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社会情绪是个体在长期社会交往中所体验到和表达着的情绪。它的一个最大特征便是其“由点到面”不断扩大范围的放大效应。一个人的愤怒只是属于某一个人，但它一旦在社会之中得到放大，那就是属于更多人或更大群体的社会问题了。伴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社会报道负面事件的传播速度在不断加快。社会情绪在此时如果没有一种适当的疏导，酿成更大社会骚乱的可能性便是随时存在的。社会负面情绪的放大可能带来社会悲剧性的后果，因此，对于社会负面情绪的治理和引导至关重要。

对一个结构严谨的社会而言，社会情绪当然是有其积极性的一面，人民会因此情绪的鼓舞而安居乐业，各得其所，各行其是，这自然是一种社会的常态以及占社会大多数的人的生活态度。但应该清楚，社会负面情绪的危害更为突出，比如，一种集体性的不满、抗议乃至于上访、集会游行之类的社会行为，这背后都必然是有着一种负向的情绪在发挥着作用。

归纳而言，社会情绪可以有两个维度的表达，其一是正向的、积极而乐观的；其二则是与之相对而言的情绪表达，它是负向的、消极而悲观的。而且，需要强调的是，这两种情绪之间必然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所谓“乐极生悲”或者“喜极而泣”之类的民间表达，都属于是人群之中正常的情绪类型之间的表达与转化。在这方面研究丧礼过程的人类学家都会有这样的一种观察，在本来是令人哀伤的丧礼之上，人们往往会表现出一种异常欢快的情绪姿态，甚至会载歌载舞，尤其是面对高寿之人的寿终正寝，情形更是如此，即情绪的表达直接就出现了反方向的情绪扭转。这无疑是借用了一种情绪正负向相互转化或互补的原理。在一种社会情绪的管理和引导之中，切莫忽视了极端情绪的这种可以相互转化的能力和机制。

社会情绪能够相互转化的能力和机制恰恰体现了一种情绪的可改变性、可转化性、可引导性以及可排解性的特点。但是无论是怎样的一种转化机制，其核心原则都是不能够使得一种强烈的情绪淤积于胸中，或者淤积于群体之中，而是要想尽各种办法使其逐渐地释放出来，就像治水一样，其根本在于疏导而不在于围追堵截。

社会负面情绪往往是由一种冲突的发生而产生的。西方专门有“冲突社会理论”，其理论的核心也一样是用疏导的办法来解决。社会学家达伦多夫的社会冲突论的核心便是根基于此，通过设置社会有机体在情绪管理上的一种“排解阀”而使淤积的情绪能够宣泄排解出去。实际上，从社会的原理而言，冲突性的情绪并不是特别难以去化解，因为其紧迫性、直接性和暴露性的特性，通过一种及时巧妙的疏导和调节机制，便可以使一种看起来极为危险和紧迫的社会负面情绪得到一种化解、比如，人们因为不知道真相是什么，因此便对食品安全问题特别在意，就会由此而产生一种恐慌以至愤怒的情绪，而如果有权威机构能够及时公布真相，实际上负向的情绪也就可能随之烟消云散，迎刃而解了。在此意义之上，这种表露出来的负面社会情绪实际上可能并不是一种最难以化解的社会情绪。在这方面，“大禹治水”的范例便蕴含着一种使人受益的思想智慧。

(摘编自赵旭东《社会情绪治理“宜疏不宜堵”》)

材料二：

社会情绪及其治理是当前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社会学家罗斯在《社会控制》中强调了社会控制的规范属性即社会控制是对越轨行为的制裁。在社会控制的传统定义下，人们通常将法律、宗教戒律、习俗、礼仪视为社会控剂，并且习惯性地将社会控制与强制权力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社会控制远不只是人们所熟悉的权力机构实施的控制，诸如社会舆论、群体情感等也都是社会控制的有力方式。前者属于正式的社会控制或者“硬控制”，后者属于非正式的社会控制或者“软控制”。

