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余一句话

佚名

那天，我坐公交车去找朋友。

车上人不多，但也没有空位子，有几个人还站着吊在拉手上晃来晃去。一个年轻人，干干瘦瘦的，戴个眼镜，身旁有几个大包，一看就是刚从外地来的。他靠在售票员旁边，手拿着个地图在认真研究着，眼不时露出茫然的神情，估计是有点儿迷路了。

他犹豫了半天，很不好意思地问售票员：“去颐和园应该在哪儿下车啊？”

售票员是个短头发的小姑娘，正剔着指甲缝呢。她抬头看了一眼外地小伙子说：“你坐错方向了，应该到对面往回坐。”

要说这些话也没什么错了，大不了小伙子下一一站下车到马路对面坐回去吧。但是售票员可没说完，她说了那多余的最后一句话：“拿着地图都看不明白，还看个什么劲儿啊！”售票员姑娘眼皮都不抬。

外地小伙儿可是个有涵养的人，他嘿嘿笑了一笑。旁边有个大爷可听不下去了，他对外地小伙子说：“你不用往回坐，再往前坐四站换904也能到。”

要是他说到这儿也就完了那还真不错，既帮助了别人，也挽回北京人的形象。可大爷一定要把那多余的最后一句话说完：“现在的年轻人哪，没一个有教养的！”

站在大爷旁边的一位小姐就忍不住了：“大爷，不能说年轻人都没教养吧，没教养的毕竟是少数嘛，您这么一说我们都成什么了！”

这位小姐穿得挺时髦，两细带子吊个小背心，脸上化着鲜艳的浓妆，头发染成火红色。可您瞧人这话，不像没教养的人吧，跟大爷还“您”啊“您”的。谁叫她也忍不住非要说那多余的最后一句话呢！“就像您这样上了年纪看着挺慈祥的，一肚子坏水儿的可多了呢！”

没有人出来批评一下时髦的小姐是不正常的。可不，一个中年的大姐说了：“你这个女孩子怎么能这么跟老人讲话呢！要有点儿礼貌嘛，你对你父母也这么说吗？”您瞧大姐批评得多好！把女孩子爹妈一抬出来，女孩子立刻就不吭气了。要说这会儿就这么结了也就算了，可大姐的多余的最后一句话还没说呢。“瞧你那样，估计你父母也管不了你。打扮得跟妖精似的！”后面的事大家就可想而知了，简单地说，出人命的可能都有。

这么吵着闹着，车可就到站了。车门一开，售票员小姑娘说：“都别吵了，“该下的赶快下车吧，别把自己正事儿给耽误了。”

当然，她没忘了把最后一句多余的话给说出来：“要吵统统都给我下车吵去，不下去我车可不走了啊！烦不烦啊！”

烦不烦？烦！不仅她烦，所有乘客都烦了！整个车厢这可叫炸了窝了，骂售票员的，骂外地小伙子的，骂时髦小姐的，骂中年大姐的，骂天气的，骂自个儿孩子的。真是人声鼎沸，甭提多热闹了！

那个外地小伙子一直没有说话，估计受不了了，大叫一声：“大家都别吵了！都是我的错，我自个儿没看好地图，让大家跟着都生一肚子气！大家就算给我面子，都别吵了行吗？”

声音很快平息下来，但你们不要忘了，外地小伙子的多余的最后一句还没说呢。“早知道北京人都是这么一群不讲理的王八蛋，我还不如不来呢！”

想知道事情最后的结果吗？

我那天的事情没有办成，大伙儿先被带到公安局录了口供，然后到医院外科把伤给处理了一下，我头上的伤是在混战中被售票员小姑娘用票匣子给砸的。你们可别认为我参与了他们打架，我是去劝架来着。我呼吁他们都冷静一点儿，有话好好说。

我多余的最后一句话是这么说的：“不就是售票员说话不得体吗？你们就当她是个傻瓜，和她计较什么呢？！”

(有删改)

“积”之为弊

杨于泽

如今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门，时兴的就是让问题堆积下去，堆积成“大事”，便集中力量大张旗鼓办之。比如集中拆除城市违章建筑、集中销毁假冒伪劣、集中“打拐”、集中侦破大案要案，这些无不贯穿着“集中”的思想。

问题开始时当然是不大的，故而是不被重视的。待到问题积累成堆，小事变大，就像寿星头上那团赘肉，一旦过于沉重，有关部门就着急起来，必欲除之而后快。除掉后，便又心不在焉，岂知赘肉可能重新生长。如此反复，形成对一刀割除的“路径依赖”。单身汉是喜欢积累问题的，未洗的衣袜塞满墙角席底。孤家寡人一个，既没有父母约束，也没有妻儿监督，不必对任何人负责，我想怎么搞就怎么搞。这是一种拖延战术，借此逃避每天的责任，图个清闲自在。到了万不得已之时，就来一次“大扫除”，这个周期，可能长达一个月甚至更长。

有些职能部门跟单身汉半斤八两，民众想解决问题，就得等待问题堆积如山，就得等待时机成熟。我们这里有些人，今天的事最好拖到明天。平时做事的，无人喝彩，甚至出了麻烦；平时不做事的，“集中”精力忙“大事”，领导重视，场面壮观。平时做事的可能被淘汰出局了，平时不做事的锦绣前程指日可待。

这样地积累问题。不是亟须祛除的积弊吗?

