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是唐人崔护所作的一首脍炙人口的绝妙好诗。该诗好就好在有感而发、清丽自然，昔时“人面”虽美，却未眩惑、沉溺其中；今日佳人难再得，也不至于“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只是怅惘，可谓“哀而不伤”。兴起兴尽、抚今追昔之间，隐含了中国诗学中一个颇为精妙的传统——感兴。

②“感”，“动人心也”；“兴”是“起情”，“有感之辞”“托事于物”。但凡人对自然、社会、人生、历史等有所感触，情动于中，诉诸文辞，皆是“感兴”。“感兴”的道理并不艰深古奥。说它精妙，是因为感兴的诗学是对生活中点滴兴会、感动的记录，并不期待对历史、人生和社会作出多么宏大、深刻的诠释，没有多么丰沛深厚的历史底蕴、宽广沉重的悲悯情怀、费解难懂的哲理玄思，也不追求文辞的雕缛和用典等形式技巧，但它却具有某种天然、素朴的情感力量和艺术魅力，引人反复咀嚼、悉心品味。就像这句“桃花依旧笑春风”，惹得千载而下的读者为之怦然心动。“兴”虽起而有节、“情”虽动而无伤大雅，所以不忍释卷，只能陪他一起怅然若失。说到底，这是一种生活的智慧，过于执着，未免心为物役、堕入悲苦；看得太透，则又会寡淡枯寂、了无生趣。真正的趣味，只在于洞明世态、练达人情，在痴迷其中与冷眼旁观之间寻求一个合适的“度”。面对这个“度”，语言虽常有力不从心的无奈，没有办法也不可能直接描述它的刻度，却可借由一个个场景、情态的呈现，一次次兴会、感悟的传达，让人灵犀一动，心领神会。因而，在感性的诗学、感性的作品里，题材只是题材、抓手，通常不具备“主题”的宏大意味和“思想”的完整性、一贯性，如果非得给它冠以一个明确的主题，恐怕只能用“生活”这样一个意义繁复丰饶的概念了。

③就古代而言，感兴的诗学传统蔚为大观，甚至有人将其称为“诗学之正源，法度之准则”。于近现代而言，因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激烈动荡，加之西方诗学理论、文学观念的融入，凡此种种宏大历史命题统摄下的诗学主流，莫不汲汲于国家、民族、社会、历史等宏大主题的反思与重塑，其间人性、审美等超越庸常日用的抽象观念也成为权衡文学、艺术的重要尺度。感兴的诗学传统虽不绝如缕，却也无从伸张。直到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个具有“现代”品质的国家、社会和个体生活局面初具规模，生活与历史间的紧张、矛盾得以消解。一种“生活现代性”崛起的历史形态中，感兴的诗学才重见天日，于是我们看到了“前生代”作家创作的转变，也感受到“新生代”“晚生代”创作不同以往、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诗歌，明确呈现出一种拥抱生活、体味生活、吟咏生活的创作动向。这些作品有赞美、有质疑、有拥抱，也有反抗，但都在“我始终跑不出自己的生活”之大前提下，或是在商品的包围中“灵魂再度受洗”，或是感喟“缓慢的打工生活”。

④或许新世纪诗歌所根植的现代生活形态较之传统而言已然翻天覆地，但其在生活中感兴，借诗遣怀，试图以审美的方式理解和诠释生活本身的诗学意图，却是一以贯之的。甚至可以说，新世纪的中国诗学，在某种程度上就可以称之为“感兴的诗学”之复兴。

何为国学

何为国学？学术界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认为，国学这个概念太笼统，太模糊，从“科学”的意义上说本不可用（“学无分中西”），作为一时代约定俗成的概念又边界不清，因此建议不用或“缓行”。然而事实上这个概念已广泛流行，我们不可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与其建议不用或“缓行”，不如在约定俗成的意义上争取对其内涵和外延达成基本的共识。在我看来，学界目前所讲的“国学”，就其指称对象和时空范围来说，多数学者实际上已取得基本一致的看法，即以其指称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这就是狭义的国学概念。广义的国学是“一国所有之学”，除了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之外，还包括西学和马克思主义传入后的中国近现代学术文化，与海外“中国学”或“汉学”研究的对象、范围大体相同。