社会情绪不是个体情绪的叠加或混合，而是在一定社会环境下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情绪互动的结果和情绪反应，是社会多数人所共享的情绪体验。在社会互动中，人们善于利用情绪对他人施加影响，通过情绪控制他人，以使特定行为发生成得以避免。将情绪视为一种社会控制方式，有助于我们对诸多社会现象的产生机制以及社会行动的内在逻辑获得新的理解。例如，为什么作为一种情绪的气在冲突中极为常见，为什么舆情民意能够影响司法审判。

将社会情绪视作一种社会控制方式，不仅为我们理解社会情绪提供了新视角，而且为相关部门的社会治理提供了新思维。在社会公共空间中，社会情绪未必就是攻击性的破坏性的；作为一种获得关注和控制力的方式，它可以是建设性的。对社会情绪的硬管控很可能会激化社会情绪。升级对控制力的竞争，对公共领域的理性对话、多元治理产生负作用。相反，若是得社会情绪视为社会治理的一种可能资源，有助于丰富社会治理的工具箱，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

(摘编自邢朝国《社会情绪：一种社会治理资源》)

材料一：精准扶贫是乡村振兴的首要任务，乡村振兴是精准脱贫的逻辑延续。乡村振兴要求的“生活富裕”有着“脱贫”和“致富”的双重蕴涵，意味着农村精准扶贫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前提条件。在此基础上，乡村振兴对乡村建设提出了更高、更全面的要求。与此同时，乡村振兴战略又为精准扶贫指明了方向。乡村振兴从五位一体、相互关联的角度，对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五方面的发展作出全面部署。乡村振兴的多措并举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三农”的问题，这无疑为当前农村的精准扶贫工作提供了思路，指明了方向。

（摘编自张赛群《有序衔接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战略》）

材料二：长期以来，中国在治理绝对贫困的过程中，大量的扶贫资金和扶贫项目纷纷流入广大贫困地区，贫困者成为被优待群体，由于贫困“耻感文化”的缺少，产生了一些人不以贫困为耻、反以贫困为荣的文化怪异，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争当贫困户的现象，千方百计钻贫困户政策的空子，依赖政府，不思进取、坐享其成，将扶贫资金看成“唐僧肉”，将申请到贫困救济看成实力的体现，认为有人脉才能成为贫困户。从行为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人的行为影响选择效果，“耻感文化”缺失者选择被动接受的方式成为陷入“贫困陷阱”的精神诱因，因而丧失积极主动、勤劳开拓的生产方式来摆脱贫图的上进冲动，加大了贫困治理的难度。在后精准扶贫时代的制度安排中，遵循人类从神经、心理、语言、思维和文化这一由低到高的认知规律，以文化认知作为人类独有的最高级认知形式为基础，嵌入到贫困治理的制度建设中，加强对心智不健全、社会素养不够、内生动力不足的“穷人心态”的制度矫正，复兴、发育儒家文化中的“礼义廉耻”，发挥“耻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在贫困治理中的宣教作用，强调羞耻之心在贫困治理中的约束作用，重塑耻感基础之上的社会道德评价机制，形成以贫穷为耻，以勤劳致富为荣的文化氛围，激发贫困者自力更生的内生动力，实现贫困治理的可持续发展。

（摘编自唐任伍 肖彦博 唐常《后精准扶贫时代的贫困治理》）

材料三：消费扶贫，一头连着贫困地区，一头连着广阔市场，展现着充沛强大的生命力。近年来，各地在推动消费扶贫方面开展积极探索实践，出台一系列支持消费扶贫的政策措施，积累了有益的经验和做法，消费也可扶贫的理念正逐步得到社会各界认可。比如，不少地方和单位明确每年以不低于一定比例的采购量采购贫困户的农产品，东西部扶贫协作城市与贫困县建立长期稳定的供销关系，个人以订单式生产认购、爱心认购、参与贫困地区“共享农庄”、协助购销对接等模式参与消费扶贫等。消费扶贫工作经过持续的探索、创新，内容与形式不断演化，成为中国减贫事业的生动缩影。实践中，实施二十余年的“闽宁模式”，成为东西部合作发展、互利共赢的生动写照；“黔货入浙、浙客游黔”的交流合作，写就了贵州和浙江两地“山海携手著华章”的传奇故事。

