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国家政策、经济、社会、科技等条件的支持下，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呈现出高速发展态势。在文化与科技等行业融合趋势凸显、文化产业内部结构调整升级、文化消费模式和需求发生变化的新时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迎来了新的机遇。消费升级以及全民消费文化意识的提升，文化创意产业总体营收规模不断扩大，成为构建新型产业体系新的增长点、提升城市竞争力的重要增长极。

在全面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不断提振文化消费需求的背景下，“创意创造价值，设计改变生活”逐步从口号变成现实。从东部发达省份到中、西部发展省份，文化创意作为一种新生力量正在迅速崛起，红红火火的文博会、创意设计周、艺术节等各类文化活动，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文化需求。

“文创产业发展的目的，是满足城市居民对关好生活的需求，而居民文化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也有力地带动了文创产业的发展。”成都高新区相关负责人说。

在政策利好不断的大环境下，我国各行各业与文创设计融合发展的热情持续高涨。现代制造业、消费品工业、旅游、商贸、会展等产业与文创设计加快融合，创造出一大批文化附加值高、深受消费者喜爱的文创产品，更有效地带动了各省市、各地区一批集文化传承、文化体验、文化欣赏、文化娱乐、文化交流为一体的主题旅游与产业园区项目。

近年来，文博领域对传统文化的挖掘创新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全国各地博物馆推出的文创产品纷纷成为爆款。河北博物院开发的“朱雀衔环杯”袖扣、“长信宫灯”系列文具等，将文物元素运用于时尚生活用品；故宫博物院更是开发出“故宫口红”“故宫面膜”等1万余种文创产品，让600岁的故宫“年轻”起来。

对地方文创企业来说，当地丰富的本土文化就是其创新创造的独特优势。在郑州高新区，一大批文创企业在碰撞融合中迅速崛起，助推中原文化产业发展，如河南文化品牌“豫游纪”开发的日用品、家居饰品等百余类承载中原文化的产品，成为河南文创圈的标杆。

(节选自盛利《文化创新与科技创新深度融合创意产业发展春风得意》)

材料二：

强调创意和创新，强调把文化、技术、产品(服务)和市场有机结合起来，不仅能为人们提供文化含量较高的产品和服务，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从而有效刺激内需，形成新的消费市场，另一方面它还可以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促进产业创新和结构优化。

传统产业可以通过文化创意的融入，附加更多的文化内涵，开辟“蓝海战略”，实现差异化竞争，或塑造有特色的品牌，从而提升竞争力。

在产品设计中融入文化创意，如以色彩调节人们的心情、以结构满足人体的舒适感或操作的方便、以独特的造型给人们以丰富的想象，从而实现了产品的价值创新。

在营销中融入文化创意，引起消费者的文化认同，产生共鸣，或好奇心，从而有助于拓展市场。不仅精心策划的广告、会展有助于促销，优秀文艺作品也可能帮助扩大市场，比如电影《非诚勿扰》的热播极大地促进了杭州西溪湿地和日本北海道的旅游。

2017年，北京市文创产业实现增加值3908.8亿元，文化企业超过25.4万家，规模以上法人单位实现收入1.6万亿元。2018年1至6月，文创产业规模以上法人单位收入达8493.4亿元，同比增长16.6%，文创产业已成为首都“高精尖”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其中有两大主攻方向：“数字创意”和“内容版权”。一者强调科技创新的功能支撑，一者突出文化内容的价值引领。在明确主攻方向的基础之上，北京市提出了重点打造创意设计、媒体融合、广播影视、出版发行、动漫游戏、演艺娱乐、文博非遗、艺术品交易和文创智库等九大重点领域及其重点环节。

其实，传统产业都可以利用创意产业的思维逻辑和发展模式来改造自身的发展模式，实现产业的创新。如创意旅游、创意农业都是用创意产业的思维方式和发展模式，整合相关的资源，融合文化创意创新相关产品和服务，锻造产业链和构建起完善的价值实现系统，实现了传统产业的创新。

(节选自厉无畏《以创意产业推动文化创新》)

材料三：

文创产品，顾名思义是指文化创意产品，是依靠创意人的智慧、技能和天赋，借助于现代科技手段对文化资源、文化用品进行创造与提升，通过知识产权的开发和运用，而产出的高附加值产品。

