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与美国相比，中国智能企业无论是萌芽、发展和高速成长阶段出现的时间都落后5年。中国智能企业创建时间主要集中在2010-2016年之间，占比为53.8%，智能企业创建的峰值出现在2014年，占比为15.4%。

截至2017年6月，全球人工智能企业总数达到2542家，其中美国为1078家，中国为592家，占比分别为42.4%和23.3%，其余的872家企业分布在瑞典、新加坡、日本、英国、澳大利亚，以色列和印度等国家和地区。

从地域分布看，中国智能企业主要分布在北京、广东、上海、浙江、江苏、湖北、四川、天津、湖南和山东。其中，北京占比最高，为43.9%，主要分布在海淀区；其次是广东，占比为16.9%，主要分布在深圳和广州；排名第三的是上海，占比为15.9%，主要分布在浦东新区；排名第四的是浙江，占比为8.8%，主要集中在杭州。

从产业层次上看，应用层智能企业占比最高，达到77.7%；其次是技术层企业，占比为17.9%；第三是基础层企业，占比为5.4%。与美国智能企业产业层次分布的比较看，中国在应用层的企业数占比远高于美国，而在基础层和技术层企业数占比则明显低于美国。

从企业核心技术的分布看，机器学习占比最高，为25.3%；其次是大数据和云计算、机器人技术、计算机视觉技术，占比分别为19.3%、13.6%、10.3%；自然语言处理、智能硬件、生物识别和智能芯片技术的占比分别为9.1%、8.8%、5.3%、2.4%。

中国智能企业广泛分布在17个应用领域，其中企业技术集成与方案提供、关键技术研发和应用平台两个应用领域的企业占比最高，分别为16.7%和13.2%。智能硬件、智能制造、智能商业和零售、智能机器人、科技金融、新媒体和数字内容领域的企业数占比相对较高，分别为8.1%、7.6%．7.6%、7.1%、6.6%、6.6%.

（摘自2018年06月14日《光明日报》）

材料二：

随着城镇化的发展，交通拥堵等“大城市病”日益突出。“通过大数据分析，我们发现拥堵往往起源于个别节点，如果在苗头出现时，控制该路段车辆的汇入量，就可以避免堵车，保障路网有序畅通。”浙江工业大学沈国江教授介绍，他的团队将人工智能中的强化学习理论应用于交通信号控制，精准识别预测多源异构交通数据，切分拥堵区、消散区、缓冲区、常态区，从而有效缓解拥堵。

“车牌摇号、车辆限行、提倡公共交通都有成效，但交通需求持续增加，道路供给不可能无限增加，而人工智能可以让路网利用更高效。”据沈国江教授介绍，该成果过去两年在绍兴柯桥、杭州萧山等地进行了推广应用，新增产值5000万元，在给企业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带来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我们国家还处于工业化的转型期，工业化正在进行产业转型以及城镇化所出现的问题会创造出大量的人工智能应用的新空间，这些空间大概是发达国家所不曾具备的。这种不完备性、需要发展的洪流和人工智能一交汇，我们就能以一种新的方式进行发展，这就是大力发展人工智能的意义所在。”中国工程院院士潘云鹤说。

（摘自2018年06月11日《光明日报》）

材料三：

9月5日，科技部网站公开发布科技创新2030-“新一代人工智能”重大项目2018年度项目申报指南（征求意见稿）。2018年度项目指南从新一代人工智能基础理论、面向重大需求的关键共性技术、智能芯片与系统三个方向部署实施，实施周期为3年（2018-2020年）。

指南征求意见稿指出，新一代人工智能基础理论设7个研究方向，每个方向拟支持1-2个项目，主要聚焦人工智能重大科学前沿问题，以突破人工智能基础机理、模型和算法瓶颈为重点。面向重大需求的关键共性技术设7个研究方向，每个方向拟支持1-2个项目。主要围绕提升我国人工智能国际竞争力的迫切需求，面向重大需求，突破新一代人工智能关键共性技术，全面提升感知识别、知识计算、认知推理、协同控制与操作、人机交互等能力。

智能芯片与系统设3个研究方向，每个方向拟支持1-2个项目，围绕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关键环节和应用生态基础建设，从人工智能创新平台和基础支撑角度，重点研究新型感知器件与系统，人工神经网络的关键技术标准以及人工智能开源开放平台。