将国学界定为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其实也是一个相当笼统、内涵十分丰富复杂的概念，略同于“古学”、“旧学”或“国故学”，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之总和、总称。

台湾诗人余光中说：国学是一座山，我等不过是蚍蜉而已。不仅国学是山，而且其中的每一类都是一座山。就其内容之宏博而言，事实确实如此。就以四部中的“子部”来说，《四库全书总目》又分为十四类，涵盖了哲学、宗教、政治学、军事学、医学等多方面的内容。其中每一类都内涵丰富，比如“医家”，最近出版的一部《中国中医古籍总目》，收录历代中医古籍一万三千余种，说它是“一座山”，并非夸张之言。

国学是一个学科体系，一个不同于现代学科体系的传统学科体系。国学有自己独特的学术分类，现代学科体系是从它转型发展而来的，因此就学术内涵来说，二者存在大量交叉重合。如果将国学与文、史、哲并列设立为一级学科，似乎连逻辑上的种属关系都忽略了，其学科内容势必也要大大窄化，难以使人们对国学有一个全面的认识。这实际上不是提高而是降低了国学的地位。

随着时代的发展，资料积累的丰富，理论和方法的成熟，国学古为今用的任务可能还会不断有所调整和发展变化，在重建国学的过程中出现认识分歧和“百家争鸣”的情况也是很正常的。对于作为中华民族文化根源和血脉的国学，我们一方面要心存敬意，另一方面又要把包括古典文献、出土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内的祖先的丰厚馈赠保护好，保存下来，对其进行整理、研究与合理利用，从而创建适应我们时代需要的新国学，让它在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建设和积极参与人类文明对话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林觉民：生命与爱情，皆为共和抛

（节选自邱捷《中国新闻周刊网》）

佚之狐曰：“主公若加其官爵使之往说，不患秦公不听矣。”郑伯遂召烛武入朝，见其须眉尽白，伛偻其身，蹒跚其步，左右无不含笑。烛武拜见了郑伯，奏曰：“主公召老臣何事？”郑伯曰：“佚之狐言子舌辩过人，欲烦子说退秦师，寡人将与子共国。”烛武再拜辞曰：“臣学疏才拙，当少年时，尚不能建立尺寸之功，况今老耄，筋力既竭，语言发喘，安能犯颜进说，动千乘之听乎？”郑伯曰：“子事郑三世，老不见用，孤之过也，今封子为亚卿，强为寡人一行。”佚之狐在旁赞言曰：“大丈夫老不遇时，委之于命。今君知先生而用之，先生不可再辞。”烛武乃受爵而出。

（冯梦龙《东周列国志》）

太子丹访得勇士夏扶、宋意，皆厚待之。有秦武阳，年十三，白昼杀人于都市，市人畏不敢近，太子赦其罪，收致于门下。太子丹乃悉召夏扶、宋意、秦武阳至，与田光相见。田光一一相过，问其姓名，谓太子曰：“臣窃观太子客，俱无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则面赤；宋意脉勇之人，怒则面青；秦武阳骨勇之人，怒则面白。夫怒形于面而使人觉之，何以济事？臣所知有荆轲者，乃神勇之人，喜怒不行，似为胜之。”

（冯梦龙《东周列国志》）

若燕、秦之事，则国家大计也。不特燕非子丹一人之事，即秦亦非王政一人之事也。无论荆轲技艺生疏，不能成刺；即使其剑术果精，副行应手，竟得秦王而刺之。夫秦之图燕，固国之大计，非王政一人之私也。一王死，秦复立一王，其怨燕更深，而用兵愈奋，安足以制秦人之命，而缓燕须臾之亡乎？若说生劫秦王，更是可笑。秦之以诈力欺人而取人，其来久矣，王政尤为枭桀之甚者也。苟得而劫之，固不患其不许也。但反诸侯之侵地，非比于授受尺寸之物，可结局于立谈之顷者也。王政即许之，能保其必践乎？许之而复背约，荆轲仍有更进之术乎？既皆不能，则劫之犹无劫也。

