廖俊波开了一天的会，晚上10点多钟才急匆匆往回赶，趁着花店没关门，买了一大束鲜花。“第二天早上5点，他又和我们一起去赶飞机，还得意地炫耀，说夫人收到礼物很开心。”

难得与父母在一起时，廖俊波会帮母亲做饭，陪父亲下下棋。他跟林莉说：“我工作忙，逢年过节，别忘了给爸妈买东西、发信息。”

3月18日下午，廖俊波匆匆扒了几口饭，就要回单位继续开会。林莉劝道：“雨下这么大，会议就不能推一推？”“已经安排好了，不能改啊！”廖俊波笑着与妻子深情道别。

这一别，竟成永别。

廖俊波走了，带着他的一腔热忱和无尽的爱。而他的故事，仍在神州大地广为流传，激励着更多的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继续前行。

（选自2017年4月18日《人民日报》，有删改）

陈寅恪先生轶事

1925年，陈寅恪的身影出现在清华园里，接到国学院导师的聘书时，年仅36岁。清华大学新成立的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中最晚到校的陈寅恪，在当时并不出名，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相比，陈寅恪既没有显赭的声望，又没有镇服人心的学位。无著作、无文凭的陈寅恪受梁启超（一说吴宓）举荐为导师时，一度为当时的清华校长曹云祥所拒绝。

陈寅恪治学面广，宗教、历史、语言，类学、校勘学等均有独到的研究和著述。他曾言：“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令人惊叹的是陈寅恪的博学，他在课堂上讲授的学问贯通中西。因此，陈寅恪的课上学生云集，甚至许多名教授如朱自清、冯友兰、吴宓等都来听他的课。 当年的华北学术界分成两派，一派是本国培养的学者，另一派是有留学经历的。本土派认为，留洋派不懂国情，你的学问再高，也是隔靴搔痒，解决不了中国问题；留洋派就觉得本土派太迂腐，眼光太狭，不掌握现代化的工具：因而两派互相瞧不起。但不管是哪一派，谁都不敢瞧不起陈寅恪，这在学术界堪称传奇。

1941年受香港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许地山所邀，任职客座教授，讲授隋唐史，仅讲授韦庄《秦妇吟》一诗，耗时两个月。1941年8月4曰，许地山逝世，他接任系主任。1941年底香港沦陷，学校停课，生活物资奇缺， 由于陈寅恪懂日文，日军十分礼遇之，寅恪拒不接受日人馈赠。期间寅恪闭门治学，撰《唐代政治史略稿》一书，香港日本政权欲以高薪聘请其任香港东亚学院院长，未果。

陈寅恪倡导，为人治学当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1953年中科院拟任命他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在他1953年12月1曰的 《对科学院的答复》里，提出就任所长的两个条件，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学习政治。” 第二条：“请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

陈寅恪讲学还注意自然启发，着重新的发现。对学生只指导研究，从不点名，从无小考；就是大考，也只是依照学校的规章举行，没有不及格的。 他常说：问答式的笔试，不是观察学生学问的最好办法，因此每次他都要求学生写短篇论文代替大考。但陈寅恪又强调：做论文要有新的资料或者新的见解，如果资料和见解都没有什么可取，则做论文也没有什么益处。

陈寅恪在讲授历史研究的心得时，常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根据史籍或其他资料以证明史实，认识史实，对该史实有新的理解，或新的看法，这就是史学与史识的表现。”他的学生曾经回忆道：“陈老师在讲历史研究时，常说：凡前人对历史发展所留传下来的记载或追述，我们如果要证明它为‘有’，则比较容易，因为只要能够发现一二种别的记录，以作旁证，就可以证明它 为‘有’了；如果要证明它为‘无’，则委实不易，千万要小心从事。因为如你只查了一二种有关的文藉而不见其‘有’，那是还不能说定了，因为资料是很难齐全的，现有的文籍虽全查过了，安知尚有地下未发现或将发现的资料仍可证明其非‘无’呢？ ”陈寅恪对学术研究的严谨态度由此可见一斑。难怪傅斯年对他进行这样的评价：“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中国近 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梁启超说：我梁某算是著作等身了，但总共著作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

陈寅恪逝世后，因一直未能真正平反，各地政府不愿接受寅恪先生的遗骨。骨灰先是寄存火葬场，后寄存银河公墓。直到2003年才与夫人合葬于江西穿山植物园。墓碑旁一大石上由著名画家黄永玉制陈寅恪终生恪守的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有改动）

