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间战争的经常发生，使相当一部分官营手工工场必须用于生产武器、战车等军需品，这样必定会有一些手工业交给小私营工商业者经营，“工商食官”制度受到越来越大的破坏。秦国商鞅正式提出推行“重农抑商”政策，但秦朝没有真正执行。《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巴寡妇清……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皇帝以为贞洁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西汉统治者实行“无为而治”，在经济上采用放任自流，以期尽快恢复严重受损的国民经济。于是在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商业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摘编自王兆丰《从政策看战国秦汉时期商业发达的原因》

材料二：马行街铺席：马行北去旧封丘门外袄庙斜街州北瓦子……其余坊巷院落，纵横万数，莫知纪极（终极）。处处拥门，各有茶坊酒店，勾肆饮食。市井经纪之家，往往只于市店旋买饮食，不置家蔬……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闲去处，通晓不绝。

——《东京梦华录卷三》

材料三：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超越了以往的历史年代，也出现了许多的新特点。除北京、南京外，全国还出现了数十座较大的商贸城市，另兴起了一大批以经济功能为主的中小工商业城市，尤以江南地区为盛。也出现了高效农业与丝、棉纺织业并重的江南经济，全国最大的商品粮输出区——长江中上游地区。国内市场空前扩大，地区间商品交换空前繁荣，四通八达的海陆、陆路和内河航运便利了商品的流通，长途贩运贸易发展较快。

——摘编自百度《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特点》

【推荐2】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汉武帝时期，由于出现了财政危机，国家取消行之已久的盐铁特许制度，由政府自行经营盐铁。其时，王国的问题已经解决，山海资源的垄断权也已全部收归朝廷……盐铁官营，国家不仅占有原有盐铁商人的利润，而且把农民对盐铁的消费纳入了国家的财政市场……国家一旦控制了盐铁，也就是间接控制了人口。大量为豪族地主所隐占的人口，在盐铁官营之下，不得不出高价买官盐，用官铁，等于是向国家交税……“天下之利”皆由国家掌握……将商人排斥于流通领域之外面，由国家直接经营商业，本质上是国家通过商业独占以榨取农业赋税的一种方式

——摘编自程念棋《国家力量与中国经济的历史变迁》

（1）结合材料，分析汉武帝时期实行盐铁专营的背景和作用。

材料二至两宋时期，国家建立了逐渐完善的商税制度，从而以法律的形式承认了民营商业的存在及其合法性，而商税也在很大程度上提供了国家维持其庞大的官僚机构正常运行和两宋王朝赡军养兵的巨额费用……“以朝廷雄富，犹言采山煮海，一年商利不入，则或阙军需”……“州郡财计，除民租之外，全赖商税”……唐宋以来，商业市镇的崛起和繁荣…所带来的商税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地位显得越来越重要。所以宋代设镇的标准是：“民聚不成县而有税者，则为镇”……以税收为核心成为宋代设镇的主要标准。这些新兴商业市镇所创造的商业税收也确实在财政上对宋朝政府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州县官凡有所需索，皆取办于一镇之内”。

——摘编自冯芸、吴臣辉《宋代商税制度的确立与国家商业政策的调整》

（2）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概括两宋时期政府商业政策的调整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三明清时期，运河沿岸地区成为当时重要的经济、文化区域。元代朱德润在《飞虹桥诗》中描述了运河两岸的景象：“日中市贸群物聚，红毡碧婉堆如山。商人嗜利暮不散，酒楼歌馆相喧阗”明清时期北上的漕船为运河带来了大量原料，丰富的原料促成了加工业的繁荣。

运河的贯通，使沿岸的城镇形成了一道新兴的文化带。明清两代山东出了10名状元，其中6名出自该文化带。运河沿岸的济宁，作为中国传统儒学的根据地，明以前民间信仰比较单一和正统。晚清以后，金龙四大王崇拜、天妃信仰、关帝崇拜等开始传开。同时，运河的贯通也使人们逐渐由“尚俭崇朴”“循规蹈矩”向“糜然向奢”“违礼越制”转变。