（摘自2018年09月06目《科技日报》）

材料一：

智能网联汽车是指搭载先进的车载传感器、控制器、执行器等装置，并融合现代通信与网络技术，实现车与×（车、路、人、云等）智能信息交换、共享，具备复杂环境感知、智能决策、协同控制等功能，可实现“安全、高效、舒适、节能”行驶，并最终可替代人来操作的新一代汽车。

智能网联汽车包括智能化与网联化两个层面。智能化方面，国际上通常采用L1—L5五个等级的分级方法。L1级是指系统执行转向和加减速中的某一项操作，其他驾驶操作都由人完成；L2级是指系统同时执行转向和加减速操作，其他驾驶操作都由人完成；L3级是指在部分工况下，系统完成所有驾驶操作，但根据系统请求，驾驶员需要提供适当的干预；L4级是指系统完成所有驾驶操作，特定环境下系统会向驾驶员提出响应请求，驾驶员可以对系统请求不进行响应：L5级就是完全的无人驾驶状态。

智能网联汽车将大幅度降低道路交通事故发生，提高交通效率，节约能源和减少排放，解放驾驶员，改善社会环境，提高经济效率。智能网联汽车对驱动国家创新发展也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9年3月28日）

材料二：

2018年10月18到21日，“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在京举行，诸多互联网巨头高管马化腾首先谈到腾讯近日宣布的拥抱产业互联网的战略转型，其中汽车产业是一大重点。在上月获得北京自动驾驶车辆路测牌照后，腾讯希望未来为实现人与各种车载服务的智能连接提供更多开放合作平台。

李彦宏表示，百度对智能网联汽车的战略布局已久，2013年已成立自动驾驶研发团队改革汽车产业。2018年7月，阿波龙迷你巴士，即无人驾驶巴士车落地后，“安全第一”仍是重点强调的铁律。

阿里巴巴技术委员会主席王坚结合汽车发展历史谈到了汽车的出现改变了城市形态。相比之下，王坚认为当前人们更需要注重道路基础设施的变革，并利用汽车智能解决汽车带来的城市资源消耗问题。他希望智能网联汽车出现后，结合杭州城市大脑案例和经验，能够高效挖掘城市道路等资源，降低资源消耗，提高出行效率。

（摘编自《人民网》2018年10月22日）

材料三：

2018年12月27日，工信部发布《车联网（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行动计划》，部长苗圩指出，与传统汽车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发展智能网联汽车的空间巨大。近年来，我国支撑汽车智能化、网联化发展的信息技术产业实力不断增强，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通信设备等领域形成一批国际领军企业，阿里巴巴、腾讯、百度、京东4家企业进入全球互联网企业市值前10名，华为等通信设备制造商也跻身世界第一阵营。“在节能汽车领域，我国只能采取跟随模式；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我国可与国外同行竞争。而在智能网联汽车领域，我国可能成为引领者。”中国工程院院士李骏说。

如今，汽车智能化、网联化的程度不断提高，而信息篡改、病毒入侵等手段也已成功被黑客应用于汽车攻击中，智能网联汽车的信息安全问题变得日益严峻。专家表示，智能网联汽车的信息安全危机会造成个人隐私泄露、企业经济损失，以及车毁人亡的严重后果，甚至会上升为国家公共安全问题。由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联合发布的《智能网联汽车信息安全白皮书》提到，据统计，56％的消费者表示信息安全和隐私保护将成为他们未来购买车辆时的主要考虑因素。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9年3月28日）

材料四：

当前，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汽车产业深度融合，智能网联汽车正成为各国纷纷抢占的战略制高点。

目前，多国都积极投入和支持无人驾驶技术。美国将发展智能网联汽车作为一项重点工作内容，通过制定国家战略和法规，引导产业发展。2017年9月美国交通部发布《自动驾驶系统2.0：安全愿景》，同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美国首部自动驾驶汽车法案（H.R.3388），对各州的碎片化法规做统一管理。

日本政府积极发挥跨部门协同作用，推动智能网联汽车项目实施。2016年5月，日本IT综合战略本部制定了自动驾驶普及路线图，将在2020年允许无人驾驶的乘用车在部分地区上路；同月，日本警察厅颁布《自动驾驶汽车道路测试指南》，并启动修订《道路交通法》和《道路运输车辆法》；2017年4月，政府将自动驾驶期间的交通事故列入汽车保险的赔付对象。