好的文化IP(知识产权)有几个优势：

（1）知名度高(利于后期传播，快速吸睛)。

（2）有一定受众，甚至有一小撮研究者(这部分人在后期就是产品最先销售人群)。

（3）历经千百年沉淀下来的文化有足够的背景故事可挖掘(文化内容+营销传播)，可以看出，这种优势可以在后期接转化成很高的话题势能和消费势能。

好的文创需要具备三个特点：审美、功能、内涵，缺一不可。仅仅做到迎合消费，不算本事，更高明的是融汇古今、沟通雅俗。但有一个误区必须打破，那就是把文创等同于衍生品。目前，许多图书馆的文创开发都配套大型的展览或活动在做，缺乏独立性。好的文创不应该是新奇点缀，而应该进入生活日常。

(选自百度百科)

材料一：

职业教育是我国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主张，严复“体用一致”“统新故”“苞中外”的教育主张，反映了儒家传统思想与职业教育思想的斗争、对立、融合过程，并逐步形成新的理论体系，表现在清末新政时期颁布的全国通行的“壬寅学制”“癸卯学制”中，传统教育已与职业教育并排进入中国教育学制系统，这标志着中国职业教育在国民教育中的地位和职业教育思想的基本成熟。

职业教育的科学化方针，是指“用科学来解决职业教育问题”：一方面做好办学的基础工作，按不同的行业专业设置课程、选编教材、制定实习原则、配置实训设备等；另一方面做好组织人事工作，提前筹划科学设备组织机构，配备相应工作人员，以实现职业教育的科学化。

职业教育的教学原则是“手脑并用”“做学合一”“理论与实际并行”“知识与技能并重”。职业教育除实践知识教育，技术能力训练之外，最重要的是职业道德教育。职业教育不仅能增加社会物质财富，调整社会人际关系，而且能激发人们对自身从事职业的认同感、归属感及兴趣，也更能激发其责任心、事业心、创造力；良好的个人道德情操，更有助于人们在工作和生活中和谐相处、互帮互助。

（摘自《中国职业教育思想溯源及其现实意义》）

材料二：

中国职业教育中教育技术的重要发展

（摘自《<2018中国职业教育技术展望：地平线项目报告>解读与启示》

材料三：

近几年，人工智能获得突破性进展，备受社会关注。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的不断成熟为教育的创新变革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但是目前，新兴技术在职业教育领域的应用仍处于较为滞后的状态。对职业教育而言，其可持续发展需要通过创新的方式实现与新兴技术，特别是以人工智能为典型代表的新兴技术的深度融合，从而全方位提升职业教育信息化水平。

人工智能驱动未来教育的理念深入人心，但热点背后的冷思考尤为重要。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人工智能的本质是生产力的变革，更多复杂的工作被人工智能系统取代，必然对职业教育造成冲击；然而，人工智能代替的是工作任务而非工作，技术的发展会导致某些环节对人的需求的减少，同时创造出新类型的工作。人工智能与职业教育的创新融合需要从教育理念的转变着手。对此，职业教育应当：回归本质教育，培养产业变革所需技术人才，提升现有劳动者素质；调整专业设置，引领产业发展；基于信息化变革教育教学方法；以大数据为支撑进行精细化管理；利用“AI+”建设师资；开展社会培训与终身教育；完善职教体系，培养高层次人才。

（摘自《人工智能2.0与教育信息化2.0背景下的职业教育》）

材料一：

自西周建立以来，王室垄断着所有图书典籍，掌管典籍的官吏依据周礼的世袭制，父子世代传承，把持文化要职，文化礼仪和典籍仅在贵族内部传承，以备祭祀、兵伐及其他仪式之用。民间无学术，也无学校教育。清人章学诚说：“官守学业，皆出于一。而天下以同文为治，故私门无著述文字。”

到了西周末，出现王官失守、学术下移现象，三代以来所形成的教育制度走向崩溃的边缘。但是，官学废并非等于教育废。孔子说：“天子失官，学在四夷。”旧教育制度的崩溃，对私学的兴起产生了先导性影响。

夏商周之时，文化和礼乐知识一般由史官和乐师掌管。此时官师不分，政教合一。“国人暴动”发生后，第一批文化精英从周室的职官系统和政务系统中分离出来，王官开始失守本职，流落四方，这批当时的文化精英散落在民间，以教习礼乐文化为生，标志着教师开始从官吏中渐渐独立出来。他们“成为历史上第一批靠出卖知识维持生计的士”。商代以来官师一体的格局被打破，私学和私学教师开始从政权机构中分离独立出来。