秋瑾的孤独

蒋勋

如果你看过秋瑾的照片，你一定也会觉得：怎么那么美？而且你注意一下，她的美是超越性别的，很少有人的美可以超越性别。

其实秋瑾来自一个保守的大家庭，他的父亲做官，替女儿选了一个当官的夫婿，他们结了婚，夫妻感情也很好。有人猜测秋瑾是婚姻不幸福才会去革命，其实不然，革命者往往是受到最多的宠爱，当他感觉到要与人分享这份宠爱时，他的梦想就出现了。

其实她还有孩子，一家和乐美满。在一个女子要缠足、丈夫可以纳妾的社会里，一个丈夫为了成全妻子的好学，愿意拿出一笔钱送妻子去日本留学，相信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丈夫。然而，秋瑾到了日本之后，视野打开了，不再是一个旧社会里封闭的女人，她认识了徐锡麟、陈天华等优秀的留学生，经常聚会喝酒、聊新的知识，并且一起加入了同盟会。在当时，同盟会是一个非法组织，加入者都抱着被杀头的准备，唯有充满梦想的人才会参加。

秋瑾到日本之后，意识到东方的女性受到极度的压抑，被当做弱者，因此她的革命不只是政治的革命，更大的一部分是她对女权革命的觉醒与伸张。秋瑾在日本学武士刀、练剑，所以会拍下那么一张照片，象征女性的解放。

一个可以容纳解放女性的男性团体，也必定是开放的。可见，徐锡麟、陈天华等人都是优秀的男性，而秋瑾的丈夫也绝不是坏人。不过，秋瑾觉察到自己与丈夫在思想上已经分道扬镳，她无法再回到那个保守的社会里，所以她为自己的生命做了勇敢的抉择，向丈夫提出离婚。

秋瑾的孤独不仅在当时，甚至在今日，都鲜有人能理解。幸运的是，秋瑾还有一群可爱的朋友。这些与她把酒言欢的留学生，知道秋瑾很喜欢一把剑，便凑钱买下来送她。

当他们在小酒馆里把剑送给秋瑾时，她当场舞了一回。我不知道那张持剑穿和服的相片是否为彼时所摄，但在秋瑾的诗中记录了此事，她说：千金不惜买宝刀。原来那把剑所费不赀，耗尽千金，以至于一群人喝酒喝到最后付不起酒钱，于是秋瑾不惜把身上的皮大衣当了，要和朋友们喝得痛快，诗的下一句便是：“貂裘换酒也堪豪”。后来，这群留学生回到中国，潜伏在民间，伺机而动，随时准备革命。心思缜密的秋瑾，不但有激情，而且有理性，可谓当时回国革命者中最成功的一个。

然而，很少有人想到，离婚以后的秋瑾要面对生命里巨大的孤独感。相信她和徐锡麟之间的感情是革命，也是爱情。所以当徐锡麟冲动起义，因为没有详密的规划而失败被逮捕，并惨遭清朝官员恩铭将胸膛剖开，活活地掏出心肝祭奠时，秋瑾失声痛哭。有人劝她暂避他地，并为她联系了上海租界安身的地方，她都拒绝了。她不食不语，写下了一首绝命诗，其中有这样的诗句：“痛同胞之梦犹昏，悲祖国之陆沉谁挽。”安庆起义的失败，使秋瑾主持的浙江地区起义计划完全泄露，形势十分危急，她决心做中国妇女界为革命牺牲的第一人，坚决留在大通学堂与前来包围的清军作殊死战斗。因寡不敌众，秋瑾不幸被捕。

我读秋瑾传记时，深深觉得秋瑾的死和徐锡麟有很大的关系，而徐锡麟就是当年提议买宝剑送她的人。这使我联想到，革命里有一部分的孤独感，也许是和爱情有关。在革命里纠缠的情感非常迷人，非小儿女的私情可以比拟，他们是各自以“一腔热血勤珍重”的方式，走向诗的最巅峰。

在徐锡麟死后，秋瑾的起义可以说是一种自杀的形式。

秋瑾被捕之后，受尽所有的酷刑，被逼要写下所有参与革命者的名单，她只写下一个字：秋。表示只有秋瑾一人。她顿了一下，接着写：秋风秋雨愁煞人。又是一句诗。翌日清晨，秋瑾在绍兴的街市口被处以斩刑。

她是一个在文学上、戏剧上尚且无法全面说出其影响力的女性，她也是一个传奇，历史的传奇，因为她的生命活出了惊人的自我。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