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

吴组缃

中国的小说，也和世界各国一样，是从神话传说开始的。有人说我国小说有很多起源，如寓言、史传、诸子散文等等，其实源只有一个，那就是神话传说。神话是把神人化，传说是把人神化，这两者之问的界限很难确切划分。

到魏晋南北朝，出现了志怪、志人小说。这是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起的名字，我觉得概括得很恰切。神话传说也好，志怪、志人也好，都是作为一种史实记载下来的，是靠实地访问，从民间搜集而记录下来的，因此叫做“志”。“志”是记录的意思，而不是创作。所以最初的小说，同历史归于一类。比如《穆天子传》是个神话传说，可史书上却把它归于帝王“起居注”一类；《山海经》也是神话传说，《汉书》中却把它归于“地理志”中。

直到梁代萧统编《文选》，才第一个要把文学和历史区分开来。他在序中提出他的文学定义，即“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但这时他所指的文学只包括诗、文、赋，并不包括小说。我国的小说脱离历史领域而成为文学创作，还是进入唐代之后的事。唐代的文化出现了很多新的东西，文人的思想也有所发展、开阔；这时传奇小说应运而生，如陈鸿写的《长恨歌传》、白行简写的《李娃传》，都是依照传说创作而成，不再是历史性质的东西了。唐代小说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富于想象虚构与讲求文采，这就同过去的作品有所区分。参照萧统的文学定义看，虚构、想象正是“事出于沉思”；讲求文采，则正是“义归乎翰藻”。从此，小说便发展成为文学创作了，但作为史的志怪志人传统也并没有中止。

传奇小说发展到宋代就衰落了。宋代的小说大致是根据史事记载完成的，没有什么虚构和富有文采的创作加工，同唐代小说大不相同。后来人们写了各个朝代的历史小说，大多走了宋代传奇的路子，即按照史书的记载编写，作为文学作品是失败的。

这时随之兴起的是话本。话本经过文人加工，就变成许多话本小说和演义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等，大都是文人采用民间创作而进行的再创作。话本是民间“说话”艺术的底本，它是经过说书艺术的千锤百炼才产生、流传的。它以描绘精彩动人的情节场面和塑造生动活泼的人物形象见长；这就与专供人阅读的小说有了明显不同的风格，因为它们是植根于讲给人听的说书艺术的。

由这里再发展，便成为文人的独立的创作。这时不再拿民间的东西来加工了，而主要是自己创作。这一类代表作是《金瓶梅》，它在小说发展史上开辟了一条新路。无论《三国演义》《水浒传》还是《西游记》，写的都是非凡的人物或者不寻常的英雄；而《金瓶梅》开辟了一条写平凡人和日常生活的道路，通过写平凡人的日常生活，显示了现实主义文学的长足发展。沿着《金瓶梅》所开创出来的道路，《红楼梦》问世了，中国古代现实主义小说达到了辉煌的顶点。

中国小说发展的脉络及特点，大致就是如此。

（选自《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及其规律》）

材料一

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革命实践中孕育出来的独特文化形态。革命文化与今天大力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高度契合之处，这使得继承革命文化成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载体。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共同文化源流。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之“魂”，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价值追求。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天下为公、勤劳勇敢、自强不息、诚信互助、上善若水、天人合一”等国家、社会和个人层面的美德追求。这些优秀道德基因和价值元素在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中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就革命文化而言，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等，都体现了爱国、为公、自强、勤廉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充分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革命时期的继承与弘扬。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论，其基本理念和内容如爱国、诚信、友善、和谐等，也都充分体现了对忧国忧民、讲信修睦、与人为善、崇尚和合等中华传统美德的辩证汲取和发展，凸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创新。

从内容上看，革命文化内容丰富，既是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理想、人格、心理、精神、行为方式的综合，又是马克思主义融入中国革命实践和文化心理的重大文化成果。可以说，革命文化不仅凝结着高尚的道德资源，还是一种价值体系和真理文化。它从形式到内容，从表面到深层都蕴含着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等政治目标，社会自由民主平等正义等共产主义价值诉求，敬业奉献、艰苦朴素等精神品格，这些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层面的内容都有着相通和契合之处。这意味弘扬革命文化其实就是在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念和精髓，促进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义理解。

