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清末革命派中存在着基于狭隘“民族建国主义”的以在18行省恢复建立汉族国家为目标的革命建国思想，而视少数民族聚居区域为可有可无之地，这客观上为侵华势力提供了可乘之机，也导致国内满、蒙、回、藏各族对革命充满疑惧而产生离心倾向。“五色旗”于1911年12月初产生于江浙一带并非偶然，在当时南方的革命阵营里，立宪派、旧官僚和温和革命派的主张已经占压倒性优势。立宪派与革命派分歧的一个根本点就是立宪派认为满汉早已融合以及民族革命将导致国家分裂以至灭亡……在立宪派对清政府绝望以至于参加革命以后，它的民族团结和领土完整的主张并未改变；温和革命派如宋教仁等原本就反对极端的民族主义，最终象征五族共和的“五色旗”取代象征18省汉族铁血团结的“十八星旗”成为中华民国国旗。
——摘编自张永《从“十八星旗”到“五色旗”》
材料二 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历届政府和各政党领袖都大力提倡民族平等，主张中华民族的整体认同，但多表现在理论阐述和宣传等方面，而较少应用于实践，缺乏相关法律制度保障。只有新中国成立后，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才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民族平等才从理论层面进入到社会实践层面。中国共产党将“民族平等”的概念充分体现在不同时期的宪法和纲领性文件中，并指导着新中国民族事务工作。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开展“民族识别”工作，对民族成分和民族称呼混乱的状况进行了统一规整。中共十八大以后，“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新的民族利益观和价值观，创新地将“政治认同”“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相结合，将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升到新的理论高度。
——摘编自何一民、刘杨《从“恢复中华”到“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辛亥革命前后中国民族观的变化，并说明影响中国民族观变化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概括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工作的成就，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说明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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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中世纪的西欧形成了统一的基督教世界，民众毫无民族情感而言，他们的忠诚要么是对封建领主，要么是对基督教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把人们从宗教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现实社会的重要性提高，世俗权力特别是王权得到加强。通过马丁·路德翻译拉丁文《圣经》等方式，作为民族凝聚力重要工具的民族语言得到普及，使得宗教共同体的地位下降，民族共同体的地位上升。
——摘编自李宏图《论近代西欧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
（1）根据材料一，指出近代西方民族国家观念形成的表现，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西方民族国家观念形成的时代背景。
材料二 自鸦片战争以来，“亡国灭种”的遭遇使得原有的国家认同不断被摧毁，这极大地引发了人们的思考。梁启超认为，“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只有建立一个君主立宪的民族国家，并致力于开启、培养国民与此相应的国家认同感，中国方可立于世界民族国家之林。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一再强调，各族“皆得享共和之权利，亦当尽共和之义务”。
——摘编自暨爱民《百年凝聚：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认同建构》
（2）根据材料二，指出梁启超和孙中山对民族国家的设想，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中国民族国家观念兴起的历史意义。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民族国家观念在当今的时代价值。
材料一 20世纪初，列强在蒙古、西藏、新疆地区策划分裂活动，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观念开始出现。中华民国成立后，“五族共和”成为传诵一时的口号。1924年，孙中山在演讲中第一次使用了“民族复兴”一词，并批评列强“不准弱小民族复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复兴”成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社会思潮。1935年国民政府设立民族扫墓节，1937年国共合祭黄帝陵。
——摘编自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
材料二 晚清以来民族主义在中国社会的勃兴以经济层面表现较为明显。“商战”是经济民族主义的一个直接体现，强调“外国所需于中国者，自行贩运；中国所需于外国者，自行制造”。“须减内地出口货税，以畅其源；加外来出口税，以遏其流”，使“中国之富可期”。重商主义者提倡政府设“商部”，定“商律”，轻“厘税”，给“凭单”（专利证书），以期获得政府对实业的支持。利权观念是晚清经济民族主义思想的核心理念。随着晚清利权观念的侧重点由保富争利转向维护国家主权，人们所倡导的“收回利权”的主要方式也逐步由19世纪后半期的发展工商业、与外人商战向20世纪初的对外交涉、收回路权、矿权转变。
——摘编自袁为鹏《从利权观念的变迁看晚清经济民族主义》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近代中华民族观念变迁的历史背景与作用。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晚清时期经济民族主义思想的经济价值。
材料一 春秋时期，民族矛盾尖锐、各诸侯国之间政治斗争激烈。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提出了“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内诸夏而外夷狄”等思想，主张蛮夷必须向天子朝贡，承认天子的统治地位，后来大多数中原政权将此奉为主旨。为了树立“大一统”正统王朝的形象，清初几位皇帝都强调自己的所作所为及入主中原是符合“中华”价值标准的正当举措。雍正皇帝对此解释说:“我朝肇基东海之滨，统一诸国,君临天下，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内而直隶各省臣民。外而蒙古极边诸部落，以及海限，梯航纳贡，异城遐方，莫不尊亲。”
——摘编自李治亭 《清代民族“大一统"观念的时代变革》等
材料二 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专门论述了“中华民族”,说明“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中因各民族的共同称谓。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为动员少数民族参加革命,一直以各民族“自决”和号召，毛泽东认为这一口号已失去了意义,要“团结中华各民族（汉、满、蒙、回、藏、苗、瑶等）为统一的力量共同抗日图存"，为争取中华民族自决权而斗争。在统一的国家之下，少数民族“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随着日本侵华的加剧，中华民族作为中国抗击日本侵略的整体力量用语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社会动员的最强音。
——摘编自黄兴铸《重塑中华: 近代中国的中华民族观念研究》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清初统治者民族观与孔子民族观的不同之处，并对清初统治者民族观做简要评价。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观的基本内涵，并说明其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