（摘编自石庆硕《让消费扶贫彰显更强生命力》）

材料一：

“新基建”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其主要瞄准的是面向未来的新科技，其所涉及的领域中，5G基站、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占了一半以上。这些领域，代表了未来技术进步、经济发展乃至国际竞争的大方向。与此同时，在确保有效投资和稳定就业方面，“新基建”也可发挥“压舱石”的作用。

目前要加快“新基建”进度，对不少企业都是难得的机会，尤其那些已具备相当实力的头部企业。这些企业前期的研发和基建投入，巴为“新基建”打下了良好基础，并且一些技术和应用经受了市场的检验，起到了探路者的作用。智能供应链之类的数字供应链体系，已成为不可或缺的新一代基础设施，继续强化智能供应链、智能物流的建设打造，将为“新基建”注入更多活力。

“新基建”之“新”不仅在新技术、新方向，更是新的投资建设主体与运行机制——因为有更多市场化主体的先行探路和积极参与，“新基建”必将展现出新气象、新活力。在运行效率和市场竞争力等方面确立更多优势。这也要求在“新基建”推进过程.中，政府部门应做好监管和服务工作，发挥好投资引领作用，为市场主体参与“新基建”创造更好的条件。

(摘自张诺《市场主体参与“新基建”大有可为》)

材料二：

材料三：

数据显示，截至三月下旬，我国近20个省区市发布的2020年重点项目投资计划总规模达49.6万亿元，其中2020年度计划投资总规模7.6万亿元，关于“新基建”的投资更是十分亮眼。

专家认为，“新基建”是对冲疫情和经济下行最简单有效的办法，短期有助于扩大需求稳增长、稳就业，长期有助于释放中国经济增长潜力，提升长期竞争力，改善民生福利。

“但相比传统基础设施，‘新基建’的特点在于科技创新。可以说，新基建’具有重上价值的前提是相关领域未来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陈建奇认为，要加快新基建的推进速度，除了政府投资外，还需充分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

“‘新基建’是个新事物，理论上所有企业都可能成为参与者和建设者。”中商智库首席研究员李建军指出，但与传统基建相比，“新基建”项目更偏重于信息化和创新领域，项目的科技化程度较高，意味着高新技术企业的参与度会比较高。

对此问题，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市场与价格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磊指出，推进“新基建“的有效实施，必须要做好统筹规划，明确发展重点和优先顺序，提升系统整体性，解决好如何落地、钱从哪里来、效能如何高效发挥等关键问题。

'新基建’带来的智能经济发展，所引领的将不仅仅是技术创新平台的创新，同时还有应用模式的创新和商业模式的创新。而这一切，都需要大批高新人才做支撑。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汪怿说，“在着手‘新基建’的同时，也要加快‘新基建’所需要的‘新人才’队伍培养。

(摘编自訾谦《“新基建”火热新动能强劲》)

材料一：

2020年，《一个都不能少》《我们在梦开始的地方》《绿水青山带笑颜》等多部扶贫题材的电视剧播出，将创作视域置于近年来日益引人关注的“新乡村”建设与发展上，展现了新乡村、新形象，并呈现出内容表现与艺术传达等诸多方面的新特征，这些电视剧也可归类为“新乡村剧”。

这些扶贫剧之“新”首先在于贴合新时代叙写“新乡村”的故事。变化中的“新乡村”，正以《我们在梦开始的地方》中的下溪村、《绿水青山带笑颜》中的石坞村等为典型样貌——农村环境保护所呈现的青山绿水自然生态之美，加之农民居住环境改建升级所带来的美化宜居之貌，共同构建起“美丽乡村”的外在景观;而种植、养殖、农家乐、乡村游等多业态并进的绿色产业链建构，以及传统手工艺发掘、新型民宿建设等乡村综合优势的发挥，则成为支撑“新乡村”持续发展的内在力量。

