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古代儒家论述的“天下”，其实往往关键在“以天下之大，四海之内，所共尊者一人耳”。……随着核心区域逐渐扩大，一些原本的四夷渐渐融入中国，而渐渐膨胀的中国拥有了更遥远的四夷，人们口中的“天下”，有时候指的是“中国”，有时候则包括了“中国”和“四夷”。汉代之后特别是到了隋唐，“天下”越来越兼带“中国”与“四夷”。此后，在“天下”观念里始终有“内”“外”的区别，有“华”“夷”的不同，也有“尊”“卑”的差异。

——据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对殖民侵略的反抗过程，也是从“华夷之辩”到中华民族的建构过程，正是同仇敌忾的反抗侵略斗争，成就了中华民族；对满族王权的反抗过程，同时也是“新民”的建构过程，将大清皇帝的子民改造为中华民国的国民。因此；正如“民族国家”这个合成词所表达的那样，“民”标示着这个新国家的政治属性，她不再是一家一姓之国家，而是人民之国家；“族”标示着这个新国家的文化属性，她是中华民族之国家。

——据翟志勇《中华民族与中国认同——论宪法爱国主义》

材料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材料一   甲午战后，中国的民族具有群体意义的觉醒开始，这是近代百年的一个历史转机。“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梁启超）。……戊戌政变后，第一批具有近代意义的知识分子已经出现，这些人，或脱胎于洋务运动，或警醒于民族危机，使中国人看到了群体的形式和力量，为广开民智而介绍了西方的科学知识，这些知识在近代中国转化为政治力量。新式知识分子是“中等社会”最进步的部分，但他们的思想、观念并不是从中国社会里直接孕育出来的，而是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这与他们所代表的社会之间有着某种程度的脱节。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二   戊戌变法兴起于民族危难之时，变法维新思潮的灵魂是其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与以前相比，变法维新思潮的爱国主义思想要更加广泛和更为深刻。维新思想家以抵御外国侵略为基点，着重于中国的政治制度的改革和经济贸易的发展，从根本上实现祖国的富强，才能彻底摆脱民族危机。维新派所从事的变法宣传和历次上书言事的内容中，无不把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作为当务之急。

——摘编自史仲文、胡晓林主编《中国全史：中国清代思想史》

材料一：在民族主义的感召和激荡下，英、法等民族国家先后建立。到19世纪前期，民族主义在西欧、北美取得了辉煌胜利，并为传播到亚非拉乃至世界奠定了基础，促进了这些地区民族意识的觉醒。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工业化、现代化的迅猛进展，欧美各国原有的民族国家内的市场已容纳不下急速膨胀的生产力。于是，这些国家利用人民的民族主义情结，狂热地宣扬本民族优越论，打着“传播文明”和为本民族“谋福利”的旗号，进行野蛮的殖民侵略和掠夺，建立起帝国主义殖民体系。

——摘编自程人乾《论近代以来的世界民族主义》

材料二：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和国家学说的倡兴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时期，民族与国家的内忧外患更甚，人们强烈要求用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及先进的科学技术改造中国。但是，这一时期西方国家的许多政治、经济、文化的弊端也暴露出来，使得当时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开始注意中国发展中应当避免的问题。于是在“救亡”与“救国的相互推进中，时人有一个对西方民族国家思想和西万文化正反两面性的认识深化的问题，并由此产生出在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问题上逐步具有的中国特特色的认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近代仁人志士积极探索民族国家的重建途径，创造性地提出政治革命与民族革命相统——的思想，并以此为核心构建近代中华民族国家中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新的一致性。

——摘编自李禹阶《华夏民族与国家认同意识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