（3）根据材料三，概括该时期运河两岸经济发展的状况。并指出运河的开通对当地产生了哪些影响？

材料一   “丝绸之路”始通于西汉张骞“凿空”、在西域设置行政管理机构之时。当时的道路由东而西：自长安经河西走廊通向中亚。经这条路运往西方的商品有蚕丝、丝织品、铁器等，从西方输进中国的商品有良马、葡萄、石榴等。汉代丝绸之路引发了各国互相接触的强烈愿望。

——摘编自《中华文明史·卷2》

材料二   唐朝丝绸之路畅通，“伊吾之右，波斯以东，职贡不绝，商旅相继”的局面形成后，丝绸大量输往许多国家，外来物品也纷纷涌入。丝绸是唐朝赋税的重要来源，也是政治外交的主要礼物，唐初赠帛与彩缎予突厥，稳定边疆形势。“秦汉以来，唐马最盛”，“绢马贸易”满足了西域各国渴望得到的丝绸，西域骏马也极大地改善了唐朝的军队装备，成为中西交通的重要工具。外来物品如金银带把杯、彩釉玻璃等器皿传入中原，激发了唐朝工匠的仿制兴趣和创新热情，工艺技术的模仿和审美情趣的启示，最终使唐代手工业品的制作风格发生了改变。

商贸活动带来了文化融合的多元格局。西域音乐、舞蹈、绘画，给传统文化注入清新的气息，以外来乐舞为参照，中国古代“功成作乐”的礼仪制度进行了更新改造。敦煌壁画描绘出只交纳商税、不承担政府义务、定居唐朝境内创业的外国商旅，莫高窟珍藏的大量佛门经文，以及融合西方艺术创造出崭新东方美的造像，将人类共同的美、共同的人性经过潜移默化的整合后以艺术形式再现出来。在不同文明的碰撞过程中，唐朝文化得到了极大的补充和发展，并汇集为开创新时代的动力，最终形成了以唐为核心向四周辐射的文化圈。

——摘编自《中华文明史·卷3》

材料一   虽然商人群体在唐宋时期实力不断增强，但需要注意的是，他们的成长过程受到政府强有力的控制。唐宋商人群体的成长，具有独特的中国社会特点，即其是在国家管制的经济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唐宋时期受各种经济规制的限制，商人发展轨迹逐步同化为官商模式：有官商背景的商人财富增长迅速，众多小商人谋生艰辛。中国商人为了在官商模式的生态环境中适者生存，不得不成为政府部门或官员寻租活动的积极响应角色，或将自己的社会身份从商人向官吏转化。最后，商人群体与官府形成了紧密的利益共同体，成为旧体制、旧制度的维护者而不是革命者。因此，中国古代的富民阶层不是向市民阶层转化，而是向士绅阶层转化，中国古代富民社会没有顺利地向市民社会发展演进。

——摘编自张锦鹏《商人群体：唐宋富民阶层的重要财富力量》

材料二   西欧中世纪城市人口的主体是私营工商业者，他们是市民阶级的中坚。封建国家或贵族插手兼营工商业的情况很少，因为经商是降低身份，这种偏见直到旧制度结束以前在贵族中是根深蒂固的。随着市民阶级与封建势力的矛盾加剧，西欧工商城市速成为封建势力的对立物。市民阶级为了反抗其野蛮统治，排除其经济干扰，展开了坚持不懈的反封建斗争。从十一世纪起，在意大利、法兰西南部和贝亚恩，商人阶级在某些地方通过选举共和总裁、执政官或主教而取得了参加政治生活的权利，或者以一种咨询资格而参与城市的行政生活和财政管理。应该说其斗争有一定的目的性，并取得了相当实质性的成果。

——摘编自杨师群《宋代城镇工商阶层述论一与西欧中世纪城市市民的比较研究》

材料   唐代盐专卖法推行后,对盐政实行盐铁、度支二使分掌制,即由盐铁转运使和度支使分东、西两大区掌管盐政的管理体制。盐铁转运、度支二使的使职并非只管盐政,但由于盐专卖在唐后期的财政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盐政管理成为二使最重要的管理内容。盐铁使与度支使是并行的,二者不相统属,地位平等。大体上以潼关至峡州一线为界,以东属盐铁使管核,以西属度支使管理,海盐属东区,池盐属西区，井盐则分属东、西二区。盐铁、度支二使各自拥有一套下属机构,以便对各自辖区盐政事务进行管理。盐务的复杂逐渐形成了分别隶属于二使的院、监、场三级管理机构,它们代表盐铁使或度支使在各自辖区行使盐务管理的职能，因此称之为派出机构。

