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英国人蒙哥马利马丁说：“同鸦片贸易比较起来，奴隶贸易是仁慈的；我们没有摧残非洲人的肉体，没有败坏他们的品格，没有腐蚀他们的思想，没有扼杀他们的灵魂。可是鸦片贩子在腐蚀、败坏和毁灭了不幸的罪人精神世界以后，还折磨他的肉体。”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材料二   清朝统治下的中国封建社会走向衰败的情景，在一些有识之士的著述中，在诗歌、小说等文学作品中都有鲜明的反映。曹雪芹在《红楼梦》中通过对贾府败落的描绘，称之为“末世”；而龚自珍在他的文章中则叫做“衰世”，他对清朝封建专制制度下出现的死气沉沉的政治局面表示不满：“九州风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李侃等《中国近代史》

材料三   《南京条约》签订后，西方资产阶级兴奋得“好像全都发了疯似的”……但没过多久，英国下院一个调查中英贸易状况的委员会的报告承认：“近年来同这个国家的贸易处于十分不能令人满意的状态。”1846年以后，英国对华的商品输出开始大幅下降，每年停留在150万英镑左右。西方资产阶级又把商品滞销的原因归咎于中国的门户开放不够。

——李侃等《中国近代史》

材料一17世纪中叶，欧洲出现了以法律条约为基础的新型国家平等关系秩序。然而这一新的国家秩序在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驱动下，又形成了向外扩张的“世界国家秩序”。西方将暴力强权贯注到条约形式之中，用有悖于国家主权原则的条约制度，不断将更多的国家纳入新的“世界国家秩序”之中。18世纪末英国商人和政府开始谋划与中国建立条约关系；1816年带着“将公司贸易建立于安全、稳固和平等的基础上”的使命来到中国的英国代表阿美士德却连嘉庆的面都没有见到便被送回。此时英帝国开始放弃长期实行的和平协商方式，用武力与中国建立条约制度的舆论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已普遍形成。

——摘编自王建朗《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

材料二英国人这样描述清政府早期对条约的态度：“中国代表们并不细加市查，一览即了。”因为条约在清政府看来，通商权利原本就符合施（夷狄）之以思惠的羁縻之道。60年代后，英、美等国分头向清政府递交一项声明，对各省执行条约的状况表示不满，并向清政府提出警告。1864年，清政府刊印《万国公法》，对此李鸿章认为为民族挽回权益计，遵守与应用《万国公法》应成为时代之必需。1884年，总理衙门表示：“惟我中国办事，均系十分遵约，一本万国公法而行。”至20世纪初，驻俄公使明确提出效法日本，改革内政，以修改约章。

——摘编自王建朗《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

材料一   1987年7月7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建成开馆，坐落于北京卢沟桥畔的宛平城内，馆正前方抗战广场中央矗立着象征中华民族觉醒的“卢沟醒狮”，广场中轴线两侧各分布着7块草坪，寓意七七事变爆发地和中华民族的十四年抗日战争。

——摘编自李泽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铭记日军侵华历史》

材料二   卅万亡灵，饮恨江城兄弟同心，共御外侮。捐躯洒血，浩气干云。尽扫狼烟，重振乾坤。……永矢弗谖，祈愿和平。中华圆梦，民族复兴。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鼎铭文（节选）

材料三   抗战是中华民族复兴的转折点。从宏观的视角看，它是一场全面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不仅打败了日本，消除了亡国的危险，还从盟国那里挣脱了不平等枷锁，在国家主权的收复与巩固方面大有进展，获得了平等地位。抗日战争中，中国还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中国的国际地位可以说经历了一个不断提升的三级跳……在旧的国际体系解体之后，中国积极参与了新的国际体系的创造，并由此而在国际事务中担当重要角色。