心态如何随环境同迁，观念如何与时俱进，是当下新乡村建设的迫切命题。在《一个都不能少》中，贫、富两村村民的矛盾冲突，恰似乡村振兴中旧与新博弈的缩影。此外，在环境规划之中注重独特美感，在整体建设中注入人文关怀，方为“新乡村”的良性发展之道，亦应是“新乡村剧”着力传达的新理念。扶贫剧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推动乡村发展的“新力量”及其凸显的生力军“新形象”。在电视屏幕上如此集中地呈现“驻村第一书记”“大学生村干部”“科技特派员”“返乡创业青年”等年轻一代自觉投入乡村扶贫振兴与持续发展大业，应尚属首次。他们充满青春活力，是站在时代前沿的生力军，以其独到的见识、学识与智慧，努力拓展契合时代需求的发展新思路。

随着脱贫攻坚目标的实现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中国农村将会发生更加翻天覆地的变化，期待创作者们对新乡村题材有进一步的关注，对新乡村生活有更深入的体验，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扶贫剧以飨观众。

(摘编自张洪波《扶贫题材剧要传递支撑“新乡村”持续发展的内在力量》)

材料二：

为了塑造扶贫英模的先进形象，不少扶贫戏或自始至终急于凸显主人公的义无反顾、心无旁骛，却对其为何如此坚定交代得不清不楚，或急于将主人公扶贫工作中的各种事迹堆积在一起，却忽略了人物在特定情境下的意志选择。注重人物“做什么”而忽视“为什么”这么做，容易导致舞台上常见的事多而戏少的“报告会模式”。

扶贫剧作中，“施动”的扶贫干部与“受动”的贫困群众，都是活生生的人，都有在舞台上展现的权利。当下的扶贫题材剧作，无一例外都把“施动者”中的先进典型作为主人公，彰显他们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而被帮扶的“受动者”，从未成为被刻画的主体。帮扶对象看似在场，甚至经常成批出现，但其灵魂深处最真实的生命体验，仍然是被遮蔽的，他们其实更接近于一个群体符号，处于一种隐性的失语状态。只要这一点未被充分揭示，扶贫工作的艰辛与复杂，以及扶贫工作者所遭遇和克服的实际困难，就仍然有可能被简单化处理。这对扶贫剧作着力塑造的先进典型，又何尝不是一种损害?

(摘编自穆海亮《扶贫戏：以“人”为本，方成经典》)

2019年1月24日，华为北京研究所，全球首款5G基站核心芯片——华为天罡正式发布。

秉承“把复杂留给自己，把简单留给客户”的理念，华为在5G领域积极投入、持续创新。华为可提供涵盖终端、网络、数据中心的端到端5G自研芯片，支持“全制式、全频谱”网络，并将最好的5G无线技术和微波技术带给客户。

华为天罡在集成度、算力、频谱带宽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极高集成，首次在极低的天面尺寸规格下，支持大规模集成有源功放和无源阵子；极强算力，实现2.5倍运算能力的提升，搭载最新的算法及波束赋形，单芯片可控制高达业界最高64路通道；极宽频谱，支持200M运营商频谱带宽，一步到位满足未来网络的部署需求。同时，该芯片为AAU带来了革命性的提升，实现基站尺寸缩小超50%，重量减轻23%，功耗节省达21%，安装时间比标准的4G基站，节省一半时间，有效解决站点获取难、成本高等问题。

2018年，华为奏响5G规模部署的序章，率先发布全系列商用产品、率先全球规模外场验证，率先开始全球规模商用。截至2018年底，华为已完成中国全部预商用测试验证，推动了5G进入规模商用快车道。目前，华为已经获得30个5G商用合同，25000多个5G基站已发往世界各地。

2019年1月9日，华为“5G刀片式基站”凭借创新性采用统一模块化设计等技术突破，获得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该基站实现所有单元刀片化、不同模块间任意拼装，使5G基站的安装像拼装积木一样简单便捷。华为5G产品线总裁杨超斌表示：“华为全系列全场景极简5G解决方案，在兑现5G极致性能和体验的同时，能够大幅提升部署和运维效率，使5G部署比4G更简单。”