——摘编 自刘丹《唐代盐政改革探析》

【推荐1】材料一   唐文宗想把女儿嫁给当时的北方大姓士族，遭到拒绝。文宗怒日：“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尚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北方大姓）耶？”

——［宋］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

宋时每逢科举考试揭晓那天，官僚地主、富商家庭一大早便纷纷出动“择婿车”，争相选择新科进士做女婿，是为“榜下捉婿”。宰相富弼的女婿冯京虽是状元，但出身在商人家庭。……吕蒙正的大女婿孙暨、三女婿周渐、六女婿扬巽、韩琦的大女婿王景修，不仅门第无足称道，他们本人当时也仅仅是通过科举刚刚入流的八品官。

——摘编自张邦炜：《试论宋代“婚姻不问阀阅”》等

材料二1902年天津《大公报》上刊载一则征婚广告：今有南清志士某君，北来游学。此君尚未娶妇，意欲访求天下有志女子，聘定为室。其主义如下：一要天足，二要通晓中西学术门径，三聘娶仪节悉照文明通例，尽除中国旧有之陋俗。如有能合以上诸格及自愿出嫁，又有完全自主权者，毋论满汉新旧，贫富贵贱，长幼妍媸（音yan chi，即美丑），均可。——《近代中国最早的征婚广告和新式婚礼》

——摘编自张志永：《1950年<婚姻法>与华北农村婚姻制度的鼎革》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是人的觉醒的时期。孔子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一些贵族因为种种原因往往离弃宗国，避入他邦，重新入仕，加入到异姓大夫的行列中。不仅贵族、游士弃宗族而不顾，就是普通民众也开始试图离开宗族和家长，他们积聚私财，分家另过，逐渐形成不同于大家族的小家庭。春秋时期，人们对于人性问题的探讨尚未达到哲学的高度，孔子本人也很少谈到人性问题，战国时期，则出现了“性善”、“性恶”、“性无善恶”三种代表性的观点。

——冯雪俊、高锦花《论春秋战国时期人的觉醒》

材料二   魏晋风度指的是魏晋时期名士们的那种率直任性、清俊通脱、崇尚自然、超然物外而风流自赏的生活方式。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一书中提到，魏晋时期是“人的觉醒”时期。而这种觉醒带来的是自由，是对个性的张扬，是对自我意识的突出。宗白华先生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

——吴玉娟《以“人的觉醒”为主线的阮籍玄学美学研》

材料三   唐朝统治者具有“华夷一家”的观念，与300多个国家和地区保持友好往来。来到唐朝的各国使者、商人、教徒、艺人等络绎不绝，日本派遣的“遣唐使”就达13次。佛教盛行，景教、祆教也在唐朝得到尊重。外国人还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在唐朝入仕为官。据韩愈记载，“岭之南，其州七千……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稀世之珍，溢于中国，不可胜用”。唐朝在广州设置了管理对外贸易机构市舶司，并在长安、扬州等地为来华经商的波斯、阿拉伯侨民设有“蕃坊”特区，发展为繁华商业区。

——摘编自李庆新《唐代广州贸易与岭南经济社会变迁》

材一唐代对于市的设置，有明确规定“景龙元年十一月敕：诸非洲县之所，不得置市”。依据唐市令的这一规定，唐代的市可分为四个等级，即都市、府市、州市和县市。都市，通常指西京长安、东京洛阳的市。长安有东西两市，洛阳有南北两市。同时，唐代在各级市均设有专门管理市场的官吏。

——摘编自武建国《唐代市场管理制度研究》

材料二   入宋，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越来越显示出这种空间结构的呆板性和落后性，故而坊市界限被打破，街衢两旁商店林立，店铺“侵街”的现象屡次发生。宋人普遍意识到“行商坐贾，通货殖财，四民之益也”，在思想领域引起“功利主义”的产生。越来越多的农民或主动或被动的进入市场。兼做小商贩，官僚士人也参与商业活动，甚至寺院僧尼经商也普遍化。许多上层士人“将娶妇，先问资装之厚薄；将嫁女，先问聘才之多少。”