春秋以前，图书典籍均为王官所掌控。经过几次文化下移后，典籍散落各地，这为私学提供了教材。孔子以先秦典籍为教学材料，这在《论语》中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中有明确的记载。道家学派开山鼻祖老子携周守藏室典籍出走楚国，后来糅合自己的思想著述而成《道德经》，成为了道家学派必读的圣经。与孔门并称“世之显学”的墨家，也是以散落于民间的记载有关天文、地理、数学等知识的典籍为基础，向门徒传授实用的生产知识和技能技巧。

文化精英和典籍的散落，既冲破了“学在官府”的贵族教育樊篱，也向下层民众揭开了曾经笼罩在文化礼乐知识之上的神秘面纱，打破了学术官吏的权威地位，为私学建立一种新型师生关系奠定基础。自周平王东迁以后，周室衰微、诸侯坐大，官学失守、礼崩乐坏，笼罩在人们心里的森严的尊卑观念也随之瓦解。私学里的新型师生关系正是在此背景下出现的。

在这种新型的师生关系中，部分老师和学生之间形成了一种类似于朋友的关系。这点在孔子和子路的师生关系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论语·子路》记载：卫出公请孔子主持政事，子路问孔子打算从什么开始做起，孔子说“必也正名乎”，子路当即嘲笑孔子迂腐，说：“有是哉，子之迁也！奚其正？”反之，孔子对子路也是像朋友一样，如《论语·先进》记载了一次孔门师徒学术研讨会，会上子路讲大话，孔子直接当面“哂之”。孔门师生强调相互切磋探讨，“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而且师生之间也没有人身依附关系，“欲来者不距，欲去者不止”。如原本学儒的楚国之士陈相，听闻许行在滕国讲学，便弃儒从农，背起农具直奔滕国拜许行为师。在私学中能够出现这种新型的师生关系，不能不说与王官失守、礼崩乐坏而导致的思想解放有关。这种新型的师生关系深深地影响了后世的私学。

私学的产生和发展，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而旧教育制度的崩溃，成了先秦私学兴起的前提。

（摘编自金忠明、林炊利《先秦私学兴起的要素及影响分析》）

材料二：

我国的学校究竟出现于何时？历来的看法并不一致。文字记载显示，我国在夏代已经有了正式的学校，《孟子·膝文公上》说：“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这里，“校”“序”“庠”“学”都是那时学校的名称。但是，迄今所知有文物佐证的最早的学校，出现在商代。因为殷墟甲骨文里记载了殷商学校的名称，如“庠”“序”“学”“辖宗”等。

到了西周，学校分为“国学”和“乡学”两种。国学是中央设立的学校，有“大学”和“小学”之分。周天子的大学叫“辟雍”，诸侯国的大学叫“许宫”。教育的具体内容为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实施教育的目的，如《礼记·大学》所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即培养道德高尚、热爱人民、对人民有益的人。

商和西周两代的学校教育，都是由国家来管理的，即古书中所说的“学在官府”。到了春秋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封建制的生产关系开始产生，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都迅速发生变化，作为上层建筑的教育制度也随之而改变，出现了“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局面。一些知识分子聚众讲学，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于是私学产生了。私学创立者孔子注重诗、书、礼、乐，同时重视言、德、政、文等才能的培养。与儒家并行的还有墨学。墨学重视实际生产技能的培养，同时也注重对力学、光学和几何学的研究。后来，墨学衰微，儒学大行天下。

（摘编自程裕帧《中国文化要略》）

材料一：

年1月2日，支付宝发布2017年全民账单。数据显示，去年全国5.2亿支付宝用户移动支付占比为82%。据统计，2017年，全国超过30个城市的公交、地铁先后支持支付宝；2亿多市民通过支付宝城市服务“窗口”共办理社保、交通、民政等12大类100多种服务；4000多万户小商家利用二维码贴纸实现收银数字化。移动支付城镇市场空间广阔。县城的移动支付用户占比为19.6%，省会城市占比为19.0%，农村地区占比为17.0%。

（摘编自新华网2018年13日报道）

材料二：

2014一2020年中国移动支付用户规模及同比增长走势

材料三：

所谓的条码支付，是指银行或支付机构应用条码技术，实现收款人、付款人之间货币资金转移的业务活动。

出门打车，掏出手机扫一扫车上的二维玛，轻松支付车费；下馆子吃饭，手机上的二维码被收银员扫码枪扫了后，立马埋单走人……扫码支付手段，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

