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每个时代都要书写他自己的历史。不是因为早先的历史写得不对，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会面对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疑问，探求新的答案。这在变化节奏指数逐级增长的今天是不言自明的，因此我们需要一部提出新的疑问并给出新的答案的新历史。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第七版前言

材料 比较是治史的基本方法，有横向和纵向、单向和多向、宏观和微观等类型。中国传统史学自古就有历史比较法，但那些都是简单、个别和偶然的比较，而且对域外文化很少表现出兴趣，他们关心的所谓"天下"实际上不超出中国范围。晚清以来，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留心中西历史和文化之差异，并进行综合性比较研究。如梁启超撰写的《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各国宪法异同论》等，认为从中国和欧洲历史比较中，可以"知今日现象之所由来"，并提出"凡天下事，必比较而后见真"。

——摘编自侯建新《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等

材料   王国维（1877-1927年）研治历史学起始于民国建立之后。他凭借其古文字学、古音韵学等方面的特长，率先利用罗振玉提供的甲骨文以及其他文献资料，在考订古文献和古代史实方面取得了杰出的成就。现实生活中的王国维在民国建立后不肯剪掉头上的辫子，表明其不承认中华民国而忠于清室的立场，即使清帝逊位被逐出故宫，仍愚忠不改。《殷周制度论》是王国维的经典论著，叙述了五帝至殷周的历史，注重从地域上加以区别夏商文化略同之原因，而周代则与之不同之原因。指出：“故而自五帝以来，政治文物所自出之都邑，皆在东方，惟周独崛起西土”，“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

——摘编自乔治忠《学界对王国维、钱穆、陈寅恪、雷海宗等史学家的片面赞誉，误导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