（清·蔡元放）

在鸿门宴上不杀刘邦正是项羽“君王之度”的表现。无论在人格上，还是在道德伦理上，项羽都表现出了宽容、豁达之心啊！如果说作为一个君王心地仁慈是个缺点，那也是因为项羽生活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假使他生活在现在，很可能是另一番景象。作为一个国君，谋略当然也应该有，但比起刘邦的老奸巨猾，为了利益可以不择手段，我个人倒认为项羽比他高尚得多，古语云“君子坦荡荡” ，项羽是真正的君子！

（无名氏《这样一个项羽》）

材料一

两省接壤处，十余年来主持地方军事的，知道注重在安辑保守，处置还得法，并无特别变故发生。水陆商务既不至于受战争停顿，也不至于为土匪影响，一切莫不极有秩序，人民也莫不安分乐生。这些人，除了家中死了牛，翻了船，或发生别的死亡大变，为一种不幸所绊倒，觉得十分伤心外，中国其他地方正在如何不幸挣扎中的情形，似乎就还不曾为这边城人民所感到。

（节选自沈从文《边城》）

材料二

沈从文的生命哲学之核心是人性美，他的作品是为了“造希腊小庙”，而“这座庙供奉的是人性”。因此，对人性自然美好、对生命本性之美的追求贯穿于沈从文的创作中。

在茶峒山城中，有善良单纯的翠翠、安守本分的祖父、重义轻利的顺顺、勤劳肯干的大佬二佬、照顾翠翠不求回报的杨马兵，他们自然健康且善良淳朴，不以世俗的物化标准去对待人生，表现了生命最自然的状态、最原始的生命力。可见在沈从文心中，一个人活着的意义并不是为了物质与利益，更多的是为了人格的独立与自由。小说人物群体内心纯善毫无杂质和俗世芥蒂的灵魂世界亦正是作家心灵之中同样纯善美好的诗性人格境界的鲜活展现与文学折射。

同时，湘西人民的生活单纯简单，人与人的生活和谐自然。《边城》中多处描写人们的生活画面，如端午节赛龙舟、中秋节放鞭炮、新年舞龙灯，表现了湘西人民的民俗风情，折射出沈从文对人性自然美好、对诗意栖居的生命境界的由衷追求。

（节选自林紫莹《论沈从文的诗性生命体验——以作品<边城>为例》）

材料三

“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赋予“圆满、圆融”的精神内蕴。圆形结构的传统中式美学不仅应用于小说创作，更应用于传统建筑、家居设计等领域。中国古代小说历来讲究大团圆结局，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悲剧。这一被诟病的文学局面在现代文学创作中被诸多评论家抨击，鲁迅即其中一个代表，他们力倡改变这一局面。相比之下，从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发展至现代的席勒、黑格尔等批评家，西方的悲剧美学观理论早已完善。因此，在现代文学中，“悲”作为诸多小说的创作主旋律，也成为对抗或接受西方悲剧美学观的表现之一。《边城》成书于20世纪30年代，既有“圆”的叙事结构，又有“悲”的美学色彩，是沈从文将传统精髓与现代精神结合的杰作。

茶峒是一个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是经过美化的万千中国传统乡村中的一个。但这个美如画的世界中，处处弥漫着悲剧的色调。豪爽的天保与和气的傩送是感情厚实的亲兄弟。兄友弟恭的人物关系决定了二人在爱上同一个人时，其中一人的爱情结果必然是悲剧。而翠翠对爱情的沉默不语是天保悲剧的奠基。傩送对父亲船总顺顺直言“老家伙（老船夫）为人弯弯曲曲，不利索，大佬是他弄死的”是老船夫悲剧的隐形导火索。大结局中，翠翠等的那个人（傩送）“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可以说是一个“圆满的悲剧”——无尽的等待或许有渺茫的希望，或许即为绝望。《边城》的故事发生在边远山村，人物是芸芸众生中的普通几个，故事的结局并不算得“悲壮”，但是沈从文将优美的语言与凄美的结局相结合，使得全文弥漫着悲情的基调。