近年来条码支付业务快速发展，在小额、便民支付领域显现出门槛低、使用便捷的优势，市场份额持续增长，成为移动支付发展的重要体现形式。同时，条码支付的技术实现方式和业务风险相对传统银行卡支付具有其特殊性，部分市场机构在业务开展中也存在扰乱公平竞争秩序、支付风险防范不到位等问题。

为鼓励并规范金融创新，促进条码支付健康可持续发展，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印发了《条码支付业务规范（试行）》，并配套印发《条码支付安全技术规范（试行）》《条码支付受理终端技术规范（试行）》，自2018年4月1日起实施。

（摘编自新浪网2017年12月28日报道）

材料四：

据介绍，我们进行扫码支付时，手机或者商户的收银机每次生成的条码都是不同的，对于这种动态条码支付，人民银行规定，采用两种有效方式进行验证，其中包括数字证书或电子签名的，可以自主约定每天的累计交易限额；采用两种有效方式进行验证，但其中不包括数字证书或电子签名的，同一个客户单日累计交易金额不应超过5000元；采用一种有效方式进行验证的，同一个客户单日累计交易金额不应超过1000元。

而对静态条码支付，也就是我们常见的商户贴在墙上或者打印好的二维码支付，无论采取什么交易验证方式，同一个客户单日累计交易金额都不能超过500元。若个人客户需更多条码支付额度，可采用包括数字证书或电子签名的方式对交易进行验证。

在不少移动支付用户看来，出台针对二维码支付的相关管理规范，在对日常使用影响降到最低的情况下大大提升了移动支付的安全性，无疑是一件从用户角度出发的“大好事”。

（摘编自《南方日报》2018年1月4日报道）

材料一：人脸识别系统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80年代后随着计算机技术和光学成像技术的发展得到提高，而真正进入初级的应用阶段则在90年代后期，以美国、德国和日本的技术实现为主。如今，人脸识别技术的应用已经不仅限于商务场所中，它已经以各种智能家居的形式逐步渗透到平常百姓家。

人脸识别技术是基于人的脸部特征，对输入的人脸图像或者视频流进行判断。首先判断其是否存在人脸，如果存在人脸，则进一步给出每个脸的位置、大小和各个主要面部器官的位置信息。并依据这些，进一步提取每个人脸中所蕴含的身份特征，并将其与已知的人脸进行对比，从而识别每个人脸的身份。

人脸与人体的其他生物特征(指纹、虹膜等)一样与生俱来，它的唯一性和不易被复制的良好特性为身份鉴别提供了必要的前提。与其他类型的生物识别比较，人脸识别具有无须被采集对象配合、无须采集对象和设备直接接触、可以在同一场景中对多个人脸进行分拣、判断及识别等优点。这些特点使得人脸识别系统工作效率高、准确度高，且效果较好。然而，即便如此，我们也无法忽视人脸识别技术在研发和应用中的阻碍因素。作为用户，对于人脸识别担忧主要是对其灵敏性、安全性方面的担忧。因为人脸具有相似性，所有的人脸的结构都相似，甚至人脸器官的结构外形都很相似。这样的特点对于利用人脸进行定位是有利的，但是对于利用人脸区分人类个体是不利的。此外，人脸的外形很不稳定，人可以通过脸部的变化产生很多表情，而在不同观察角度，人脸的视觉图像也相差很大，另外，人脸识别还受光照条件(例如白天和夜晚，室内和室外等)、人脸的很多遮盖物(例如口罩、墨镜、头发、胡须等)、年龄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这些都会影响人脸识别的灵敏性，甚至影响人脸识别的结果，最终带来安全隐患。

(摘编自《人脸识别技术原理及解决方案》，有删改)

材料二：

材料三：人脸识别在我国应用的场景越来越多，如近日上海地铁试行人脸识别，乘客刷脸秒进站；北京通州区推出的北京市首个人脸识别全业务办税等。解锁门禁、刷脸打卡签到、刷脸付钱、刷脸取钱、刷脸验证信息、刷脸认证办事……人脸识别似乎无所不能，越来越与我们的生活密不可分。

人脸识别之所以快速得到广泛应用，一是因为其“高科技”标签，吸引了一批科技发烧友，再则是因为其便捷性与安全性，还有就是身份认证需求的集中爆发。随着国内平安城市、智慧城市项目的深入发展，城市监控的高清化进一步得到普及，摄像机数量大规模增长，使得人脸识别在数据的采集上阻碍大大减小，提升了人脸识别的质量，扩大了应用领域。预计未来五年人脸识别市场规模将保持年均25%的增长速度，到2022年市场规模将达67亿元左右。

