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朝中期，以等级为特征的传统礼制进一步突破，知识分子阶层、商人阶层整体崛起，这些影响到社会风尚的变化。万历年间编纂的《通州志》记载，该地之前在饮食上很简朴，“贵家巨族，非有大故不张筵”，但如今“无故宴客者，一月凡几，客必专席”。张翰在《松窗梦语》中说：“国朝士女服饰皆有定制，洪武时期律令严明，人遵划一之法。代变风移，人皆志于尊崇富侈。”

——管汉晖、李稻葵《明代GDP初探》

材料二   隆庆元年（1567年）明穆宗下令开关，允许民间“远贩东西二洋”。明朝的这次“对外开放”迅速带来了对外贸易的繁荣。但是明朝的对外贸易呈现的是“一边倒”态势，出口量很大、进口量却很小，当时全世界白银产量中的1/2流向了中国，总数多达数亿两，明朝成了名副其实的“白银帝国”。富人阶层普遍喜欢囤积白银，一方面白银是财富的象征和避险的工具，另一方面也说明消费仍然不够活跃。而“重本抑末”政策对商人再投资也有鲜明导向。当时的社会排名是“士农工商”，当经商赚取到一定银子后，这些富人们往往不去扩大再投资，反而是去买田置地，需求端一直处于长期乏力的状态。大量白银没有进入消费领域，经济转入了通货紧缩。

为改变困局，尤其为了改善朝廷日益恶化的财政状况，明朝中后期接连实施了多次经济改革，包括嘉靖新政、隆万新政和张居正改革等。但这些改革的主要举措大多集中在财政税收领域，无法触及类似“供给侧”这样的深层次经济问题，无法回应新经济急需政策“松绑”的诉求。

——弗兰克《白银资本》

材料一   我国古代市场交流的商品，最初以各地土特产为主，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农产品和手工产品逐渐成为市场的主流商品。……由于不能完全做到自给自足，农户不能生产盐、铁等必须的生产、生活资料，就必须依赖市场的供应；同时，封建国家征收货币的制度也促使农民与市场发生关系。……这种以农民家庭手工业形式出现的商品生产与农业紧密结合在一起，……但农民从事商品生产的直接目的不在盈利，而在于纳税和维持生计……不仅商品生产和非商品生产在时间上无法截然分开，生产过程中延长劳动时间和投入的人力资源也可以不计成本。在个体小农经济中，这种作为农业副业的商品生产并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商品生产，实际上只是一种交换价值生产形式下的使用价值的生产。

——雷震《中国古代商品经济特点简论》

材料二   王家范认为，在自然经济中，农民基本上是自给自足，是抵消费；中小地主也是“节俭型”消费，大部人的消费水平很低。那么，是谁支撑起城市商业的繁荣？主要是国家开支的消费、非生产人口的消费和奢侈性消费，是畸形病态的消费结构，在表面繁荣下，生产者却日益贫困，从而形成一种社会怪象……。中国城市是朝廷控制的政治中心，都市为官僚、皇室提供生活、消费和娱乐，农村只起供养作用……数亿农民的物质产量都被消费了，没有剩余财富转化为资本，……这样，商品经济始终未得到充分发展，不能从根本上完成瓦解自然经济的历史使命。

——任世江《商业：城市的繁荣与农民的贵困化》

材料一明清时期，出现了不少著名的产棉区，如山东东昌府所产棉花，“商人贸于四方”；江苏松江府一些地区种棉花的占百分之七八十。福建漳州府和汀州府是烟草专业户集中的地区。北京丰台草桥一带各村庄都种花卉，被誉为“花乡”。明清商业继续繁荣，国内市场扩大，农工产品种类多达两百余种。商品经济向农村延伸，江浙地区以工商业著称的市镇，蓬勃兴起。

材料二西方学者比较中世纪的中国和西方的城市后认为：中国城市处于朝廷行政官僚的控制之下，城市在司法审判上表现出随意性。相比之下，欧洲的城市则更为自治和独立，大多数城市都有宪章和民族法典保护公民的法律权利。欧洲城市中的商业影响也要更强大的多。而中国城市工商业中，国家起了主导作用，诸如国家制铁厂和皇家陶瓷厂（官窑），食盐贸易的许可证制度等等。

——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