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春节，也叫过年。上古时期，还没有“年”的概念。尧舜时称“载”，夏代称“岁”，商代称“祀”，周代才称“年”。《说文解字》中“年”的意思就是稻谷熟了。因此早期的过年，是庆祝丰收和祭祀祖先的活动。到了唐宋时期，年才形成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祝福和互相狂欢的这样一种文化传统。民国初年，北京政府采用阳历，形成了历法上的“二元社会”格局：社会上层主要用阳历，下层民众主要用阴历。有一副对联是这么形容当时的这种现象的：“男女平权，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阴阳合历，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南京国民政府认为，“国历是世界.上最通行最进步的历法”“旧历是一本阴阳五行的类书，迷信日程的令典”，应改变北京政府的“正朔”，完成总理遗志，进行除旧布新的社会变革。于是他们采取了一种非常激进的手段，依靠政治手段通令全国，从1930年1月1日起，商民一律不许沿用旧历、过旧历年，一律遵行国历、过国历新年。国民政府的这场废除旧历运动最终因激起了民众的强烈反对而不了了之。

材料二   据老年人回忆，过去过年吃团圆饭总是一大家人，甚至家族中的所有人都围坐在一起。上席坐着祖辈，下席坐着父辈，大家轮流敬酒，并且相互走动拜年，送些礼品或压岁钱。现在，送鲜花、营养补品、敬老金等蔚然成风，团圆饭也不动手，而是到酒店去吃。以前农村的人们物质生活不够充分，平时很少吃肉，等待过年了吃肉来改善生活。现在过年，人们的消费结构由过去的“温饱型”向“发展型”和“享受型”转变，衣食住行的位次也发生了变化。传统的过年除了走亲访友，主要是在家中待亲。现在，旅游过年已不是新鲜事，大年初一逛街、逛公园的比比皆是。穿件漂亮的衣服，吃顿丰盛的年夜饭，这是以往的过年方式。如今，这种生活方式正在悄然改变，人们更加注重生活的幸福指数和发展前景，过年方式也由忙吃穿向找财路、求发展转变。

材料一   明代官修的《元史·列女传》展现的国家倡导的所谓贞烈形象，到了清代获得了进一步的强化。继《元史》增加《列女传》篇幅后，清官修《明史·列女传》增至3卷。但卷数及记述妇女人数的增加，并没能带来妇女形象的丰富，反而更加逼仄，几乎完全集中在贞烈一类的妇女，以“某某烈妇”“某某节妇”开始叙述，几成程式。

——摘编自向燕南、王汐牟《中国古代历史书写中妇女形象的迁变》

材料二   学界对中国妇女史的研究，滥觞于20世纪初的一批男性学者，他们采用传统史学方法研究女性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或注重对制度的考量，或注重对女性生活、婚姻、缠足等问题的研究，侧重于揭示妇女从属性社会地位的形成过程与演变。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妇女史研究除关注极少数女英雄外，几乎处于沉寂状态。……改革开放以来，以美国学者高彦颐、中国香港学者叶汉明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力图对男性视角与男性书写所产生的规范历史予以新的解释，讨论了宋明以来直至20世纪的中国妇女在文化、医学、技术、婚姻等相关领域的活动，丰富了学术界对历史时期妇女社会生活的认识，对中国妇女史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摘编自刘正刚《明清地域社会变迁中的广东乡村妇女研究》

材料一   1950—1959年，我国进口货物中，工业设备、交通器材、农业机械、化肥农药等大幅度增加。1959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达149.3亿元，比1950年增长2.6倍。十年来，我国与94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贸易关系，同其中29国签订政府间贸易条约和协定。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在我国对外贸易总额中的比重，恢复时期占64%，一五计划期间为78%，1959年达76%。1958年我国对亚非国家（地区）贸易总额达7.2亿美元，比1950年增长1倍。按1955年中埃双方协定，我国用6万吨钢材交换埃及1.5万吨棉花。我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总额1957年达4.5亿美元，1958年达7.3亿美元，比1952年增长9倍。

——摘编自苏星、杨秋宝《新中国经济史资料选编》

材料二   1950—1957年，法国经济有了初步发展，在此基础上，外贸开始拓展并初具规模。1959—1979年间出口贸易量年均增长率为8.3%，而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4.8%。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50年的10.6%上升到1979年的17.9%。如表为其外贸国别方向。

注：（a：占进口总值的%，b：占出口总值的%）

——摘编自邓力平《战后法国对外贸易的基本特点》

材料一   18世纪90年代，美国惠特尼发明轧棉机，过去100个奴隶剥棉花的工作现在只需要一个奴隶完成即可。许多种植园用奴隶做担保，贷款购买设备，发展棉花种植业。奴隶制不仅允许迅速分配劳动力，还允许分配资本，种植者因此获得巨大财富，然后再投资农业改良，积极引进各种优质棉花。棉花农场还系统化地动员奴隶妇女和儿童，进一步扩大了产量。1831年美国棉花产量约占世界45%。随着种植园生产力提高，棉花价格下降，英国制造商在世界市场上更具竞争力，世界各地农村融入全球棉花帝国的过程更加容易。

材料二   在中国，种子、化肥和农产品补给品价格低廉，农业信贷丰厚，加之鼓励在国有土地上使用化肥和杀虫剂，并对高产棉花品种实行优惠待遇，棉花产量大幅度增加。1983年，有327万吨棉产品从大型国有棉纺织厂流出。对19世纪的棉花国王来说，他们无法想象到2008年，中国新疆建设兵团将种出130万吨棉花，占世界棉花总量的5%。国家建设与工业化的结合是常态，大幅增长只有在国家对灌溉、化肥和机械的大量投资下才有可能实现。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美】斯文.贝克特《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