(摘编自《人脸识别技术在各个领域应用前景分析》)

材料一：

元青花瓷的创烧成功是传统制瓷业由素瓷向彩瓷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它给景德镇的制瓷工业带来空前的繁荣，为景德镇成为中国瓷都奠定了基础。

青花瓷青白相间的色彩体系蕴含了一种传统审美的意趣。在古代，受道家朴素主义色彩观的影响，素色契合了大众的心理，而青花瓷是一个从素色到彩色过渡的瓷器品种，它以青白二色的协调处理让这一过渡变得温和而不至于过激。在青白之间，有一种宁静之感：白色的纯洁如皑皑白雪，给人无限遐思；而青色则让人的灵魂超逸。这种审美意趣，使青花瓷的色彩有一股扑面而来的简净雅逸之气。青花中的白色不是苍白，这种色彩是在釉里掺了釉果矿并以还原焰烧成，所以这种白色有一种白里泛青如玉般莹润的色泽；青花中的青色是以氧化钴为着色剂，加入铬、锰、铜等元素调配而成的，蓝得深邃、沉静。

历史上，有不少优秀的青花瓷作品通过色彩与题材的有机结合，将青花的雅逸之美表现得淋漓尽致。如清乾隆青花缠枝莲纹抱月瓶，是乾隆官窑摹古创新的珍品器物。它在参照传统抱月瓶器型制作的基础上又有很多创新，整体造型端庄隽秀，束口圆腹，张弛有度。瓶口为蒜头式样，上绘青花缠枝莲纹；腹部前后台面以青花卷草纹饰钩边，并将豆青釉填于其中。主体画面大量留白，打破了官窑青花“布局繁密”的陈规，彰显了画面的肃穆之感。从整体来看，它在青白相间的色彩空间里展现了艺术家独有的东方神韵，青花画面透出的那种淡淡的禅意，使人顿感幽雅清逸的仙风道骨之美。

(取材于应海燕的相关文章)

材料二：

景德镇制瓷史上具有特色的产品主要有三个：第一是宋代的青白瓷，第二是元明清的青花瓷，第三是清代的粉彩瓷。

青白瓷是北宋初景德镇窑工在五代青瓷和白瓷的基础上，根据本地原料特点和广大民众审美需求的变化，模仿青白玉质和玉色的效果创造出来的。这种风格独特的单色釉瓷器使景德镇在宋代进入了中国名窑的行列。景德镇这个响亮的名称，就是因为宋真宗赵恒偏爱青白瓷，而于公元1004年的景德元年用自己的年号来命名的。一个皇帝将自己的年号赐予一个城镇，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这自然促进了景德镇青白瓷的发展。

青花瓷是一种运用钴料进行釉下装饰的瓷器。它虽早在唐代河南的巩县窑就已萌芽，但真正成熟来自元代中后期景德镇窑工的贡献。景德镇元代青花瓷的烧制成功，既得益于宋代青白瓷的烧制基础，又得益于磁州窑、吉州窑釉下黑彩瓷的生产技术，同时还得益于此前波斯对青花钴料的运用。元代青花瓷对景德镇陶瓷发展的影响远远超过了青白瓷。由于青花瓷具有素雅大方、纹饰丰富、彩料不易磨损、无铅毒等优点，很快赢得了国内外各阶层的普遍青睐，并成为明清景德镇瓷器生产数量最多的品种。元代以后，以青花为主的彩瓷逐渐统治了明清时代整个世界瓷器的市场，景德镇开始真正成为中国及世界的制瓷中心。

粉彩瓷是一种釉上彩瓷，它是在康熙五彩的基础上，从康熙珐琅彩瓷器蜕化而来的。粉彩瓷器到了雍正、乾隆时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不但很快地取代五彩瓷成为景德镇釉上彩瓷的主流，而且也成为能够与青花瓷器抗衡的景德镇瓷器的主要品种。粉彩瓷的色彩丰富，有立体感，形象刻画生动细腻，给人以华丽富贵的艺术感觉，正好迎合了清代追求华丽丰满的审美思潮。

明代中期以后，随着瓷业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的扩大，景德镇的瓷业发展空前繁盛，“陶舍重重倚常开，舟帆日日蔽江来”是景德镇明清时期窑业繁荣的写照。然而，随着近代工业的发展，世界制瓷业逐渐进入了多元争霸的时代。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景德镇瓷业的国际地位每况愈下，昔日陶瓷霸主的地位怎么也恢复不了。