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属精神文化系统，虽然在不同时空出场，但若将它们置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整个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便会发现，二者在目标导向上有着共同的交汇点。这个交汇点就是致力于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革命文化在革命实践中形成，在革命时期其存在的价值就是坚定革命信念，凝聚革命力量，齐心协力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为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提供支撑。在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时期，重温和发扬革命精神，是为了激励民众克服改革阻力和困难，进行伟大斗争，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

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说，其宗旨就是引领与整合多元价值，树立共同的价值标杆，抵制各种错误价值观，提升社会整体道德水准，为国家发展和民族进步汇聚精神动力，从而助推民族复兴目标实现。由此可见，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有着共同的文化根基，还有着共同的长远价值目标，在“从哪里来”和“到哪里去”这两个重要方面保持了高度统一。这样的内在统一性有助于彼此产生深度共鸣，从而助推革命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摘编自田旭明《革命文化：涵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可或缺的重要载体》）

材料二

怎样传承和弘扬红色革命文化，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是一项极其复杂艰难的系统工程。认真做好这一工作，要在思想认识和实际工作中下苦功夫。

第一，在认识上增强对红色革命文化的自觉、自信和自强。特别是增强对红色革命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的重大意义、总体要求、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内容、重点任务、方法途径的认识，打好认识上的前提和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做好文化工作必须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使得我们对文化自觉、自信、自强，增添了新的认识。

第二，在实践上做扎扎实实的工作。从本质上说，红色革命文化是一种精神存在。只有通过人们的实践，才能将其转化为推动历史前进的物质力量。也只有当红色革命文化转化为物质力量，并且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的时候，才能形成为综合国力中的文化软实力，成为让更多的人主动接受、让更多的国家民族愿意分享的文化。所以传承和弘扬红色革命文化，并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一个在实践中的复杂工作过程。建设这一过程起码要经过发掘→制作（研究、创作等）→传播（平面媒体、电子媒体、立体媒体等）→接受→行动→成效→影响这样几个主要环节。而在这一中心链条周围，还要有若干辅助链条，如组织管理、资金支持、技术设备等等。

总之，凡是有利于发展繁荣中国红色革命文化的事，都应当而且积极主动地开展起来。传承弘扬红色革命文化之事也和干其他任何事情一样，重在实践，重在行动，重在从我做起，重在从当下做起。

(摘编自荣开明《红色革命文化:内涵、特征与弘扬》)

【推荐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坚持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之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显著优势的根基所在，“人民至上”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重大价值理念。从哲学价值论的角度看，人民至上是一个价值命题，包含丰富的价值意蕴和明确的实践要求。

人民至上作为价值命题，其基本内涵是人民在社会（国家）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拥有一切国家权力。在人民至上中，“人民”是主词，一般是指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社会基本成员。人民至上中的“至上”，指的是人民是社会共同体中至高无上的主体、主人，拥有一切国家权力，没有任何群体、组织、机构与人民处于同等地位，拥有相同权力。

人民至上与中国传统的“民惟邦本”观念、西方“主权在民”观念存在着重大差别。“民惟邦本”观念即“民本”观念，其基本含义是以民众或百姓为国家的根本或基础。这里所说的“民众”并不是指社会的所有成员，而是相对于统治者而言的黎民百姓。因此，在传统的民本观念中，隐含着君王是百姓的主人并为民做主的含义，即所谓“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主权在民”观念，看起来是认为国家的主权在人民，但这里所说的“民”不是指作为社会的全体成员或大多数成员，而是指社会中的各个个人。所谓“主权在民”实际上是主权在个人。这种个人主义价值观忽视人民整体，把单个人作为社会的主体、主人，强调个人的自由和权利至高无上。

人民至上并不是一个事实命题，而是一个价值命题，既可以表达应然状态，也可以表达实然状态。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推进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历史进程中把人民至上确立为根本价值理念并始终加以践行，中国人民成为国家主人，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人民至上就从应然状态转变成为实然状态。

人民至上作为根本价值理念包含着多方面的实战要求，其中主要是对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国家治理者的实践要求。人民至上对社会治理者的实战要求，就是要确保人民在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中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一是要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二是要在政治上和组织上保证人民真正掌握国家权力，三是要顺应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四是要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最高追求目标。

人民至上对人民个体也有实战要求。人民是一个由个人构成的基本共同体，只有其中每一个个人都强大，人民才能强大。因此，个人必须将这种价值要求转化为自己的精神信念和德性品质，成为自己毕生不懈奋斗的追求和实践。这种价值要求就是自强不息。人民个体只有在社会共同体中才能自强不息，这就要求人民个体必须具备社会性。社会性的实质就是道德性，也就是人必须在社会中并通过社会，与同为社会主体的其他人友好合作来追求和实现自己的强大。这也就是厚德载物。无论是自强不息，还是厚德载物，作为德性品质和价值理念，都是后天经过不断努力获得的。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成为强者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涵养锻炼或修养作为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修身过程。每一个社会成员要使自己所在的人民共同体能够成为至上者，修身成人是必由之路。

（摘编自江畅《人民至上的价值意蕴与实践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