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代的主要贸易港有交州、广州、泉州、扬州四大港，而宋代港口则广泛分布于北起京东路，南至海南岛的广大区域；……唐代的海外贸易已达波斯湾沿岸，主要贸易区域在巴格达经印度、马六甲至广州航线以北地区，宋代的贸易范围……开始向阿拉伯海西岸及更广范围航行，远至红海沿岸及非洲东海岸；……两宋时期，进出口商品的种类都有了很大增长，进口商品主要是一些原材料，如香料、矿石、马匹等，而出口商品大多数是制成品，如丝绸、瓷器、书画等，这表明中国在当时的海外贸易中占主导地位；……宋代一个海商一次贩运的货物常达十万斤以上，价值高达数十万贯。”

——选自杨宁一主编《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

材料二   明清统治者也自称受命于天，君临天下，统驭华夏，构建起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四邻国家为藩屏的封贡体系。明太祖告诫：“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无敌兴兵贪一时战功，致伤人命，切记不可！”乾隆帝坚决拒绝苏禄国以户口、人丁编入中国图籍的恳求。明清皇帝对藩属国进贡的礼品从不计较，还体谅该国情形，逐步减少贡品数量和进贡的次数，厚往薄来。藩属国内部事务由各国自主处理，中国不加干涉。藩属国受外来侵略，中国政府有义务保护其安全。中国还出面调停藩属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避免战争，使和睦相处。封贡体系各国之间，经济、技术和人员广泛交流，互通有无，共同发展。因封贡使团来往交流及学者互访并留学肄业等，中国传统文化广泛传播到藩属各国，各国优秀文化也传到中国，共同构筑了中华文化圈。各国对海难船货互助互救，乾隆时，政府建立了动用公款抚恤沿海各国难船的制度，进一步加强了海上互救的力度。

——摘编自张顺洪、高翔等《明清时代的中国和世界》

材料一: 东西方的海路交流可以上溯到秦末汉初。唐宋时期，广州成为中国第一大港，是世界著名的东方港市。由广州经南海、印度洋可到达东非和欧洲，途经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元代时，广州的中国第一大港的位置被泉州替代，但仍然是中国第二大港；明初、清初海禁，广州长时间处于“一口通商”局面，广东社会的重商思想不断得到加强，粤商形成。

材料二: 长期的商贸往来，广东人培养出独立自信的意识，即使在充满屈辱的百年近代史里，广东人仍大胆提出“以夷制夷”、“中体西用”、“商战救国”等口号并付之于具体的行动，充分显示出粤人敢于融入海洋文明的魄力。广东商人往往对外向型手工业作坊或工厂手工产品特别青睐，甚至投资于外向型手工业，从而促进外向型手工业的兴起和发展。随着广东海商出海贸易的发展以及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明中叶开始外国银元大量流入中国。外国商人的银元经由广东向全省乃至全国流散。广东的市镇也像雨后春笋般兴起和发展起来。贸易的通道，同时也是文化交流的通道。广东商人的大量出海贸易，不仅把中国的优秀文化带到国外，而且也把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带回中国来。

—— 摘编自杨久炎 ，林涛《广东在海上丝绸之路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等

材料一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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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二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写道：“宋朝期间，中国人在造船业和航海业上取得巨大的进步，12世纪末，开始取代穆斯林在东亚和东南亚的海上优势。”宋朝中期之后宋朝廷出于贸易营收等原因开始支持鼓励，国家和商业力量的合力，使得中国海商成功地参与到以往几代穆斯林商人垄断的海洋贸易中，并超过他们，在此后几百多年的时间里，开创出一个由中国主导国际贸易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