(取材于曹建文、余志琴的相关文章)

材料三：

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景德镇十大瓷厂的停产，景德镇陶瓷产业随之下滑。景德镇一度出现了以工艺美术大师为市场主导品牌、以落后的小型手工作坊为生产模式的分散经营状态，产品两极分化严重，缺乏具有国际发展空间的商业品牌。

从2004年开始，景德镇创建了占地七万五千多平米的法蓝瓷工艺品陶瓷生产基地，如今已经打入56个国家和地区，市场遍布全球，达到6000多个卖点。

法蓝瓷的外形充满浮雕，具有很强的立体感。在传统工艺中，这种有倒勾倒角的外形只能通过手工完成，无法实现量产。法蓝瓷的工匠们经过无数次的研究和改造，终于琢磨出“倒角脱模工法”，坯体表面密布短小倒角，使突出的造型能够通过模具生产，并实现量产，千百年来陶瓷量产的形状限制得以突破。这一技术也成就了法蓝瓷的核心竞争力。

法蓝瓷的设计团队是由一群喜欢探索大自然，追求真、善、美境界的艺术家组成。庄子曾云：“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意指人可在与自然的交流互动中体会万物之美，获得生命哲学的顿悟。这是东方人所青睐的美学思考，设计师们将它贯穿于法蓝瓷的设计理念中，使作品完美融入了东方典雅的人文气质，将大自然的花草丰姿、虫鸟律动、原野奔放以立体造型呈现于作品之中。显现出的外观，就是花草摇曳、虫鸟嬉戏跃然瓷上，盈绿的树枝变成茶杯的把手，一只红嘴鹦鹉停驻在杯沿上……这样的瓷器，东方人从中看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西方人则震撼于大自然的美丽。第一套“蝶舞”系列一经推出就大受西方市场认可，第二年更获得了纽约礼品展一等奖，法蓝瓷借此在国际精品礼品市场上声名鹊起，备受瞩目。

(取材于有仪的相关文章)

材料一：

李老师给村民上的第一堂课是剪枝。他把课堂就设在果园里，亲自动手，一会儿就把一棵果树的枝条，剪掉了三分之一。村民们心疼得不行，还有村民找到我家里。面对这些质疑，李老师就一句话：“明年果树如果挣了钱是大家的，如果损失了，算我的。”

为了推广“套袋”技术，李老师买来了16万个苹果袋，免费送给村民用。因为以前村民使用不成熟的套袋技术吃过亏，所以这次很多人死活都不敢用。李老师还是那句话：“损失了都算我的。”

李老师就这样一次次给村民们立着军令状，推广新技术。第二年初见成效，第三年果园的面貌全变了，苹果长得细皮嫩肉、酸甜适口，一亩多卖了3000多元，带来效益900多万元。

他想方设法给村民办夜校、搞培训，建议借邢台农校“送教下乡”，让100名果农在家门口读了中专。后来，62人拿了大专文凭，现在都在考本科，191人获得国家颁发的果树工证书，《人民日报》报道说岗底村是全国第一个“持证下田”的村庄。

现在，岗底村富了，村民人均收入三万一千元，村民都住上了楼房，做饭、取暖烧燃气，100多户买了小轿车。今天的岗底，山青了，水绿了，人富了，生态美了，慕名而来的中外游客越来越多。

（摘编自内丘县岗底村党总支书记杨双牛《我见不得老百姓穷》）

材料二：

像许多夫妻一样，我们也很用心经营自己的家。不一样的是我们有三个家：一个是城市里的家，在保定河北农大家属院；一个是山里的家，在各个帮扶基地；还有一个是流动的家，就是常年穿梭在山地平原之间的那辆越野车。

近年来，精准扶贫战略实施后，慕名来找他的人越来越多，保国帮扶的地方也越来越多，常常开车奔走于各地。帮扶基地的家我们住得少了，在车上的日子越来越多了，一年行程约4万公里。他开车，我坐在旁边，替他接打电话，安排工作，联系事情。有时看他累了，陪他聊聊天。喝水、吃药、中午休息，都是在车里。一些常用物品，雨鞋、草帽、衣服、工具包等，把后备箱塞得满满的，车成了我们流动的家。

比较起来，在保定市里的那个家待得最短。2016年春节前，我俩回到保定的时候是腊月二十九，想准备准备年货，第二天过个年三十儿。可是我俩忙得都不知道，今年没有年三十儿，看着家里冰锅冷灶啥也没有，我心里一阵难受。最后，还是我们亲家打来电话，让我们去他们那里过了个除夕。我想初一总不能还在人家过吧，就张罗着去买点肉馅，想包顿饺子，可是附近卖菜卖肉的摊贩早就都回家过年去了。

