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古代中国，西周的封君升臣制经过春秋战国几个世纪的磨合、演变，形成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长达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这一制度极其严密、坚固，其内在的传承性也极其顽强。那么究竟是什么使中国的皇权专制政体如此无懈可击、无缝可钻、坚如铁桶？国家原则和家庭伦理同构的高度垄断的国家学说和意识形态、具有共同信仰和基本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庞大的官僚统治队伍、对经济生活无孔不入的行政控制恐怕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这是中国封建专制社会超稳定结构的三大支柱。中国古代皇权从来没有在法律和制度层面上被分割过，无论君权是君主一人独享还是实际上被别人分享甚至被完全架空，但整个社会的所有政治权力的最终归属在法律和名义上都定于一尊，专属君主。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和玄学兴起，但是这些宗教始终没有形成一种独立的政治组织和政治力量和中国的皇权对抗，相反，它们很快被融入主流意识形态当中。

材料二   在西欧封建社会，王权实际上处于和黄族、教会、自治的城市等各种相对独立的政治力量和政治权力并存的局面，它们既配合，又斗争，即使在以“神授王权”为标志的君主专制最典型、君主权力最集中的时期，君主从贵族、教会、城市收回的行政权、司法权也是不彻底的。英国是西欧封建君主制度发展较早较完备的国家，1066年诺曼底公善威康率兵征服英国后，随后王权强化，但英国封建君主始终受到封建大贵族的制约，最典型的是对国王征税权的限制。“王权强化的同时，封建贵族接二连三地中张他们的权利。……国王要求贵族提供特别（即额外的）捐助，必须征得贵族的同意。”相对于王权来说，宗教组织或教会往往又拥有独立的政治经济利益，王权为寻求自身的巩固和垄断，往往还要屈从于宗教组织和教会，以取得他们的支持。

——均摘编自凤凰文化《中西君主专制制度的区别》

材料一 中国的城市建设和相关理论在商周时期已经产生。古代城市具有“城”和“市”的两重身份，但倒重政治、军事功能。城市公共空间主要为政治统治服务，体现了“天人合一”的理念。城市中的广场、牌坊、庙宇等常常与当地的历史、风俗有密切联系。近代，仿西方而修建的公国等休闲娱乐场所逐渐成为公共空间结构的新要素。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城市公共空间建设不仅突出了广场、街道，还顾及社会弱势群体的需求，而且引入了社会资本和群体参与。

材料二 15世纪以后的欧洲，城市公共空间结构打破了中世纪的封闭状态，宏伟的林荫大道和广场，布局讲究严道的几何构图，体现着人对社会和自然的有力拉制。19世纪以来城市人口快速增长，城市规模和数量急剧扩大，产生了一系列城市公共空间环境问题。为了缓解日益严重的人与环境、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等矛盾，20世纪初以来，英美等国着重从美观舒适、卫生条件的改善、满足人们精神上的需要等方面加强城市公共空间的建设。

——摘编自周波《城市公共空间的历史演变》

材料一   为了加强对全国的控制，实行有效的行政管理，公元前220年，秦始皇下令修建了以咸阳为中心的驰道。这些驰道宽22米，路基高厚，以铁锤夯筑得坚实平稳，还在道旁栽种了树木。公元前212年，命令蒙恬主持修建了一条由咸阳向北的“直道”，经云阳、上郡直达九原，全长900余公里。后在云贵地区修“五尺道”，在湖南、广东等地修筑了攀越五岭的“新道”。这样，一个以咸阳为中心的交通网把全国各地联系在一起。西汉时，汉武帝继续了秦朝的政策，修建公路以方便各地间的商业和交通。为了发展同中亚、西亚、南亚各国的交往，修筑了令居（今甘肃永登）以西的道路，设置亭驿，便利商旅。

——摘编自朱绍侯张海鹏齐涛主编《中国古代史》等

材料二   同中国一样，罗马人也是通过建设运输和交通网络完成帝国一体化的。罗马的道路有很深的路基，路旁有围护、排水渠，路面铺设了大块平坦的筑路石，主路宽6-8米，可供双向车辆同时行驶，蜿蜒的山路也有2-3米宽。沿路设置了驿站。公路连接了帝国的各个部分，其中，最著名的公路全长2500公里，沿东北边境从黑海一直通向北海，与多瑙河和莱茵河平行。一条长4800公里的路与北非海岸线平行，许多支线直插南方，商人、士兵通过这些支线可深入撒哈拉沙漠。在地中海地区，罗马人新建了一些道路，方便了这一地区的旅游和贸易。还有一些公路从地中海东部的城镇和港口一直通到帕尔米拉——这是亚洲中心通往西部的最主要的商站。据估计，罗马道路的总里程超过了8万公里。

——摘编自【美】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著《新全球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