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欧探险队掀起对我国西北考察的热潮。英国探险家斯坦因于1906—1908年考察了甘肃长城，尤其是敦煌长城，其重点考察了敦煌境内两汉烽火台及其周边遗址、环境，指出汉武帝修筑长城改变了秦始皇时长城防御游牧民族的功能，成为汉朝大规模进攻西域的工具，是汉族、游牧民族之间的界限。通过将两汉修筑长城得以保障政权，而罗马帝国则被西进的匈奴灭亡两相对比，可以看出长城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此外，斯坦因还发现长城周边有大量中国丝绸、中亚古物，以及周边宗教设施深染中亚风格的特征。

清末民初，随着众多西方探险家来到中国，考察西北边疆与长城，国人开始受其触动。1918年，孙中山高度赞扬了长城。“中国最有名之陆地工程者，万里长城也。……今观之，倘无长城之捍卫，则中国之亡于北狄，不待宋明而在楚汉之时代矣。如是则中国民族必无汉唐之发展昌大而同化南方之种族也。及我民族同化力强固之后，虽一亡于蒙古，而蒙古为我所同化；再亡于满洲，而满洲亦为我所同化。其初能保存孳大此同化之力，不为北狄之侵凌夭折者，长城之功为不少也。”20世纪30年代，伴随日本逐步加紧侵略中国，中国军民抗战情绪日益高昂，长城的形象已基本完全转向正面。钱穆《国史大纲》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毁内地长城，筑北边长城，皆为完成大一统的新局面所应有之努力，于中国大一统之形成，良有大功也，秦政不失为顺着时代的要求与趋势而为一种进步的政治。”《义勇军进行曲》“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也广泛流行。

——摘编自赵现海《二十世纪前期长城研究范式变迁与时代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