三十多年来，我们在三个“家”之间来回奔波。结婚这么多年，保国因为太忙，常常顾不上家里的事。我前后两次做手术，他都不在身边，连手术签字都是同事代签的。去年在“燕赵楷模”发布厅录制现场，他对主持人说，这辈子最愧对的就是老婆和孩子！

（摘编自河北农业大学研究员郭素萍《我和保国的三个家》）

材料三：

作为李保国生前所在学校的同事，我目睹了解了李保国从一个学农爱农、积极要求进步的青年教师，逐步成长为一名优秀共产党员、山区综合治理专家，感受到他一心为民、无私奉献的报国情怀。李保国是当代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30多年来，他始终坚持走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在服务人民中寻找和实现自身价值。李保国是新时期共产党人的楷模。他常说，党把我培养成一个教授，就是让咱为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干点事，我是一名党员，理应带头把事情做得更好。李保国是太行山人民的好儿子。35年来，他的足迹踏遍太行山所有山区县，身上沾满了泥土，心中装满了百姓。他把太行山人民当成亲人，农民也把他当成自家人。李老师去世后，他的骨灰被太行山区不同地方的乡亲带走，撒在他生前为之奋斗、牵挂的太行山上，与巍巍太行相融，与山区人民相依。

（摘编自河北农业大学党委副书记饶桂生《他是太行山的儿子》）

材料一

全庸武侠被奉为文学经典是一个重构经典的过程。想要重构经典，文学作品本身必须拥有极高的艺术魅力。但凡在文学创作，传播和接受的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难以实现“经典化”。金庸武侠小说无疑在这几个方面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标准。尤其在文学创作这一环节中，金庸投入了极大的心血，在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上都对传统武侠小说有着极高的超越，加之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把故事巧妙地融入历史背景中去，给人以真实感。其塑造的人物形象鲜活、多样、有个性、读之令人爱恋，掩卷叫人流连。这样的武侠小说，怎能不打动人心。一旦打动人心，大家就会争相传阅，这就为其成为经典提供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只有大家都认可的优秀文学作品，才配得上经典的称号，金庸武侠小说无论从情节，人物还是艺术手法上来看，都是大手笔。经过几十年的沉淀与洗礼、成为经典是其发展的必然。

除此之外，金庸的武侠小说还带有中西合璧的性质。首先、其武侠小说具有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息。从思想内容来看，金庸的小说往往在主题上流露出家国情怀，小说中塑造的一系列正面人物形象往往都是侠肝义胆、胸怀天下的英雄。这样的英雄人物十分符合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的君子标准，而金庸也有意将儒侠奉为真正的大侠，所谓“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正是对传统儒家文化的极大肯定。此外，金庸本人的古典文化功底也十分深厚、这在他的小说中不难发现。比如，金庸作品中的人名多是有典故出处的，像穆念慈、任盈盈、苗若兰、木婉清、余沧海、岳不群等等，看似信手拈来，实则都能从中国古典文献中找到出处。这样的好名字在金庸作品中比比皆是，无形中提升了作品的意境，让人觉得韵味无穷。其次，金庸的武侠小说很好地借鉴了西方现代写作中常用的写作技法，比如变形手法的使用，通过大胆的夸张与想象，对作品情节进行突破常规的创造，例如郭靖这位大侠在与敌军交战时使用的“降龙十八掌”就是作者的有意夸张。金庸作品中类似的描写还有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化骨绵掌”“辟邪剑法”“鹰爪擒拿功”等都是作家的有意创作，这种夸张与变形不仅增强了阅读趣味，也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的空间。变形技法的使用，可能和金庸受到过西方文化的影响有关。与金庸同时期的武侠作家梁羽生就曾在他的《金庸梁羽生合论》中提到：“金庸是‘洋才子’，他的作品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电影的影响，画面感较强。”但正是因为金庸武侠的中西合璧，才满足了不同读者的审美趣味。无形中也丰富了读者的审美感受，这也是金庸武侠持续受到不同年龄层次读者喜爱的关键原因。