此外，华为常务董事、消费者业务CEO余承东还发布了全球最快5G多模终端芯片——Balong5000（巴龙5000）。这颗全新的5G芯片，体积更小、集成度更高，这是先进技术和设计的体现，用户也不担心网络问题，它能够在单芯片内实现2G、3G、4G和5G多种网络制式，可以有效降低多模间数据交换产生的时延和功耗，显著提升5G商用初期的用户体验，在5G领域无疑是一次很大的突破和成功。

（摘自《华为天罡奠基极简5G》）

美国彭博新闻社2019年1月24日发布题为“美国恐惧华为的另一个原因：物美价廉”的报道：在美国俄勒冈州东部的偏远地区，华为远非美国官员口中的来自中国的“大坏狼”，而是通往21世纪的生命线。

东俄勒冈电信公司首席执行官兼总经理约瑟夫·弗兰内尔说，这家中国最大的技术公司生产高质量网络设备，卖给农村电信运营商的价格比其竞争对手少20%到30%。华为的设备还帮助二十多家美国电信公司向许多最贫困、最偏远的地区提供座机、移动服务和高速数据。事实上，包括弗兰内尔的公司在内的一些电信企业并没有联邦政府补贴，它们在向偏远贫困地区提供服务时成本较高。但华为能让奇迹发生。华为在网络设备制造方面已成为世界领先者，它正在努力主导被称为“下一代无线技术”的5G。

“他们（华为）的设备非常非常好，”同时担任俄勒冈州议会宽带咨询委员会主席的弗兰内尔说，“我们还没有在市场上找到类似的设备。”正是因为物美价廉，并且其领先的技术和优惠的价格在市场上很难找到替代，华为令美国政府担忧起来，并试图破坏这个“奇迹”。

（摘自《美媒：美国害怕华为的另一个原因》）

互联网数据中心公布的2018年第二季度全世界的智能手机排名前五的出货量（以百万为单位）、市场占有率和年增长数据。

材料一

疫病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可以追溯到世界上最早的英雄史诗当中。有研究表明，书中提到的一部分灾难，从所描述的特征或影响来看，应该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由有害细菌和病毒等病原微生物的传播而导致的疫病。

根据研究，大约从公元前500年开始，因病原微生物而起的疫病，就开始影响到欧洲文明的发展进程。而1347-1353年间在欧洲流行的黑死病，更是欧洲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疫病，它的爆发竟然使欧洲人口减少了将近三分之一。当时，民众的恐慌情绪急剧增长，以至于要用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抚平与此相关的痛苦记忆。由于大量人口死亡、劳动力分布严重不均，社会结构开始出现变化，农奴从此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自由劳动者。应该说，黑死病、麻风病等疫病从多方面影响了欧洲社会和中世纪的西方文明。

如果说欧亚之间的疫病传播最初还受到距离限制的话，那么当历史进入到欧洲向外扩张的殖民主义时期，病原微生物才真正开始了全球传播的旅程。1519年，西班牙人试图征服位于美洲的阿兹特克帝国。阿兹特克人最初抵挡住了西班牙人的攻势，但战争形势随着感染过天花病毒的西班牙人的到来而发生改变。不久，肆虐的天花就杀死了阿兹特克帝国的大量人口，这也成为阿兹特克文明灭亡的重要原因。

当然，在与肆虐的疫病作斗争的过程中，人类的医学事业也在不断进步。16世纪解剖学的发展，17世纪生理学的进步，18世纪病理解剖学的创立，加上19世纪细胞学、细菌学等学科的建树，以及20世纪初临床医学的巨大飞跃，共同成就了现代医学。而现代医学发展、科学技术进步以及政府职能改善等因素，共同推动了卫生防疫工作在全球的普遍开展。可以说，人类正在以不懈的努力和执着的追求捍卫着自身的安全与幸福。