——摘编自胡建华《宋代城市场管理简论》

材料三   明清时期，政府改革赋税制度，从而减轻对农民的人身束缚，增加农产品产量，还引进高产作物，如玉米、马铃薯、花生等经济作物，并且出现农业作物的分区，农产品逐步向商品化模式发展。手工业领域开始出现了手工作坊，打破以往“男耕女织”的生产局面，并且出现劳动分工现象，为创造更多的社会商品提供了契机，这对促进手工业领域商品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商业领域，随着农业、手工业经济的发展，商业化的市镇经济逐渐兴起，并且开始出现地域性的商人群体和区域性的商业中心。

——摘编自姚庆《“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发展”新思考》

材料一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摘编自《孟子·梁惠王上》

材料二 （汉武帝）於是悉禁郡国无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钱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诸郡国所前铸钱皆废销之，输其铜三官。……元封元年，桑弘羊为治粟都尉，领大农，尽代仅管（国家管理）天下盐铁。弘羊以诸官各自市，相与争，物故腾跃，而天下赋输或不偿其僦（运输）费，乃请置大农部丞数十人，分部主郡国，各往往县置均输盐铁官，令远方各以其物贵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而相灌输。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召工官治车诸器，皆仰给大农。大农之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即卖之，贱则买之。如此，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准”。天子以为然，许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东到太山，巡海上，并北边以归。所过赏赐，用帛百馀万匹，钱金以巨万计，皆取足大农。

——摘编自【汉】司马迁《史记·平准书》

材料一   从西汉前期郡的数目看，全国54个郡中，分封给诸侯王的有39个，中央直辖郡只有15个，其中还有不少公主和列侯的封邑。汉初的行政区分布如下：中、西部少半地区是中央直辖郡，北、东、南大半地区是连成一片的诸侯王封地。从人口分布来看，据推测王国地区和中央直属地区的人口之比约为10：5．29。西汉前期经济的发展绝不仅依赖于中央直辖郡县经济的发展，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王国地区经济的发展。王国经济作为全国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汉武帝时山东遭受水灾，百姓陷入饥乏之中，最高统治者立刻“遣使虚郡国仓廪以振贫”。

——摘编自谭景玉《西汉前期诸侯王国经济的发展与影响》

材料二   汉武帝为了使国家金融要脉由中央政府控制，将郡国铸币改为中央政府铸币，发行五铢钱，将五铢钱作为全国唯一合法流通的货币，实现了货币的统一；中央政府在盐铁产地设官，实行统一销售和生产，增加了国家收入；在各郡国设立均输官，主要负责运输贡纳物品；推行平准制度，平抑市场物价。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影响农业经济的稳定，带来较多的社会问题，如小农背本（更换职业）、豪强商贾崛起和土地兼并等；各诸侯国势力的不断增强，引发了反叛中央的战乱；匈奴对中原的不断侵袭致使汉武帝必须动用武力击退匈奴，而战争产生较多的军事费用；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严重影响到社会安定，汉武帝必须不惜一切财力救灾治险。

——摘编自张伟《汉武帝实施新经济政策因素分析》

材料一   周代受封诸侯从周天子手中得到的最重要的权力便是因地制宜、开疆拓土，周初分封“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在分封各诸侯“并国”“开地”的过程中，周王的天下一统局面才得以形成和扩展，达到空前广袤的程度。在分封制条件下，整个西周时期，周天子与各地诸侯的君臣关系和天下共主的权威一直到春秋都是实际存在的。

材料二   汉初社会经济残破，地方割据势力强大，中央集权有限，统治者采取了变通的郡国并行的国家结构形式。这种国家结构形式符合了汉初历史与现实的客观状况。统治阶级在与分裂势力作顽强斗争的同时，也要求“郡国自拊循其民”，给予地方政府较大的自主权，为缓和汉初国家与社会的矛盾奠定了政治基础。经“文景之治”，武帝时国力上升，在调整、限制、打击王国势力的过程中，郡县制逐步成为汉国家结构的主体，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汉武帝从政治、经济、文化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汉帝国走向强盛。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卜宪群《秦汉之际国家结构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