（节选自方观生、庞美凤《<边城>叙事的两栖结合——传统与现代的交融》）

“人世间”本是一个社会习惯用语。一部长篇小说用它来命名，说明这部作品要写的一定是人间世事。曾有评论说，一听《人世间》的篇名，就知道这是梁晓声写的，因为梁晓声的人间情怀，因为梁晓声的现实主义。

梁晓声与共和国同龄。他出生八天后，新中国宣告成立，说梁晓声是“共和国作家”，名副其实。梁晓声的人生命运，天然地与国家和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是亲历者，70年的风风雨雨他都经历过，而且都对他的人生发生过影响；他是见证者，国家和人民是怎么从一穷二白走到今天的，他有发言权，也有说服力。

梁晓声对这个时代充满感情，是时代的发展进步推举着他，让他不断获得观察和思考的角度和视野，更新自己的方法和路径。他说他的写作，是在做一个时代书记员的工作。他进入这个时代，观察这个时代，思考这个时代，这种执着和认真，奠定了梁晓声作品现实主义的坚实基础。《人世间》是梁晓声的人生阅历、文学经验和思想储备的一次全方位的调动。《人世间》无疑代表了梁晓声的现实主义高度。

作为一位作家，梁晓声的生活遭遇，本然地驱策着他去关注底层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对他们生活的艰辛和不易，给予深深的怜惜和同情。所有这些，都能从《人世间》中找到梁晓声诚恳的表述。与此同时，梁晓声在《人世间》里，更写到了普通百姓在生活重压下的自尊自爱、自立自强，他们的抱团取暖、手足相助，他们的善良正直、乐观坦荡，他们对情义的看重、对命运的抗争，以及他们为改变生存处境所付出的努力。

而且，在《人世间》里，梁晓声笔下的平民，并不是笼统或绝对的，而是一个复杂的存在体。当生活得到一定的改观，潜沉在底层社会中的狭隘、自私就会被自自然然地显露出来。《人世间》写到，和周秉昆一同长大、一路相互照应的曹德宝，因为自己没能得到一套更好的房子，不惜实名举报秉公办事的副市长周秉义。梁晓声对这种刁民行为持明确的批判态度。小说里的一个细节，是这样处理的：周秉昆和曹德宝不经意相遇了，后者低下头，一晃而过。梁晓声不是靠说教，而是靠当事人自己的羞愧和无地自容，来体现作为社会人应有的是非好恶之心。

梁晓声具有深厚扎实的平民意识，但又绝不仅仅只是平民意识。梁晓声从根本的人民利益出发，在《人世间》里，形象而艺术地表达了只有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才能彻底改变平民百姓人生命运的道理。普通百姓对美好生活的人生向往，要靠知识和能力、正直和道义、友善和互助、责任和担当、奋斗和努力来实现。这是梁晓声人民立场和人民情怀的应有之义。

那么，在社会和时代面前，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人世间》是对“好人文化观”的形象表述。它从价值取向上，彰显了梁晓声的现实主义高度。作者写出了时代的变迁与个人命运的交集，这是典型的现实主义。同时《人世间》并不仅仅满足于此。人是这样的，但可以是那样的，应该是那样的，这是梁晓声提出“好人文化观”的前提。

在《人世间》里，作者善于挖掘人物身上所闪现的正直善良和情义担当。即便生活再艰辛，也要将心比心，为他人着想；就是深陷困境，也要互帮互助，自立自强。社会越发展，时代越进步，作为人本身，更应该向善、向上、向美。《人世间》里无时无处不在体现这种思想的光辉。我们从《人世间》中不难看到，当生活中的矛盾处在不可调解之时，总有一种正直的友善的力量，内在地驱策着生活向前推进。而矛盾的调和与解决，又往往得助于梁晓声价值取向的牵引。

正是这样，梁晓声把自己的思考和认知，潜移默化地渗透到小说的人物形象上，让人物立起来说话。呈现现实，同时从理想向度上引导现实，梁晓声的“好人文化观”起到了内在的支撑作用。

《人世间》是一部留住了时间的作品，它也定然会被时间所留住。

（摘编自李师东《梁晓声〈人世间〉：现实主义的新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