（取材于张大庆等的文章）

材料二

中国古代文献中的“疾疫”，“疾”指的是比较普通的一般性疾病，“疫”指的是比较严重的传染性疾病，这种分法与现代医学的主张也比较吻合。世界卫生组织有关报告曾经指出，在危害人类健康的严重疾病中，属于传染病的占绝大多数。相比较而言，“疫”比“疾”的影响要大得多，“疫”的大规模爆发往往给社会造成严重灾难。

中国历史上大疫流行的时期，也是中华民族名医辈出的时代。据史料记载，东汉后期屡有瘟疫流行。以治疗伤寒著名的张仲景，在自己的《伤寒杂病论》中论述了多种传染性疾病的中医治疗方法。面对传染性黄疸病，东汉时的华佗曾用可以入药的幼嫩青蒿来治疗。现代医学研究更是循此路径，从青蒿中分离出青蒿素，成功研制出治疗疟疾的新药。

中国人很早就意识到，隔离传染病患者是行之有效的疫病防控措施。公元2年，民间疫情严重，《汉书·平帝纪》中就有记载说：“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到唐朝时，还有佛教寺院设立的“病坊”用于隔离麻风病人，内有僧人为患者治病。

在与疫病作斗争的过程中，中国人在16世纪时摸索出世界上第一种有效预防天花的方法——接种“人痘”。现代医学研究表明，通过有限度地主动感染某种病原微生物或接种该病原微生物的疫苗，可以使人体产生针对该疫病的抗体，从而避免感染疫病。而接种“人痘”，就是主动让未感染的人接触处理过的天花病毒从而产生病毒抗体。

接种“人痘”的办法曾经拯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法国哲学家伏尔泰曾在《哲学通讯》中专门称赞过中国人的这种伟大创造：“这被认为是全世界最聪明、最讲礼貌的一个民族的伟大先例和榜样。”

（取材于陈忠海、和静钧的文章）

材料三

疫病在很多时候是由病毒而起，这就让病毒听起来有些吓人。一直到20世纪初，科学家们对病毒的认识仍然各执一词，他们甚至在病毒究竟有无生命这一点上都无法达成共识。1935年，美国生化学家运用提纯和结晶技术，首次得到了烟草花叶病毒的晶体。这种病毒晶体看起来就像一块没有生命的冰或钻石，但是只要把病毒晶体溶液放在烟草叶上，病毒侵入烟草叶细胞之后就马上开始增殖。当时曾有媒体评价说，这一发现“动摇了人们对生与死的区分和辨别”。

近些年来的研究则进一步揭示，人类基因组里也有病毒基因的痕迹。尽管病毒自身的遗传信息量非常之小，但它们仍然可以把自己的基因注入宿主细胞，并把宿主细胞变成帮助自己复制的“代工厂”。一般而言，一粒小小的病毒进入一个细胞，很短时间之内就能够复制出上千个病毒体。所以当病毒性疫病出现时，在没有外在干预的条件下，被病毒袭击的宿主，可能会依靠自身机能得以存活，也可能会走向毁灭。由于病毒试图“劫持”宿主细胞来自我复制并蔓延，自然就会激发宿主使用自身的免疫系统这一“武器库”来予以反击。而在现代医学条件下，一些医疗防疫手段的介入，能够帮助人体更加有效地阻止病毒对人的侵害，从而能够避免出现更多的伤亡。

在一定意义上，人类的抗病毒过程，既是一个促进人类自身身体机能不断强大起来的过程，也是一个推动人类抗病毒研究不断深入、不断完善的过程。事实上，人类与病毒之间的斗争由来已久，人类对病毒的认识也在这样的持久斗争中一步步丰富起来，完备的病毒防治体系也正在逐步建立起来。

客观地说，病毒也并非只有破坏作用。相关研究表明，与地球生态系统中任何一个组成部分一样，病毒在维持全球生态平衡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在海洋生态系统中，每天有20%—40%的细菌被病毒杀死，这才使海洋环境中细菌过快繁殖得以抑制。以此而言，病毒在海洋生态系统里扮演着“反垄断”的角色——有助于确保任何物种或细菌都不能称王称霸，这对保持海洋生物多样性具有积极作用。

（取材于苗德岁、内森·沃尔夫等人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