（摘编自《全球及中国智能驾驶行业研究报告》）

文化的融合将日益重要

①城市发展一方面需要移民，但是移民的确会带来很多相应的问题。移民带来互补性和多样性，这对经济社会发展是好事，尤其是文化领域，文化和民族多样性有益于产生重大的思想。特大城市的真正挑战在于，不同的人，习惯、文化、宗教都不一样，如果移民的融合做得不好，多样性就可能转化为冲突。如果移民是经济社会发展所必需的，那么，促进移民在人口流入地的融合就是必需的。未来，在公共服务逐步削弱直至消除户籍歧视之后，文化融合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对于一个长期以来缺乏劳动力自由流动，且地域文化非常强的大国来说，社会心理上的排外将是一个值得引起重视的问题。那么，中国各地是不是存在社会心理意义上的排外现象呢？我们不妨从方言的角度来管窥一下文化融合的问题。

②方言能力对人的影响是农业社会快速现代化进程中的困惑。在农业社会，人们可能世世代代居住在一个小地方，不同地方的人交流甚少。在现代社会，工业和服务业取代农业成为经济支柱后，人和土地的关系日益松散，大规模、长距离的人口流动随之出现，不同口音的人们生活在同一个城市早已成了一种普遍现象。按理说，汉语有统一的文字，而且普通话已经成了绝大多数中国人通用的交流语言，这时，一个外来移民不会本地方言，不应该成为影响工作和收入的问题。可是，如果在某个城市中问周围的人：“你觉得说本地方言有用吗？”恐怕不少人都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有用。”

③人口大量流动的现代中国，会说本地方言真的重要吗？最近，我们做了一项有关方言的研究。这项研究发现，在一个城市中，相对于来自同样方言区的外来人口，那些来自不同方言区的外来人口更难进入本地收入更高的行业和职业，特别是需要更高语言交流能力的服务业。而且，这种效应主要出现在与普通话差别比较大的几个方言区，包括吴语区、粤语区和闽语区。

④本地方言能力是否能够提高劳动者的收入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是因为方言能力的确增强了经济信息的交流，还是因为方言成了一种有关身份的信号呢？由于普通话是绝大多数人共同使用的交流语言，因此，本地方言主要起的不是交流经济信息的功能。即使一部分本地居民不会说普通话，只要外来居民能够听得懂本地方言，就不影响信息交流。

⑤于是，我们的研究团队专门做了一项针对“上海话的回报”的案例研究。数据分析的结果显示，谙熟上海话的确是有回报的。掌握上海话可以提高外来人口进入销售行业的概率。会说上海话显著提高了他们在建筑业、制造业和销售业的小时收入。无论是在建筑业和制造业中做老板，还是在销售业中工作，都更需要与人打交道，说上海话的能力产生的作用是显露劳动者的身份，显得在身份和文化上与本地居民更相似，从而提高本地居民的信任感。

⑥在上海这样的移民城市，移民融入得越好，本地方言的能力越不应该成为人们身份的符号和相互信任的障碍。对比一下其他的国际大都市，就知道中国的特大城市还有多远的路要走。截至2008年，36%的纽约人是在美国之外出生的，48%的纽约人在家里使用除了英语以外的其他语言。另外，2011年在伦敦的常住人口中，出生在英国以外的居民占37%，外籍居民占24%。而在伦敦的常住人口中，白种英国人比例从2001年的58%减少到45%，不到一半。

⑦我们的研究从方言入手，特别是以上海作为案例，角度虽小，却想由此引出关于大国大城的文化融合这一大问题。随着中国的经济规模逐步成为全球第一，中国的一线城市都将成为“全球城市”。                    。“全球城市”的定位决定了中国一线城市的人口将由本地人、中国其他地方的新市民和全球优秀人才共同构成，而这样的城市文化也必须由传统的本地文化、中国其他地方的文化、国际上所有国家的优秀文化共同构成。

⑧移民带来互补性和多样性，这对经济社会发展是好事，尤其是文化和科技领域，文化和民族多样性有益于产生重大的思想。特大城市的真正挑战在于，如果移民的融合做得不好，多样性就可能转化为冲突。

（选自陆铭《大国大城：当代中国的统一、发展与平衡》，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