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近代以来,欧洲与中国间文化交流打破了平等均衡、长短互补的格局,文化交流变成了作为落后一方的中国向作为先进一方的欧洲学习的进程。从一开始就是在欧洲列强对中国侵略和中国反侵略这样尖锐的政治背景下进行的。就中国方面而言,就不简单是一般意义上的落后向先进学习,而是为着寻求解决中国政治危机,救亡图存而向对手学习。随着对于救国方案探讨的深入,中国的仁人志士们对于欧洲文化的注意カ,渐淅便转移到了探讨如何对中国的政治体制、社会制度、经济构成进行改造上。
——摘编自丁伟志《近代中国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特点》
材料二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关于如何对待中西文化,在中国的文化思想领域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主要形成两派观点即以杜亚泉、章士钊为代表（观点一）认为,中国固有之文明,“正足以教西洋文明之弊,济西洋文明之穷”,西洋文明会造成“人心迷乱”、“国是丧失”、“精神破产”。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观点ニ）认为,西洋文明比东方文明优越,“遏カ以受西洋文明之特长,济吾静止文明之穷”。“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
——摘编自李佩《中国近代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特点并分析其产生的原因。
（2）围绕如何对待中西文化的认识,阅读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选择一种观点进行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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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权力监督，在中国古已有之。西周就有过所谓做诗、诵诗的舆论监督，当时还创造了“三监”制度，并成为以后秦汉时的监察御史和刺史制度的渊源。此后中国各朝代都建有权力监督制度。西汉中期开始建立多重监察制度，如御史的监察、丞相司直的监察、司隶校尉的监察等。西汉还发明了中国最早的举报箱。唐、宋、元、明、清的监督制度都有不同程度发展。忽必烈曾说：“中书省是我的左手，枢密院是我的右手，御史台是我用来医治左右手的。”这些制度虽有一时一地之效，但并不能对贪官保持持久的威慑力。
——蒋德海《为什么说权力制衡比权力监督更重要》
材料二：（美国）宪法的核心问题是要在限制政府权力和利用政府的权能两者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宪法不仅要完成对民族国家横向权力的划分，而且要完成对民族国家纵向权力的划分。中央与地方同时分权与制衡，防止国家权力集中到任何一个群体，有利于防止专断独裁。通过授权有限政府之职能，宪法起草者们确信减少了政府脱离人民控制的机会。
——《美国宪法分权制衡和法治原则之浅析》
材料三：从逻辑上说，权力监督中的权力，是一种外在的权力；从功能上说，它最多只能起到事后的作用。同时，由于监督权本身也是一种权力，它也必须受到监督。于是就会产生一种监督权由谁来监督的问题。而权力制衡中的权力则不同，它是一种内在的权力。在权力制衡中，每一个权力行使者都具有权力的行使者和权力的制约者的双重身份。权力的行使者不仅受到其他权力的约束，而且也同时约束着其他权力。
——蒋德海《为什么说权力制衡比权力监督更重要》
（1）根据材料一，概括出中国古代权力监督的特点。
（2）根据所学知识说明，近代美国是如何实践材料二中宪法理念的？
（3）根据材料一、三，指出中国古代权力监督与近代美国权力制衡在实际效果上的不同。综合以上三则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宋元时期是我国古代书院教育的发展和成熟期，书院的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育理念和教育风格等都日益完善和规范。书院注重明辨义利价值观，强调以义为本。教育以社会群众为价值主体，并以社会整体利益制约个人利益。课程设置以"四书五经"作为德育课程的主体。重视学术争辩和学术交流，允许不同学派进行讲学，体现学术自由。宋元统治者都极为重视通过书院对民众进行制度性和非制度性的教化，并尽量把两者结合起来，把统治者的统治意愿转化为被统治者的自觉要求。
——摘编自李强《简论宋元时期的书院教育及启示》
材料二 虽然欧洲中世纪大学的产生没有一个确定的日期，但一般认为，最早的大学建于12世纪。随着贸易和工商业的不断发展，城市需要更多的管理和服务机构。并需要大量具备专业知识和业务素养的从业人员，原有的教育机构不论在数量、规模还是所设专业都无法满足时代要求。在1100至1200年间，大量的新知识涌入西欧，这些新知识冲破了大教堂学校和修道院学校的束缚，产生了有学问的职业。它吸引了来自欧洲各地的求知旺盛的青年……来到巴黎和博洛尼亚，组成那些学术行会，并给予我们对于大学的最初和最好的定义∶一个由教师和学生组成的社团。
——摘编自贺国庆《欧洲中世纪大学起源探微》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元时期书院教育发展兴盛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分析中世纪欧洲大学的勃兴带来的积极影响。
材料一 14—15世纪，欧洲大学和国家采取了各种措施阻止而不是鼓励学生的流动。“当时每个国家、政治或教会团体都试图建立大学，以使其公民能在当地而不是国外学习。通过这种方式它们将公民的智力和思想训练监控起来，阻止资金流向国外以损害本地商人和手艺人的利益。”一些国家甚至以剥夺公职的惩罚来强化进入国外大学的禁令。
——摘编自贺国庆《西方大学史上的留学潮》
材料二 1902年，清政府正式饬令各省选派学生赴欧洲留学。清末的留欧生，以公费为主，自费留学生较少。清政府明令：“凡官费出洋学生，概学习农工格致各项专科，不得改习他科。”“习法、政、文、商各科者，虽入大学，不得给官费。”
1903年以后，清朝官僚一致认为最好向日本派遣留学生，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涌入与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一日本，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留日高潮。针对戊戌维新前后改良派学习日本的愿望，日本舆论大肆宣扬说：“支那既渴望教育，日本教育家苟趁此时喙于支那教育问题，握其实权，则日后支那为教育上之主动者，为知识上之母国，种子一播，则将来万种之权，皆由是而起。”
——摘编自刘志强、张学继《留学史话》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4—15世纪的欧洲和20世纪初的中国在留学政策上的异同之处，并简要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为什么在20世纪初中国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留日高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