——摘编自王建朗《大国之路的起点：抗日战争与中国国际地位的变迁》

材料一   1936年2月24日《时代》周刊封面人物——远东四大元首日本天皇、满洲溥仪、斯大林和蒋介石。

材料二   我们认为，挽救目前抗战危机，准备反攻的急救办法，必须对政府的机构人事政策迅速来一个改弦更张……因此我坦白地提出，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一新天下耳目，振奋全国人心，鼓励前方士气……

——中共代表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上关于国共谈判的报告》（1944年9月）

材料三   有些报纸的言论，非常强调毛先生出来，好像只要他一出来，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这如果说不是有意歪曲，就是一种皮毛之见。这里显然蓄着一个很大的阴谋，就是说，如果毛先生不出来，那么，就是毛先生的不对了，就可以把发动内战、破坏团结等罪名都往共产党身上推了。

——莫一尘《解决问题的关键》（1945年8月25日）

材料一   甲午战争的失败对中国社会所造成的多方面的灾难，列强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各国纷纷在华强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蚕食中国边疆领土，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甲午大败，“成中国之巨祸”，使我国从长夜迷梦中觉醒，这是近代百年的一个历史转机。一切爱国的中国人寻求民族的出路。梁启超后来说：“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

——陈旭麓《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

材料二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全中国各民族各阶级共同进行的战争，这在那时是一种普遍的看法，许多报刊书籍大量宣传这种看法，例如当时广泛发行的《救亡手册》就这样说：“在民族危机高于一切，亡国奴的威胁要降临到每个中国人的头上时，不仅是广大的工农大众，就连资产阶级甚至封建军阀也发生了他们的存亡问题，而逐渐改变他们犹疑畏缩的态度，走到救亡阵线中来。”这个“战争”最大限度地动员了集中了全中国的抗战力量，这个事实是中国胜利、日本失败的根本原因。

——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在东西对决、冷战尖锐的时期里，国际法的主题是“共处”，以维护国家独立存在和最低限度的国际秩序；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国际法的主题从“共处”变为“共合”——在国际关系各方面彼此合作、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并增进国际经济安定与进步；后冷战时代的国际法被称之为“共进国际法”，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类的共同繁荣。

——摘编自钱晓萍《略论二战后国际法的发展》

材料二 国际法是国家之间合意的产物。国家之间达成的价值共识是抽象与持久的“合意”，构成国际法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变量……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外交思想，以及“共商、共建、共享、共赢”等新价值理念，通过不断的外交实践与努力，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以及国家的接受。虽然，这些新价值理念还没有进入国际法层面的“制度化”阶段，但运用国际法律制度将这些理念制度化是推动其成为国家之间价值共识的必由之路，而这也是中国在国际法上的重要方略。承载着“人类命运共同体”之理想的“一带一路”倡议，逐步纳入国际法的制度化轨道。

——摘编自刘志云《价值共识、国际法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方略》

材料   在中国近代史上，中华民族的爱国行为不仅表现在反侵略、反封建的英勇斗争上，还表现在对中国出路的艰辛探索上。在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进程中，为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各种不同的社会力量都进行了不同的探索，提出了不同的救国方案。

——摘编自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大纲》

材料一   按照《南京条约》，中国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并开放五个对外通商口岸——广州、福州、宁波、厦门和上海。英国领事可以居留于这些港口，英国商人可以在此租借土地，用于居住和经商。中国还同意实行一种按照价值的5%固定下来的统一关税，若要变动这一关税，须经双方同意。这一条款剥夺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因而控制了中国的国家收入。此外，第二年缔结了一个补充条约，承认英国人在刑事案件方面的治外法权；条约还包括一项最惠国条款，保证英国人享有中国在将来准予其他国家享受的附加特权。

——以上材料均摘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二   英国强行挑起争端的主要目的是要除去中国设在经商道路上的无数障碍。不应忘记，英国人到19世纪中叶几乎开始相信有一种在世界各地经商的神圣权力，并认为一些政府禁止自己的国家自由贸易是不合自然规律、应该受到谴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