（摘编自田莉莉《金庸与全民阅读——谈金庸小说对大众文化的传播与影响》）

材料二

中国传统的章回小说能否写出“人的文学”来．张恨水已经用《啼笑因缘》等小说实践做了圆满的回答。章回小说写“人的文学”，既有精彩的故事，也有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如果说张恨水小说还是一种尝试，金庸小说已经形成了一种观念；以人的成长为中心，说故事、写人物。更有价值的是，怎样在章回小说的文体模式中写“人的文学”，金庸有着不同于张恨水等人的独特贡献。张恨水的《啼笑因缘》等小说中的人性张扬是将人物置于与传统文化的对抗中完成。写人性的多面性和人生的困顿，要求的是人性的发展和创造，是外国的人道主义观念的张扬；受到的是当时文坛新文学的影响。金庸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阐释人性，是在中国世俗文化中阐释政治文化与国民文化。写人性的规范性的光彩和对人生规律性的思考，金庸小说中的“人性”更具有中国特色。从这个意义上说，金庸小说显然将中国传统章回小说写“人的文学”推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传统世俗文化是恒定的规范，现代文化视角却是多面与灵活。在我看来。金庸小说的现代文化视角突出地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西方文学艺术。例如在韦小宝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莎士比亚宫廷戏中的弄臣形象的影子。法国作家大仲马的那些复仇小说、侠士小说对金庸小说也有明显的影响。虽然这些外国小说的人物也还是类型人物，但是异样的影响给金庸小说人物带来了异样的色彩。二是电影艺术。电影的特写镜头突出的是画面感。在金庸小说中比比皆是，稍微回味一下。那些画面就会在你的脑海中停留，挥之不去。三是接受中国鲁迅等人的新小说的影响。鲁迅等人的新小说善于用细节刻画性格，塑造形象；金庸小说同样做得相当到位。

（摘编自汤哲声《金庸小说的文化解读与文化人格的建构》）

材料三

金庸笔下的文化，宽广深厚。他调动自己的丰富学养．从传统文化的思想大河中打捞宝贵的生存智慧和丰富的精神资源．作为自己塑造人物，设计武功，提炼主题，思考人生的重要参照思考，使武侠小说呈现出很高的文化层次。

儒、释、道、墨诸家精神的积极内涵都在其作品中有丰沛的体现。儒家积极入世、经世济民的思想，成就了金庸笔下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如郭靖、乔峰。他们忧虑众生，为善除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有着阔大的胸怀。道家随心任性、率性而为的思想，成就了金庸笔下的经典角色张三丰、令狐冲、周伯通等。他们旷达超脱，不为外物所拘，独行于天地之间．崇尚精神人格的自由。同时，金庸还善于用佛性和佛理架构故事，如《天龙八部》中段誉、萧峰、萧远山、虚竹、慕容博、鸠摩智等人的命运叙事。儒重义务使命，道重自然天性，佛重救苦救难。金庸的小说，深深地烙印着传统文化的印迹。他将儒家的责任与道家的释放等有机融合在江湖的意境中，体现出对宇宙和人生的独特体悟和认识。金庸对武功的命名，不少取材于道家、佛家、儒家的修身养性智慧，比如太极拳、凌波微步、太玄神功、芙蓉金针、追风剑法、九阴真经、神行百变术、避邪剑法、玉女素心剑、黯然销魂掌、长拳八段锦、庖丁解牛掌、独孤九剑、左右互搏术、倚天屠龙功、四象六合刀、雨打飞花剑、华山伏虎拳、泰山十八盘等，凝聚着“天人合一”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同时，他还将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医卜星相、阴阳八卦、音乐舞蹈等元素糅合在武功招式的创造中，于是有了“诗化武功”“音乐武功”“书法武功”“舞蹈武功”等等。比如《笑傲江湖》中，莫大以胡琴弹奏《潇湘夜雨》，“琴中藏剑，剑发琴音”，七只茶杯应声而断；《书剑恩仇录》中，金笛秀才余鱼同的金笛，时而做鞭，时而做笔，时而做暗器；《射雕英雄传》中，黄药师演绎箫乐碧海潮生曲，以乐为武对战老顽童周伯通。《侠客行》中，一壁书法，一撇一捺、动静疾徐中都蕴含着剑术玄机。《倚天屠龙记》中，张三丰得知爱徒俞岱岩惨遭劫难后满腹悲情难自抑，深夜凭空书写王右军的《丧乱贴》，无意中创造出旷世书法武术。金庸以诗性的想象将武侠与音乐、书法、诗词等融会贯通，增强了小说的审美性和文化内涵。

（摘编自鹿义霞《侠义道·文化根·世情劫·家国梦——金庸武侠小说的多重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