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1】洋务派的“道”与“器”
他们认为中国擅长的是道，西方擅长的是器。中国原来也包括器的，但是后来……“器”的研究没有被重视，失传了，传到西方去了。……我们现在又向西方学习，学的即是我们传过去的东西，中国古已有之，传到西方，现在“天将器还中国”，我们又学习，这是合理的，必要的。

——《晚清——政治与文化》

（1）文中的“道”．“器”分别是指什么？洋务派对两者的态度如何？
（2）洋务派“天将器还中国”的论述目的是什么？
（3）如何评价洋务派 “道”与“器”的主张？

【推荐2】阅读材料，完成问题。
材料 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均可以说是一部生存竞争的历史。竞争过程的顺逆和结果的成败，决定这个国家民族的福祸命运。顺逆成败，则又决之于国家民族对于时代环境的适应能力，亦就是决之于近代化的程度。……民族文化的竞赛是无时或已的，进步是不可稍停的……

——郭廷以《近代中国的变局》

结合近代中国19世纪六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的相关史实，论证说明“顺逆成败……决之于国家民族对于时代环境的适应能力”。

【推荐3】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瓜分危机加速了这场已经积蓄了十年动力的运动的到来，自1885年中国在中法战争失败后，有限现代化的弱点已很明显，1894年的那场大败更“成中国之巨祸”，无可否认地证明了洋务运动的失败。学者、官员甚至是皇帝和皇太后，都认为需要一场更彻底的变革，尽管他们对变革的性质、范围和领导权的问题存有分歧。中国思想界认识到，只有一场激进的改革，甚或革命，才可拯救中国。进步人士倡导体制重组；激进入士则主张革命，以中华民国代替清王朝。在战后中国，政治运动主要由这两股潮流构成。

——据徐中约《中国近代史》等整理

材料二   戊戌政变之后，百日维新作为一场政治运动失败了。但作为一场思想文化运动，新学家们带来的解放作用远不是西太后发动的政变所能剿洗干净的。从这时候起，第一批具有近代意义的知识分子已经出现。这些人，或脱胎于洋务运动；或惊醒于民族危机。他们处多灾多难之世，怀忧国忧时之思……成为最自觉的承担时代使命的社会力量。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1）阅读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材料中“成中国之巨祸”的历史事件，概述“激进的改革”思想产生于19世纪末的历史动因。

（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试论维新变法思想的历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